「以官為貴」 ——國難興

大陸一年一度公務員招考，2013年度的考試又拉開了大幕，真是盛況空前，一年勝一年。此盛況遠勝高考盛況，稱為「千軍萬馬搶過獨木橋」一點不為誇張。中國最早最低的高考錄取率不低於百分之一，逐年走高，如今若包括民辦大專院校錄取的考生，許多省市已經基本實現「全覆蓋」。而國家公務員的「錄用率」，從百分之一起步，行情不斷「暴漲」，到今天許多崗位達到了驚人的千分之一！就是說，某個公務員崗位招收一名，報考人數達到甚至超過一千名，最終只能錄取一個人，九百九十九個人都要落選。明知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結果，因何還要做這種勞命傷財的蠢事，甘冒落水溺死的風險呢？緣於大陸人把「公務員」定為「官」，「以官為貴」、「陞官發財」，早已在大陸蔚然成風！風靡神州！

這是一出喜劇。而最近又發生了一起悲劇——

河北省某鄉村有一個碩士研究生畢業的小夥子，讀研期間就渴望當公務員，端「金飯碗」。畢業後什麼工作不做，情願在家種地，年年等待公務員招考，可惜屢試不中，酷似古代「範進」。鄉親們像當年「胡屠戶」諷刺「範進」那樣，把這個小夥子當作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說他花了家裡那麼多錢，讀了那麼多年書，連個公務員都考不取，真是個大廢物。小夥子本人頗有「範進精神」，一點不在乎。今年繼續報考，發誓不中舉不罷休。他父親聽說兒子今年還要報考公務員，鄉親們的流言蜚語又不停地傳進他耳朵裡，實在羞於見人，憤而自殺身亡！

這樣的悲喜劇在大陸年年都有上演。

文化大革命期間，批判劉少奇的「入黨做官論」，將「毒根」挖到孔丘的頭上，說這是「學而優則仕」的翻版。那時候把「優」解釋為「優秀」，學習的目的是為做官。「文革」後又說劉少奇並無「入黨做官論」，孔丘的「學而優則仕」的後面還有一句「仕而優則學」。孔丘的本意並不是學得好便做官的意思，「優」應作「餘力」講，孔丘是提倡做學問之餘可以為官，為官之餘應該做學問。

劉少奇有無「入黨做官論」姑且不論，孔丘「學而優則仕」的本意姑且不爭。廿一世紀的中國大陸的現實，倒是「入黨做官論」大氾濫，「學而優則仕」（作「優秀」解）大風行。

垂手可得若幹此類現象：小、中、大學的校友聚會，無不自覺地把官銜高低放在首位，將現任官銜最高者奉為上賓。清華大學有位當年負責65屆、66屆學生分配工作的教授，撰寫回憶文章時，情不自禁地披露，經他當年分配的畢業生中有胡錦濤、吳邦國、吳官正……至於學術界名人，對不起，一字未提。（見《炎黃春秋》2009年7期28頁）據傳，著名作家劉心武每每接到請帖，首先要問：有無高官出席？若回答有，立馬婉辭。他的解釋是：決不是針對官員本人，實在是看見「攀龍附鳳」的眾生相，心裏不舒服！如果說這些屬民間自發「排座次」，官方的正式排位同樣未能免俗。筆者的高中母校是赫赫有名的百年名校揚州中學，百年來雖然培養了近百位兩院院士，好多是自然科學方面的著名專家、領軍人物。但是，無論是校史陳列館，還是校史紀念冊，排於首位的都是江澤民，排在第二位的都是胡喬木，儘管朱自清的文學成就遠在胡喬木之上，但朱無官位，只能退居其後。至於那些兩院院士，更是後之又後了。筆者初中母校是一所農村中學，是新中國成立後建校，五十幾年歷史。四十年校慶時，最高官員是一位省級宣傳部副部長，校史陳列室內無疑佔頭把交椅。可惜好景不長，此君酒桌旁不幸猝死。到五十週年校慶時，此人不便再提。另有一位校友當上更大的正廳級官員，馬上佔據了猝死高官留下的頭把交椅。毫無疑問，建校六十週年、七十週年時，校史室的第一把交椅仍然可能更換新的高官。

2009年9月3日，《南方都市報》刊登了一則「小新聞」：廣州某小學一年級新生入學報到時，老師問一位新生：「長大了想做什麼？」新生毫不猶豫地回答：「想做官。」老師又問：「做什麼樣的官呢？」老師提這個問題的本意很可能是希望新生回答「做個好官」，或者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官」，可是讓老師大跌眼鏡的是，新生竟然大大方方地回答：「做貪官。」老師肯定生氣了，責問該生：「為什麼要做貪官？」新生毫不避諱地答道：「貪官有很多好東西。」老師搖頭不止，驚詫不已！這是小學生之過呢，亦或是學生家長之過呢，還是「以官為榮」、「以官為貴」的社會風氣之過呢？2012年九月，有人在《人民網》上公開叫嚷：「為陞官發財讀書，有什麼錯？」是啊，人各有志，作為個人，他把讀書的目的定在「陞官發財」，有何錯誤？這全是「以官為貴」、「以官為榮」的黨風、民風帶來的嚴重後果。個體人不負有任何責任。人人都為「陞官發財」而讀書，個人的前途可能一片光明，中華民族的前途就大為堪憂了！

盛世修譜修志，如今算是「盛世」了，修譜修志成風。無論家譜族譜，無論縣誌市志，都以有無官銜、官銜大小論英雄、排座次。與封建社會修的譜志沒有任何原則性區別。這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怪現狀吧？

以上細節有力地證明，「以官為榮」、「以官為貴」之風已經刮到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已經浸透於每一個中國人的骨髓。

當代中國「官本位」之風刮得有多大有多狂？舉三個數字足可證明。

第一個數字是國家發改委離休幹部余孚披露的：我國的公務員職務消費從1978年到2005年的28年中增長了140倍。佔當年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從4％增長到24％。現在接近四分之一的年財政收入用於公務消費。每一個中國人負擔的行政管理費平均從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萬美元GDP負擔的公務員人數，中國是39人，美國是2.31人，日本為1.38人，中國是美國的17倍，是日本的28倍。這是不是日本迅速從戰敗國崛起為世界經濟強國的秘笈之一？而剛剛執政的民主黨還在批判自民黨60多年執政期間國家機關臃腫、官僚作風氾濫。與當代中國相比，真是一個天堂一個地獄啊！

第二個數字是每年全國招考公務員時，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後不約而同爭先報名、趨之若鶩。前幾年，幾十人爭考一個名額已經讓人吃驚，近幾年竟然發展到幾百人爭考一個公務員崗位。東部發達地區，某些吃香的崗位，一個崗位爭考的人數甚至超過千人，可以說是蔚為壯觀，也可以說是令人怵目驚心。不管怎麼解釋，都是全球第一、全球惟一，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奇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週年前後，恰遇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又掀起了一股「嫁‘碗’族」風潮。此「碗」為鐵飯碗。如今大陸能稱「鐵飯碗」的惟有公務員。二十世紀最初幾年，女白領們（大學本科以上學歷者）流行的是「嫁‘錢’潮」，誰有車有房，誰有店有廠，不管是二奶是填房，不管是博士是文盲。她們風趣地說白毛女為什麼不嫁黃世仁，真是傻到家了！到2008年，觀念徹底變了，自己沒有考取公務員，自己端不上「鐵飯碗」，決心這輩子當「嫁‘碗’族」：只要他是公務員，當然有官帽更好；只要他沒有正式夫人，當然初婚更好；只要他沒有到退休年齡，當然年輕更好。她們重新評價白毛女了，稱讚白毛女目光遠大：不嫁黃世仁，誓嫁大春哥。黃世仁遇到「劫富濟貧」，馬上一文不名；遇到金融危機，馬上一貧如洗！大春哥多好——參軍、入黨、當官，捧上了「鐵飯碗」，老了成為「離休幹部」。白毛女真是我們「嫁‘碗’族」的祖奶奶！有人風趣地說，中國古代建造了萬里長城，是世界第一；二十世紀毛炫耀文化大革命是世界第一；當代中國又創造了「官本位」的世界第一，「嫁‘碗’族」的世界第一。雖然評不上諾貝爾獎，卻可以申報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吧？

第三個數字是深圳有關部門披露：深圳市要招聘一位教育局長，報名者中竟然有十五位著名大學教授。雖然這位官員感到不可思議，但這是確確實實的現狀，決不是虛構，也沒有誇張。十五個大學教授爭搶一個市級教育局長的新聞很快在網上流傳。有人跟帖稱：「簡直不可理喻」、「百思不得其解」。筆者倒以為這很好理解。

首先，「以官為榮」、「以官為貴」風氣的形成，是在徹底摧毀民眾頭腦中「以知識為榮」、「以技術為貴」的思想基礎上而樹立併發展起來的新價值觀。中共建政以前長期形成的「一招鮮，吃遍天」、「荒年餓不死手藝人」等老思想，中共建政之初產生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知識就是力量」等新思想，經過反右鬥爭、批判白專道路、批判資本主義道路、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運動，已經從民眾頭腦中徹底摧毀得干乾淨淨，形成了「知識越多越反動」、「臭知識份子」、「臭老九」、「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無需解釋，這個「好爸爸」當然是當官的爸爸！）不用交待，出身於官宦之家的新一代，當然地追求仕途；沒有當官爸爸的年輕一代，對自己沒有個好爸爸已經悔之晚矣，當然要下決心從自己做起，為兒子找個好爸爸了！

其次，是對官員至高無上權力的肯定。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來，不斷地鼓吹：「黨領導一切」、「外行領導內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一個幾近文盲的老革命可以任科研機構的黨委書記，不僅領導教授、研究員，還要監督他們的思想改造，甚至將他們打成「右派」、「臭老九」，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政治家與科學家的權力，一個是掌控著知識份子的生殺大權，一個是自己的生死被官員掌控，簡直一個在天堂，一個在地獄。49年以前過來的老知識份子，49年以後出身成長的知識份子，誰不想鑽進官場當官，誰還願意鑽進實驗室當科學家呢？

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家與科學家的經濟地位不在一個檔次。當然，若僅計算工資，當官的工資不算太高，科學家的工資不算太低。據說，中共建政初期，毛的工資還低於民國社會留用的某些高級知識份子。但這僅是陽光下的收入，這筆收入對於科學家來說，幾乎是收入的全部。而對於官員則是合法收入中的很小一部分。更大更多的收入來自「月光下的收入」，又稱作「灰色收入」，主要體現在「三公消費」加「小金庫」。所謂「三公消費」即公費出國、公款吃喝、公交車私用。所謂「小金庫」，說小一點屬領導人的「私房錢」，說大一點是領導者的「私人銀行」。這「三公消費」每人每年平均花多少，執政黨不會公布，外部人當然無法準確統計。不過有一些數字可參考。從網上查到東北一位區委書記（地級市的區，相當於縣團級），因為公車制度改革，他一人每年可得「車補」八萬元。小小區委書記，月工資絕對不可能超過五千元吧，那就是說，「三公消費」中的一項——公交車費，已經超過本人工資收入。以均衡計演算法類推，得出每個官員的「三公消費」至少是工資的三倍以上。至於「小金庫」，那是自己給自己發「獎金」的，每月每年每人到底發多少？所謂「小金庫」都是帶「長」字號領導人掌管的，全國帶「長」字的領導到底有多少？以100人中一個公務員，50個公務員中一個「長」，粗略計算下來應該不超過80萬人。據國家審計署官員透露，經測算，全國的「小金庫」每年至少在827億元以上，80萬帶「長」字的人物平均攤派，每人可得十萬元。審計署官員承認：「全國到底有多少小金庫，每個小金庫有多大規模，誰也說不清楚，誰也查不清楚。」既然國家審計署都說不清弄不明，那只有神仙知道了！科學家哪裡去得到這一大筆「灰色收入」呢？如果再計算索賄受賄、買官賣官，官員的真實收入那就大得驚人了。小小的縣委書記，甚至鄉黨委書記，只要他東窗事發，受賄加來歷不明的財產，幾百萬元的比比皆是，幾千萬元的不乏其人。誰心裏沒有數，貪官在官員中的比例高得驚人，足見官場受賄的機會太多太多了，太容易太容易了！一位因買官賣官而落馬的中共縣委書記曾在法庭上公開宣稱：「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科學家有這樣的機遇嗎？有這種可能嗎？即使你是世界級的著名科學家，中國人有誰會向你行賄呢？除非你是科學院、所的黨委書記、院長、所長，那些屬官員，不是純粹的科學家。即便如此吧，與國土部門、建設部門、交通部門的官員們相比，能收到的紅包仍然屬「小兒科」。只有陽光下的收入，沒有灰色收入，沒有紅包，大學教授的經濟收入不可能與市級教育局長相提並論啊！十五位著名教授爭奪一個市教育局長，有什麼奇怪呢？有什麼不可理解呢？舉一個當代的極端事例：上海海事大學在讀女研究生楊元元2009年11月26日在宿舍衛生間用長筒襪自縊身亡。自殺原因是貧窮！她6歲喪父，寡母含辛茹苦將姐弟二人拉扯大。她2002年武漢大學畢業當了七年教師，用自己的工資供弟弟讀博，自己又離職考取上海的研究生。她把母親接到上海治病，住不起醫院，住不起賓館，本想讓母親住進自己的宿舍，但學校規定家屬不准住學生宿舍。無奈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房，房裡連一張床都沒有！自殺前夜，她陪母親睡在出租房的地上，半夜裡愧對母親說：「地上好冷啊！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我和弟弟學了這麼多知識，我們家的命運怎麼就不能改變呢！」早晨回校後就上吊自殺了。這就是當代知識份子悲慘命運的一個縮影！

江澤民高中讀的是揚州中學的「工部」，按現在的分類，不屬「普高」，而應稱為「中專生」。大學讀的是機電系。如果不是大學畢業後即迎來了中共建政，他自己奮發努力，此生最大的成果可能是成為一名機電專家。即使夢想成真了，政治待遇、經濟待遇、社會待遇能和現在相提並論嗎？江澤民多虧「與時俱進」，及時轉換人生奮鬥方向，以業務為平臺，努力朝官場邁進，最終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在職時的風光不提，退出政治舞臺之後，接班人胡錦濤為了感恩戴德，將他在職時由秘書班子代筆的文章、報告、批示、文件等等，統統蒐集起來，出版了厚厚三本《江澤民文選》，不僅得到「著作等身」的青史留名，更有數百萬元的版稅。哪一位科學家的人生有如此幸運如此輝煌呢？

胡錦濤是清華大學1965屆水利系本科畢業生，分配在水利部門當技術員。他如果一門心思鑽研技術，充其量成為全國聞名的水利專家，即使成了長江三峽水利工程的總設計師，政治待遇、社會待遇、經濟待遇、生活待遇能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平起平坐嗎？恐怕相差不止一二個檔次吧？

吳邦國是清華大學1966年無線電系的本科生，分配到上海電子管三廠當工人。如果他鑽研業務，成為電子方面的著名科學家，即使超過兩彈元勛鄧稼先，無論哪方面的待遇，能與全國人大委員長媲美嗎？

吳官正文化大革命前已經在清華大學動農系讀研，如果他沿著讀研、讀博的的路子走到底，最後會成為農業機械專家。中國的農業機械化就這麼個現狀這麼個水平，即使第一流的農業機械專家，又能有多大的作為、多大的出息？與他「棄學從官」，最終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無論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社會地位等等一切方面，難道不是天壤之別嗎？

有人說，中國已經設立了科學技術進步獎，最高一等獎的獎金已經達到五百萬元，科學家的經濟待遇還低嗎？我們且不談幾年評一次、一等獎經常空缺的情況，就是每年評一次，每次都產生一等獎，像袁隆平、吳文俊等傑出的科學家全國能有幾人？袁隆平一生風裡來雨裡去，赤著雙腳綰著褲管，創造出世界第一，也是世界惟一的雙季雜交水稻，解決了中國數億農民的溫飽問題。他的一生精力、一生心血，只換得一次五百萬元獎金。與江澤民相比，在職時不用自己動手，由秘書班子代筆的各種文稿，退休後由接班人結集出版，僅版稅就得到數百萬。有一位外國商人撰寫的「江澤民傳」，書名叫《他改變了中國》。作為中國人，至今不清楚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改變了中國什麼？倒是胡耀邦和趙紫陽想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袁隆平確是憑著獨創的水稻新品種，不僅改變了中國農民的貧窮狀態，同時改變了全世界數億貧困人口的生存狀態。與他對人類的巨大貢獻相比，區區五百萬元的獎金，根本不匹配。

許多友人以為敝人的觀點太絕對化，為什麼「以官為榮」、「以官為貴」的黨風、民風、國風就一定會阻止科學家的誕生成長之路？為什麼不能雙榮雙貴、共榮共貴？對於這種折中主義觀點，敝人實在不敢苟同。偉人毛澤東告誡我們：「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人貴有自知之明。」折中主義者恰恰忘記了偉人的教誨，忘記了人不是神不是仙，忘記了只要是有血有肉的凡天俗子，每個人都各有各的優點，各有各的缺點，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脾氣。如果黨風、民風、國風強行要求每個人都朝著政治家的標準去努力，其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筆者始終固執地認定，官員的誕生成長之路和科學人材的誕生成長之路，是完全不同的兩條路，可以說是南轅北轍的兩條路。

因為政治家與科學家的基本素質是完全不同的。無論是政治上、思想上，還是道德上、性格上，兩者的標準和要求都是各異的，有些甚至是根本對立的。政治家的缺點甚至錯誤，很可能恰恰是科學家所必須的素質；而科學家的許多優秀素質，很可能是政治家的致命缺點。為了便於論述，試以溫家寶為例。他當官可以是人民的好總理，還成了中國第二「好人」（據說第一「好人」是胡錦濤），但絕對不能成為李四光的接班人，成不了優秀的地質學家。

溫家寶大學讀的是北京地質學院，最初是分配到西部地區的勘探隊。一般情況下理應像鑽機那樣往地質科學的深處鑽探，並有希望成為地質勘探方面的專家。但他走的是「學而優則仕」之路，朝著仕途努力發展。先當業務官，再當政治官。當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時，不巧遇上了「六•四風波」。他及時改變政治立場，與總書記趙紫陽劃清界限，與時俱進，站到鄧小平、江澤民的立場上。這是政治家必要的「政治品格」。作為地質學家的李四光，對政治無須考慮，完全可以不屑一顧。他可以為蔣家王朝搞勘探，也可以為共產黨政權搞勘探，可以在鄧小平領導下工作，也可以在趙紫陽領導下工作。如果他關注政治、服從政治，把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放在首位，他就不會成為科學家而成為政治家了。敝人的鄉賢、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他年輕時曾為蔣介石設計建造了中國第一座鐵路大橋——錢塘江大橋，中年時又為毛澤東設計建造了萬里長江第一橋——武漢長江大橋。這樣糊塗的政治立場，絲毫沒有動搖他的全國著名橋樑專家的地位。其地國家的科學家更是如此。據說第一個製造原子彈的專家是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效勞的。即使這樣，不可能否定他在原子彈發展史下的成就和地位。

政治家首先要確立報效國家、服務民族、立志當好民眾公僕的思想。溫家寶具備了這種素質，哪裡有困難哪裡上，哪裡有危險上哪裡。冰雪、地震、洪水，每一次大災大難，第一線上總會出現他的身影，所以被民眾譽為「好總理」、「大好人」。作為科學家，便無需首先確立為國家、為民族、為百姓服務的思想。科學家是以科學成果客觀上實現為國家為民族或者為人類作貢獻，不需要主觀上刻意追求。他可以為中華民國服務，也可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甚至把國家和民族都放到一邊。像美籍華裔科學家那樣，在異國他鄉摘取諾貝爾獎，無論如何不能稱其為「漢奸」。舉個絕對的例子，如若中國的抗日戰爭經歷三十年以上，汪氏政權存續三十年以上，作為藝術家的梅蘭芳應該蓄須拒演，作為科學家仍然無需中斷正在進行的科學實驗。因為藝術屬社會科學，具有政治屬性；科學家搞的是自然科學，沒有政治屬性。在偽政權時期搞出了科研成果，無論如何不能扣上「漢奸」的帽子。

好官應具備大公無私、克己奉公、先人後己的道德品質，要樹立「雷鋒精神」。雷鋒是「活學活用」積極份子，是共產黨員，是「五好戰士」，是紅色輔導員，是民眾心中的「大好人」。但雷鋒本人和「雷鋒精神」不可能培養出專家學者。這並非故意貶低雷鋒和雷鋒精神。筆者當年在部隊當兵，雷鋒犧牲後，戰友們常常私下裡議論：雷鋒的軍事技術實在不咋的！作為汽車兵，指揮別人倒車，竟然撞倒電線桿，砸到自己頭上。如果砸死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別人，無疑是一起重大的責任事故。他從來不是汽車駕駛「技術能手」，更不用侈談機械專家了，評上「五好戰士」，僅僅是軍事技術「合格」而已。所以筆者斗膽說，雷鋒即使不犧牲，若要求他成為與汽車相關的機械專家、動力專家，那是勉為其難，或者說是不切實際的苛求。雷鋒本人不能成為專家學者，雷鋒精神更培養不出科學家。雷鋒精神對於科學家來說，是完全不需要的。科學家的道德是「個人主義」、「個人第一」、「個人為中心」、「自我表現」，要一切圍繞自己的科學研究和實驗，「唯我獨尊」、「唯我獨優」、「唯我獨行」、「唯我獨成」。如果處處想到別人、服從別人、服務別人，那他只能當官、當好人，永遠成不了科學家，更不可能取得前瞻性的、獨創性的科研成果。

從性格上講，政治家需要的是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要鼓勵先進、勉勵後進，要團結絕大多數，必須信仰中庸之道，具有敦厚長者的的風範，要「吾日三省吾身」。當科學家最必要的性格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舍我其誰」，要奮進，要攻擊，要「撞倒南牆不回頭」，是典型的「強牛筋」。否則，他不可能搞出獨創性的科研成果。筆者在這方面有切膚之痛，因為從小爭強好勝，干任何事都想付出最高代價、最大努力，力求成為所在單位最能幹最優秀的角色。我的追求、我的性格、我的努力、我的智商，保證了前半生總是如願以償。理解我的人，誇讚我「樣樣行」，但是黨組織和大多數不及我的人卻批評「樣樣行」是嚴重的驕傲自滿、典型的個人主義。黨票沒有拿到，官帽更沒有戴上，至今仍然是無黨無派的平民百姓一個。但幾十年奮鬥終於實現了「草根學者」之夢想。

總而言之，對於人生來說，政治家需要「全才」素質，科學家需要「偏才」素質。評價官員有很複雜的體系，評價科學家的標準只有一條，那就是有沒有創造出領先於世界、全國或本地區、本領域的科技成果。沒有任何第二條評價標準，也不需要附加其它任何條件。網上對水稻專家袁隆平喜歡玩車說三道四，執政黨不聞不問。而有人要求政府機關公開「三公消費」情況，卻被執政機關定為「間諜」。這實在是混淆黑白、顛倒是非。袁隆平玩車是個人愛好，玩的是私家車，何錯之有？「三公消費」是政府的腐敗，反腐敗卻被誣為「間諜」，這樣的黨風、民風、國風不徹底鏟除，國家和民族能夠興旺發達嗎？據說，國外對足球隊和球員的評價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進球多少。即使打架鬥毆、招妓嫖娼，只要不觸犯刑律，一概不予過問。觸犯了刑律，由法律制裁。這樣就給足球營造了十分寬鬆的環境，這是不是國外足球運動興旺發達的寶貴經驗？豈不是更符合鄧小平關於「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的理論？中國足球徹底失敗的主要原因，正是管頭管腳、管衣管飯，什麼都要管，就是不管進球數。即使你是「優秀黨員」、「活雷鋒」，上場總是輸球，你可以去當官，但絕對不是合格的足球運動員，必須「炒魷魚」。

據《中國新聞週刊》2009年47期披露，中國科學院當年新增35名院士，80％以上肩佩各式各樣的「官銜」。中國工程學院當年新增48名院士，85％以上頭戴各式各樣的「官帽」。60歲以下的新增院士，100％是在任官員。就是說，一個人退休之前，沒有官帽就當不了院士。孔子曰：「學而優則仕」，共產黨將其顛倒過來，變成「仕而優則學（學銜）」。應該說，官場有官場的「潛規則」，科研有科研的「潛規則」。筆者不敢肯定，用盡一輩子精力，能不能把官當好，但筆者敢於肯定，用盡一生的全部心血，不一定能攀上當代科學最高峰！官員當院士，是否意味著他的精力在官場綽綽有餘？院士當官員，是否意味著他的科研成果已經領先於世界？可至今為什麼又無一位中國科學家榮獲諾貝爾獎呢？這難道也是西方人對共產黨的政治歧視嗎？官員頭上加一道「院士」光環，當然更加榮耀；「院士」頭上加一頂「官帽」又有何用呢？難道這不是對科學的「褻瀆」，不是對科學家的侮辱？！

君不聞大陸盛行一句順口溜：「學士、碩士、博士，三個‘士’不如一個‘仕’！」執政黨公開炫耀，大學生是積極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最大群體，豈不證明大學生的人生追求都是「入黨做官」，你還能指望「科學興國」、「科學強國」嗎？！

有人詰問：精英人才為什麼不能湧向官場？筆者並非反對精英當官，中國官場確實需要如朱鎔基、溫家寶這樣的精英人才。筆者反對的是「以官為榮」、「以官為貴」的黨風、民風、國風。這種風氣只能培育政治家，不能培育科學家。古代社會因為生產力不發達，科學技術更少，所以造成了明君治國、清官輔國，國家興旺的現象。比如貞觀盛世、康乾盛世。現代社會由於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近三百年的世界史已經充分證明，清官可以把國家治理得天下太平，忠臣可以把國家保衛得固若金湯。但是，清官不能救國，忠臣不能興國。只有科學才能救國，只有科技才能興國。筆者擔憂的是，如果「以官為榮」、「以官為貴」的黨風、民風、國風得不到徹底改變，廿一世紀的中國經濟要想領先於世界，廿一世紀的中華民族要想屹立於世界之林，恐怕美夢難圓。

執政黨認為，中國科技發展不迅速，決非「以官為榮」、「以官為貴」的風氣所造成。而是源於青少年一代的想像力、創造力低下。哪麼筆者要問:中國青少年一代的想像力、創造力哪裡去了？執政者又把根子挖到教育制度上，斷言現行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是扼殺創造性人材的罪魁禍首。我們承認這有一定的道理，中國人從小接受灌輸式的教育，很可能是六十多年大陸無人問津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重要原因。但是，為什麼六十多年沒有能培養出一位如季羨林那樣的學術大師？這難道也應該由教育制度承擔主要責任嗎？筆者以為，六十年不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僅是扼殺想像力、創造力的一個重要因素，而總根源應是「以官為榮」、「以官為貴」的黨風、民風、國風，是長期以來這種「官本位」風暴湮滅了中國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最殘酷的罪魁禍首！即使是被人詬病的當代教育，不也是黨管大學、黨管學術、黨管教授造成的後果嗎？大學為什麼要設黨委，大概除了共產黨政權，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都是絕無僅有吧？到底大學的權威是校長還是黨委書記？到底學術的權威是教授還是黨總支書記？這些本來簡單明瞭的事情現在反而弄得模糊不清了。因為在學生的心目中，黨委書記高於校長（媒體上的排名確是如此）、黨總支書記高於教授，黨票高於論文！

無需諱言，「以官為榮、以官為貴」之風在許多國家都存在，特別是一些新興經濟體國家。2011年7月，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公開指出：「當代青年想當官的現象讓他很擔心。青年人堅定不移選擇公務員這條道路，認為這是快速致富的快捷方式。走上領導崗位，可以不費力氣，受賄幾次就可以一輩子睡安穩覺了。這不是青年一代錯了，而是我們的官場腐敗嚴重。這種狀況不徹底改變，整個國家就沒有前途。」雖然「以官為貴、以官為榮」之風全世界都存在，不可否認，中國大陸尤甚。筆者強烈呼籲：一定要把中國大陸「以官為榮」、「以官為貴」的黨風民風改造成「以官為庸」、「以官為俗」、「以創新為榮」、「以知識為貴」的「新世紀中國風」！這個「庸」是平庸，沒有任何突出才能的人才適合做官；這個「俗」是平常，為官與為民沒有任何高低優劣之分。外國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夫妻倆生下五個兒子。老大學習成績好，父母說，長大了當教授；老二喜歡自己做玩具，父母說，長大了當工程師；老三喜歡種花草，父母說，長大了當園藝師；老四喜好舞刀弄槍，父母說，長大了當將軍；最小的兒子哭著問：我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喜歡，長大了怎麼辦呢？父母安慰道：別擔憂，你可以當國會議員！但願這個在國外不是笑話的故事，能夠被廿一世紀的中華民族借鑒和學習。

嗚呼！筆者甘願當一回廿一世紀的杞人！擔憂「以官為榮」、「以官為貴」之風愈刮愈猛，擔憂「以創新為榮」、「以知識為貴」的社會風氣難成氣候，擔憂中國無法實現民富國強，擔憂中華民族這條東方龍不能騰飛於無窮宇宙！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