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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二)

追趕悖論:焦慮,以及被焦慮

作者:童大煥  2012-10-09 12:1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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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總量世界第二,經濟增長速度全球一枝獨秀,大城市高樓林立霓虹閃爍,高鐵速度每小時300公里,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大手筆令世人瞠目,衛星、太空梭上天讓人仰望星空 這是一日千里的中國,這是日新月異的中國,這是追趕世界一流的中國。

然而,彷彿有一隻無形但超強有力的大手,緊緊地拽住了我們的靈魂,逼著我們疲於奔命你追我趕,失魂落魄跌跌撞撞。為了逃離苦海先達升天,許多人都在不擇手段不顧一切,於是又陷入「追趕的悖論」:一個人成為另一個人的陷阱。我們正在「互害型社會」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賣假奶粉的絕不會給兒女吃假奶粉,但他能保證不吃我的毒白菜嗎?賣假酒的能保證不吃毒肉嗎?養雞賣飼料的能保證不喝假酒嗎?我能保證我不吃假藥嗎?你覺得你佔了便宜,我覺得我佔了便宜,最後大家同歸於盡。」

環境惡化、物價上漲、競爭加劇、安全隱憂、人際關係複雜 焦慮正如影隨形、冒失鬼一樣闖入人們的生活。有人說我們已經進入「公民焦慮時代」。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機構通過對1000戶城市家庭的問卷調查得出結論:快樂正悄然地離我們遠去,而焦慮已成為現代人的心理病

與其說「全民焦慮症」是一種個人的心理病,莫如說它是一種社會病。多數人的焦慮,其實是在環境壓力下被動處於「被焦慮」狀態。工資常年不見漲,但出門七件事 柴米油鹽醬醋茶一天一個價;至於住房、醫療、教育價格,更是如火箭上天一鶴衝天。乃至於作為社會中層的白領一族,也不得不借用美國蘋果產品iPod,把自己自嘲為「iPod一族」:即沒有財務安全感(insecure)、壓力大(pressured)、稅負較重(overtaxed)和高債務(debt-ridden)。

巨額稅務和債務都由百姓一肩挑,想不焦慮都難。據中央財大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測算,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為8.3萬億元,2011年前8個月同比增長30.9%。即使後4個月財政收入同比零增長,全年財政收入也將超過了10萬億元。假定我國有13億人口的話,相當於從每人每年身上收了7600多元。

其實政府還有土地、國企、收費、罰款等收入(其中一部分根本無賬可查),將近與財政收入持平。這樣一算全國人均稅負(包括老人小孩)可能超過1.5萬元。想一想全國人民有多少人收入達到一萬五,就知道國人稅負是不是真高。有人算了一筆八九不離十的賬:月收入1萬,要交14%個稅,12%公積金,8%養老保險,4%醫療失業險=3800元,剩6200元如果全部消費,需要為你消費的商品埋單17%增值稅,28%各種雜稅=2800元,所以一個月賺1萬的人,你相當於要拿出6600元來養政府。而且你無權過問。

杭州逾八成債務償還依賴土地收入,海南省政府性債務餘額共計952.92億元,總債務率為93.18%。與甘肅政府債務率高達141%相比,海南還不算什麼。14萬億元的地方債,還有數以萬億計的基礎設施債務,最後還不都得由百姓背?

地方債除了依賴地價上漲,地方政府還有什麼依靠?所以你還指望房價進入下行拐點嗎?

投資型政府,收再多的稅費、借再多的債也是不夠用的。而且不論「蛋糕」做多大,基本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失業、養老)欠債也總是還不上的。

2011年9月15日,央行發布今年第3季度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72%的居民認為物價「高,難以接受」,較上季增加3.8個百分點。居民對未來物價上漲預期依然強烈,預測下季物價上漲的居民比例為49.6%,較上季度提高4.1 個百分點。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仍不樂觀。報告顯示,居民未來收入信心指數54.3%,較上季回落1個百分點。

2011年9月13日《人民日報》比較了北京和紐約兩個國際大都市的商品價格,北京比紐約貴的商品:普通Levi's牛仔褲,北京售價699 899元人民幣,紐約售價在70 90美元(約合人民幣455 585元,按1美元=6.4元人民幣折算);耐克運動鞋北京300 2000元,紐約288 832元;低配蘋果筆記本電腦北京7698元,紐約6394元。北京比紐約便宜的商品和服務:男生剪髮(人/次)北京10 30元,紐約128 256元;家政服務(每小時)北京15 30元,紐約128 192元;公交車(人/次)北京1 4元,紐約14元;租車(每天)北京100 400元,紐約512元;肯德基標準套餐,北京15 30元,紐約38 51元;房租,北京CBD附近一居,3000 6000元(每月),紐約6000 16000元。豬肉牛肉雞肉價格相當。

這是價格的直接比較,北京最便宜的男生理髮價格是紐約的十三分之一。但若考慮相對購買力,北京的物價就全線超出紐約,因為美國人均收入是中國的35倍。也就是說,北京最便宜的理髮服務,也是紐約的2.7倍!最貴的,則是紐約的84倍(耐克鞋:2000÷832×35=84)!

考慮物價壓力的時候,同時還得考慮社會保障水平。今年,美國因經濟復甦無力,失業現象加重,貧困線以下的美國人數創下了50多年來的最高記錄。據報導,負責「營養補充援助計畫(SNAP)」的美國農業部近日發布報告稱,將近4600萬即七分之一美國民眾目前不得不依靠政府發放的食物券購買食物。美國政府規定,月薪不超過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過14088美元的個人可以獲得食物券,而此薪酬數字是美國貧困線標準的130%。

即使一個人收入處在貧困線 月薪900美元,也折合人民幣5870元,在中國是交納個人所得稅的中堅力量,是社科院和國家統計局共同認定的中產階層。如果按照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確定的標準「日均消費低於一美元屬於絕對貧困」計算,中國貧困人口為1.5億,遠遠高於我國貧困線(人均年收入1196元)劃定的4300多萬人口。1985年,中國將人均年純收入200元確定為貧困線,2009年這一標準為1196元,24年來增長約五倍;同期中國GDP由7780億元增至33萬億元,增長42倍。

據悉,美國政府將外債總額的60%用於了改善民生和教育發展。我們現在的各地方政府主要的人力物力財力還在熱衷於投資。兩者的最大區別在於:花別人錢辦自己事的行政投資會導致只計投入不計產出的「過度投資」,直接「哄抬物價」(虛報價格)、拉大兩極分化,間接侵害公民權利、助長貨幣增發和通脹。比如按現有全鐵路營利,一萬年也還不了1.8萬億元的高鐵欠債。

人們焦慮物價,也焦慮安全。耗費巨資的高科技的高鐵尚且不能保證安全,各種價格低廉的食品自然更令人憂心。人們為了追求更安全的食品、更安全的交通和服務,必須不斷地努力打拼。多數人勤勞而不富有,「超載」就成為時代的基本特徵:物流業不超載不賺錢;個人不超載也不賺錢。從環境到個人,全社會超載和透支,又迎來更大的風險,導致上層逃離中層墜落底層淪陷。此情何以堪?

物價令人焦慮,安全令人焦慮,人際關係同樣令人焦慮。盧俊卿和他的「世界傑出華商協會」,以無數與政要名人的合影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商業模式「合影經濟」。與退居二線的官員合影,都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可見權力對經濟的滲透,已到了何種驚人程度。

我們說心病還需心藥醫,告別焦慮,需要自我調節和社會減壓。但當前的「全民社會焦慮症」乃是一種社會病,只能從改良社會入手,構建構建和諧、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據專家分析,目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3倍,行業收入差距超過10倍,基尼係數逼近0.5,超過0.4的紅線。這種不公正的財富分配亟待改變。

改變收入分配結構,路徑絕非在於強化行政分配的力量,財政二次分配和慈善三次分配都只是補充和微調手段,根本的要從一次分配入手,創造更為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為什麼多數人收入很低,物價卻那麼高?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投資型政府極大地推高了物價。政府採購,不論是產品、服務還是基礎設施建設等等,都存在「哄抬物價」的可能,尤其是在一些所謂「創新」領域,價格更沒有市場比對。

政府回歸守夜人角色,大幅度減稅以讓民生休養生息;大幅度減少政府投資以減輕通脹壓力、減少利益集團尋租和減緩兩極分化步伐,讓政府徹底回歸社會保障和促進公平正義的職能,市場的還給市場,政府的還給政府,將是極大地改變社會焦慮狀態的關鍵。幾千年中國一直未解決的社會基本矛盾是官民矛盾;是官商和市場的矛盾。這三十多年,又出了個投資型政府和百姓要服務的矛盾。這三大矛盾,是當前一切矛盾總根源。投資型政府一定會與民爭利,「發展為民眾」一定會變成「發展掠奪民眾」,最後結果就是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國強民弱。這是其中的內在邏輯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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