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歷史上最著名的告密者

12歲的「英雄」——告密者帕夫利克

1991年,俄羅斯莫斯科一座蘇聯英雄的銅像被拆除。它宣告了一個特殊時代的結束。

這是一位少年英雄,這個名字,我國人民不大知曉。但在蘇聯國內,他的名氣甚至超過了斯大林。有無數的街道、學校、圖書館、集體農莊、輪船和飛機以莫羅佐夫的名字命名,多名作家為他樹碑立傳,很多詩人和畫家為他寫詩作畫,郵票、明信片和火柴盒上都印著他的像。
  
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跡,是他作為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告發了親生父親特羅菲姆。

帕夫利克向政治保安局告發了父親,說他是"人民的敵人",用自己的行動幫助蘇聯建設社會主義。

父親特羅菲姆參加過紅軍,為蘇維埃政權流過血。復員後三次當選為村蘇維埃主席。在村裡人緣很好。他的"罪行"就是私開證明信給富農,讓這些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回到家鄉。

結果三天後特羅菲姆被逮捕,消失在極北地區的勞改營中。帕夫利克和他八歲的弟弟被"蘇維埃的敵人"殺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為英雄。

蘇聯當局要樹立這樣的英雄榜樣,目的是提倡告密。一個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權,就要用告密來震攝民眾,實行恐怖統治。

在我國歷史上,商鞅就使用連坐法來強迫人們告密。最典型的是武則天,公開普遍地實行告密制度,她規定不許阻攔告密的人。樵夫和農民都可以面見皇帝提出檢舉。他們可以使用官府提供的車馬驛站,一路享受五品官員的待遇,進京後吃住都是官府招待,能得到武則天本人的接見和賞賜。最重要的是,即使舉報不實,也不會反坐,不會受到任何處分。

從告密者中產生酷吏,從酷吏中產生冤假錯案,以此來除掉想除掉的人。

帕夫利克一案,就是地道的冤案。真實的情況是,他的父親因家庭矛盾出走和另一女人生活,母親想用懲罰手段嚇唬特羅菲姆,讓他回心轉意。於是要帕利夫克去告發,"她想,特羅菲姆一害怕,就會回家"。

至於是誰殺害了帕利夫特和他弟弟,蘇維埃法官未經調查就在村裡召開公審大會,宣布帕利夫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是殺人凶手,並立即執行槍決。

帕夫利克吃住在祖父家,他們之間有感情,他們雖然不滿告發這件事,但絕不會走到殺死帕夫利克這一步,更加不會殺死帕夫利克的弟弟、他們只有八歲的孫子。

後來人們看到審訊記錄,沒人承認殺害帕夫利克,祖母根本沒有到過森林。

俄國專門研究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學者德盧尼科夫,14年研究結果仍沒找到真凶。他認為凶手決不是那三個人,而很可能凶手就是"執行者"。

為了造成一種聲勢浩大的社會輿論,把兒子告發老子宣傳得聳人聽聞,必須要把兒子殺死,然後把他變成英雄。因此要有一個執行者,這人是誰並不重要,就像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隊員並不重要一樣。(事實上,1932年他們那裡還沒有建立少先隊組織,但不妨礙把他宣傳為優秀少先隊員)。

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遭到農民頑強抵抗,他們不交糧食不加入集體農莊。蘇維埃徵糧隊很難找到藏匿的糧食。農民以家為單位,從家庭突破點就在兒童身上。1932年鋪天蓋地宣傳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並制定獎勵政策:揭發者獲得沒收財產的25%。很多人學著帕利夫克的樣,踴躍揭發富農,成為致富的一種途徑。

文藝工作者們各顯神通,用各種體裁(電影、小說、詩歌、繪畫....)歌頌告密小英雄。

告密行為從娃娃抓起,長大以後就會成為自覺行為。蘇聯提倡告密是政權的需要,為此建立了強大的情報網。每個單位都有情報員,情報員與克格勃是單線聯繫。廣大民眾對這些人雖恨之入骨,但敢怒不敢言。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憎恨告密。因為告密是陞官發財的捷徑、報復的有效手段。告密者不一定把告密當成光彩的事,但在實際利益的驅使下,照樣樂於告密這個行當,因為社會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今天,俄羅斯人已沒人談起帕利夫克了。大慨也少有人去告密,因為滋生告密的土壤已不復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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