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主義 ——紀念拉薩起義三十週年（五）
五、拉薩起義與博民族的前途
三十年前的拉薩起義的確是決定博民族命運的偉大事業決戰。正是因為拉薩起義的失敗，決定了博民族此後到現在的悲慘命運，這就是：流亡和被奴役。我們完全有理由假定：三十年前的拉薩起義以及當時所有的博民族的反抗鬥爭匯合在一起取得完全的勝利，那麼，博民族的命運就會是另外一種：真正當自己的家，作自己的主的獨立自由的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描繪自己繁榮發展的藍圖。
儘管，中共執政當局利用博民族內部的所謂「階級矛盾」，危言聳聽地宣傳什麼「如果拉薩叛亂得逞」，或者說現在的「分裂主義分子的妄圖得逞」，那麼，「藏族人民就會重新陷入最黑暗、最反動、最野蠻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儘管，中共執政當局掩著猴子屁股上的爛瘡宣揚什麼「社會主義中國使藏族人民生活在幸福的天堂」，「共產黨的解放使西藏人民走上了光明的繁榮發展的道路」，「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使西藏人民完全當家作主了」等等，等等。但是，只要我們作如下的比較，我們就會清楚：究竟在哪種情況下博民族經歷著光明？究竟在哪種情況下博民族經歷著黑暗？究竟在哪種統治下博民族得到了發展或能得到發展？哪種統治下博民族遭到了扼殺和毀滅？
三十年前，由於中共政府出兵武裝侵佔整個博國，博國各地的反抗鬥爭和拉薩人民的英勇起義相繼慘遭中共侵略軍的血腥鎮壓，迫使博國自己的中央政府流亡國外，數十萬計的博民族同胞被迫逃離自己的家園，被拋入難民的行列，流落異國他鄉。他們在極端艱難困苦的難民生活中，克服巨大的困難，付出難以想像的代價而生存下來。在被迫拋棄自己的家園、土地、資源的情況下，博國中央政府以流亡政府的形式存在了下來，在國際面前博國獨立和主權的大旗始終沒有倒下來，而且在當代國際政治環境的強力影響下，博政府早已形成了一種堅實的在達賴喇嘛領導和鼓舞下的現代內閣制民主政治。流亡的博民族人民在充分民主的權力下選舉自己的代表共同處理自己的內部事務，民主政治的進步和完善與當代國際民主政治的進步狀況相適應。同時，在二十六個難民聚居區內創辦自己的各類學校五十餘所，在1979年在校學生按從幼兒園到十二年級各層次綜合計算共有12，732人，都是使用博民族自己的語言文字教材。在二十六個難民聚居區內建立各教派寺院145余座，並且在北美和歐洲不少國家中創建各類傳播和研究博民族文化及其宗教的機構和寺院、開設博語言文字課程的院校等共有213處。同時，還在流亡中逐步建起手工業中心二十八處之多，使流亡的博人民得到經濟自救和互助。如此等等。要知道，這一切都是在博政府及其難民們完全脫離自己的家園、自己的土地，在異國他鄉逐步生存過程中取得的奇蹟般的成就。他們一沒有領土權，二沒有資源權，三沒有任何博民族文化積澱的環境作為基礎的極端困難條件下完全白手起家的。通過他們長期的艱苦努力，克服重重困難生存下來並且發展起來，影響了整個世界，從而使世界上許多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瞭解了博民族的歷史及其文化，對博民族的正義事業寄予了同情和理解，給予了多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事實表明，博政府早已不是如中共當局所說的「封建農奴制」，它的民主政治遠比中國當局自己的政府還要成熟得多、完善得多、徹底得多。博政府流亡在外，也根本不是如中共當局所說「投靠外國，仰人鼻息」，而是由於中共當局的非法侵佔後被迫流亡國外時，博國友好鄰邦和國際善良的人民、團體和主持正義的國家政府、國際組織等伸出救援之手，才使他們能夠在別人的國上得以生存下來的。中共政府的污蔑和顛倒黑白、抵賴事實真相的手段如此下流，以至於連最起碼的事實它都可以置之不顧。
然而，在中國鐵蹄下的博民族本土上，三十年來的歷史卻是極其悲慘的，極其黑暗的，只要看一看下述鐵的事實即可證明這一點。
自從1950年中共當局武裝佔領博國到1959年的拉薩起義失敗以後，中國殖民當局殘暴地鎮壓了博國各地的武裝反抗鬥爭以後，在長達十多年的「剿匪」中，中共殖民當局以「肅清叛匪」為名，殘酷地殺害了數以千萬計的博民族人民；與此同時，在實行所謂「土改」、「民改」中，凡是稍有知識的和精明強悍一點的男性博人就被羅織莫須有的罪名，毫無任何審判手續就慘遭槍殺或投監入牢，甚至很多人連罪名都還沒有來得及羅織，就被莫名其妙地抓捕槍殺；有些人作為押解「犯人」的人，到了目的地連同押解者一起被投監入牢；有的村寨以「掃清叛匪」為名，被軍隊包圍後，誰出門誰就遭到槍殺，連婦女、兒童、老人都不放過。當局還在各地開辦「管訓隊」、「勞改隊」等等名目不同的沒有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摧殘人的組織或機構，將活佛、喇嘛及其有知識、有影響的人物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叛匪嫌疑分子」、「同情私通叛匪」等等罪名，被押解集中到這些場所監管起來，強迫非人力所及的勞動量進行所謂「勞動改造」，致使慘死在「勞改場」的不計其數。實際上這就是法西斯的集中營。那時，成千上萬的博民族人民，不是死在中國殖民軍隊的槍口下，就是死在殖民當局在各地的集中營——「管訓隊」、「勞改隊」和修筑公路的地方，等等。因而，在當時博國各地的村寨男性銳減，迫使婦女盤發扶犁，揮斧砍柴，當局卻還美其名曰「婦女解放」。不僅如此，殖民當局還對殘存的老弱婦幼不放心，強迫實行並村，把邊遠分散的村寨合併到一起便於監管保押，將邊遠村寨強迫搬遷並村或放火燒燬，這就叫做「斷絕接濟叛匪」。
1969年，中國內地的群眾組織間進行派別武鬥，被佔領的博地區也同樣受到波及。然而，中共當局對博的做賊心虛，立即將博地區的派別武鬥宣布為「新叛」，國務院發布命令，調集大規模軍隊進行血腥鎮壓，再次大量殘忍地屠殺無辜的博人民群眾。據當時親自參與軍事鎮壓的一個中國軍人後來曾炫耀地談道：他所在的那個班曾對一位博婦女輪姦後，將一枚手榴彈塞進生殖器，然後引爆。如此殘暴的行徑何止數件？！中國殖民當局的某縣官員曾對所謂「新叛」進行「平反」時，為說服屬下對「平反」的理解，曾列舉了該縣某鄉的一個例子：當一輛汽車載著一個排的中國軍人開到這個鄉時，善良純樸的牧民群眾穿著大皮襖，手捧《毛主席語錄》站在公路兩邊高呼：「向解放軍學習，向解放軍致敬！」而這幫軍人一下車就不分青紅皂白，將這些牧民全部剝掉大皮襖，五花大綁，甩到汽車上拉到縣城「管教隊」看管起來，要知道那正是高原寒冬臘月時節！那時的縣城監獄不僅人滿為患，而且將縣城機關的許多房子騰出來關押「管教人員」，殘酷的肉刑、非人的虐待，使人非死即傷即殘。要知道，這都是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這三十多年來，慘遭殺害、關押、批鬥、折磨的豈止是「剝削階級」，其中更大量的倒是「貧下中農（牧）」、甚至曾經是「積極份子」、「愛國主義者」、「革命幹部」、「優秀黨員」等等。可見，這是一場滅絕民族的「革命」！
與上述同時，在「反封建」的幌子下，對整個博文化採取了毀滅政策。從五十年代末開始，對各地的寺院進行強迫封閉、扯毀、強迫僧人還俗、經卷佛像焚燒搗毀、寺院金銀財寶銅佛銅器及寺院財產悉被強行沒收，運往中國（中共建政時，中國的國庫全部被蔣介石運往臺灣，中國的大地主大資本家的財產也大部分轉移到國外，中共戰後恢復經濟建設的全部資金來源於從博國和蒙古「沒收」來的金銀財寶，遠遠超過當年滿清給外國的賠款）；不僅如此，而且使博民族光輝燦爛的建築藝術、繪畫藝術、手工藝術和醫藥、天文曆算等等科學典籍和各地各種形式的歷史、地理資料統統被扣上「封建文化」、「宗教迷信」、「四舊」等等帽子全部遭到嚴重的毀滅；博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也遭到肆意踐踏蹂躪。在中共當局佔領之前，整個博國有兩千餘座寺院，到1979年僅剩八座，而這八座也是殘缺不全的！反動的殖民當局在對光輝燦爛的博文化進行這種毀滅性摧殘的同時，就把博民族宣布為野蠻、落後、尚未開化的民族，於是以「幫助」、「支援」博民族「繁榮進步」的名義，在整個被佔領的博土地上強行推行漢文漢語學校，進行奴化教育。致使現在博本土上的博民族人口中四十多歲以下的人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懂不識自己民族的語言文字，那百分之十的人中大多數還是偷偷自學來的。儘管自從八十年代開始對被佔領的博民族地區實行所謂「放寬政策」，宗教得到部分恢復，本民族語言的教學也有所實行。但是，這一切僅僅是中共當局為了抵消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的博中央政府在國際上的影響，出於宣傳上的需要所採取的臨時外交手腕和權宜之計，而絕不是改變它們的同化政策。
中共殖民當局在對博民族文化進行毀滅性摧殘，大肆進行奴化教育同化教育的同時，對博民族地區的自然資源進行瘋狂的掠奪。三十年來中國殖民當局打著「支援少數民族地區建設」的旗號，在被佔領的博土上修筑公路，然後對森林資源、礦藏資源進行瘋狂掠奪。除了侵略和掠奪以外根本沒有什麼建設，因為，到目前為止，整個博地區沒有任何重工業，僅有的一點輕工業也是早在中國佔領之前奠定的基礎上略有擴大而已。而且，這些僅有的輕工業、城鎮建設等也不過是為殖民當局自己受益，是它們殖民統治所必需，對博民族的發展毫無意義。整個博地區完全是中共廉價的甚至是無價的原料產地。就連中共當局自己也深知博土地是個飛來之物，能賴多久，實所難料，所以在佔有期間就是要刮夠，能刮多少就刮多少，同時決不能奠定任何現代工業的基礎，這正是中共殖民當局潛意識中的指導思想。所以，它們在朵康地區的森林資源的砍伐完全是毀滅性的；對畜產品的掠奪也完全不顧流動性生產資料的再生機會，高指標、重任務，致使千萬計的懷孕母畜也殘遭宰殺；許多礦藏資源在生設施很不健全的情況下，既不管生產設施的建設，也不管生態平衡的保護，一味地搶原料。如安多地區的鈾礦開採，根本不顧放射性物質對當地人和畜以及生態的傷害，一味地搶奪鈾礦原料，完全是強盜的瘋狂掠奪。
如此等等，罄竹難書！這一切難道還不足以說明中共殖民當局的滔天罪惡嗎？！事實證明：這三十年來，整個博民族生活在法西斯恐怖的陰影中，掙紮在民族存亡線上。如果這一切尚不能算作民族的侵略、壓迫、征服、同化，那麼，世界上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任何民組侵略、民族壓迫、民族征服、民族同化的事實！
從上述流亡和奴役的兩種命運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個結論，這就是：其一，我們博民族其內在地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其二，在現實狀況下確實經歷著悲慘的命運，走向毀滅的深淵；其三，只有爭得自己的獨立，恢復自己的主權，才能制止正在滑向毀滅性深淵的現實，迎接獨立存在，自由發展的光明前景。
說我們博民族其內在地有著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我們民族這三十年來即使遭受被迫流亡和被奴役同化的悲慘命運，但是始終顯示出頑強的自我生存能力：被迫流亡的，即使在被迫拋棄自己的家園故土，離別幾千年來博文化積澱的環境，流亡異國他鄉的情況下，不僅能夠生存下來，而且能夠發展起來；不僅在一個根本不存在自己的文化環境的環境裡保存了自己文化的根系，而且使這個根繫在國際上傳播延伸，不斷地開拓並且擴大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國際影響面，贏得了世界更多的國家和人民的瞭解、理解、同情和支援；被奴役的，即使在自己的家園本土上使博民族的文化遭受到中共極其殘暴的毀滅政策，即使整個博民族遭受到全面的無孔不入的大漢族化，但是，博文化始終在秘密地存在和傳承著，對於博人民來說，學習和保存自己的傳統文化，就意味著始終掌握著打開自己歷史真相的一把金鑰匙。中共殖民當局也深知這一點，所以恨不得將博文化幾於根絕而後快，一方面無孔不入地推行漢文化，另一方面將博青少年送到漢區讀書，迫使從小脫離博文化的土壤。但是，博人民從來就把自己的博文化作為自己民族內在地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劑，不管走到哪裡，只要看見博文字書寫和鐫刻的文物就肅然起敬；只要看見穿著博服，聽見用博語對話，就頓時生起親切的家人之感，立刻就會成為朋友和兄長姐妹。許多博人在保存、保護自己的文化免遭絕根時甘冒批鬥殺頭的風險，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正是這種精神，才在那極端恐怖狀態下使自己的文化得以頑強地生存和傳承下來了。可見，我們民族在極其艱難曲折的悲慘命運下顯示了自己驚人的自我生存能力，表明瞭自己民族是個有著強大生命力的偉大民族，她不僅能夠獨立自存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也完全有能力使自身按照自己自古以來的面目，當今世界的環境裡得到發展的自由和自由的發展。
說在現實狀況下我們博民族確實經歷著極其悲慘的命運，走向毀滅的深淵，是因為，這三十年來（而且目前仍然一樣）我們博民族完全失去了整個民族以獨立的人格力量來存在和發展的任何現實的可能。我們博民族一方面被迫流亡，另一方面被奴役和同化，在這樣極其艱難的環境裡生存了下來，顯示了自己無窮的生命力，但長此下去卻是令人擔憂的，結局是可悲的。因為，任何生命力再強大的事物，當遭到外力強制扼殺時，又如何能夠避免死亡呢？我們博民族被迫流亡的，只能借別國領土來暫時生存，而不可能得到充分地永久地以嚴肅的國家和歷史主體的資格得到全面發展，其原因就是這是借來的領土，而不是自己的領土，沒有領土權，沒有資源權，怎麼談得上現代意義上的發展呢？能夠暫時寄居生存，這都是友好鄰邦和國際正義組織的人道原則給予的最大同情和援助。無限期長期下去，其結局恐怕只有兩種，要麼就地加入它國國籍，成為它國公民，要麼就是遣返本土。隨著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我們的命運就是一種始終處於難卜禍福的境地，當一些國家的親華勢力一上臺掌權博國難民就成為他們政治交易的籌碼。被奴役的博本土上的人民無時無刻不是處在民族同化的氛圍之中。由於自己的主權被剝奪，從而不能自主地決定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的命運，自己的文化得不到發揚光大而要被強迫接受中國的漢文化；自己不能利用自己的自然資源在自己的本土上發展現代工業，而使資源無償地被中國殖民當局掠奪。正因為這樣，博民族的兒女們不懂自己民族的真正的歷史（因為沒有這種真正歷史的教育機會），只能接受被殖民當局早已歪曲和篡改了的歷史；只能殖民當局強制推行的奴化教育、同化教育；只能接受殖民當局單方面的造謠宣傳。因而他（她）們對自己民族的文化、自己民族的歷史逐漸形成扭曲了的變態心理（相當多的青年雖然能夠在這種變態的環境中感憤而覺醒起來，但是更多的人卻在麻木中生活，生活中麻木了）。在這裡，任何一種按博民族自身的歷史的本來面目去學習歷史、瞭解歷史、研究歷史、談論歷史都是一種「犯罪行為」，而那些按照當局歪曲和篡改了的歷史去「學習」、「瞭解」、「研究」、「談論」歷史的才是「進步的」、「愛國的」，才可以將「成果」列入「評優獲獎」的範圍。那麼可想而知，在這樣的環境裡，處在這樣的環境裡的這樣的民族又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以自己地面目存在呢？又能存在多久呢？要知道，中國殖民當局看重的並不是這個博民族的人民及其文化和歷史，而是這一片廣袤的領土和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此看來，作為民族的博其前景當然是非常暗淡的，可悲的，長此下去，只能走向滅亡的深淵！
說只有重建自己的獨立和主權，才能制止正在滑向毀滅性深淵的現實，是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淺顯的人類普遍可以理解的一個道理。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只有當它獨立存在的時候才有可能得到作為自身民族的自由發展。我們博民族儘管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在被外界的非正義力量殘暴地剝奪獨立自由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狀況下，顯示了驚人的頑強的生存能力，但從長遠的歷史總體發展的眼光來看，我們博民族的這種頑強的生存能力由於遭受不斷的阻力、殘害、扼殺而逐漸趨於萎縮，這正是中共殖民政府所期望的結局。要想阻止歷史的腳步繼續滑向這種可悲的結局，避免這種可能的可悲結局變成可悲的現實，就必須也只能使全民族覺醒奮起，堅決果斷地恢復自古以來就享有的獨立和主權。只有從民族的國家實體上爭得獨立，真正掌握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政治國家的權力，才談得上博民族按自己本有的面目獨立地存在和自由地發展。三十年前拉薩人民的英勇起義及其前後博民族各地的反抗鬥爭，正是從實際行動上來證明這一道理的。我們完全有理由作這樣的假設，即如果說國際上沒有流亡的博國中央政府及其影響，那麼，中共當局會對整個博地區實行「放寬政策」嗎？宗教場所的恢復、博語言文字課程的勉強開設等都不過是權宜之計，不過是釣達賴喇嘛「這條大魚」的魚餌，絕對不是中共當局的什麼誠意，更不是它們的必需。同樣有理由再作這樣的假設，那就是，如果達賴喇嘛真正像中共當局所希望的那樣輕易地「釣」回來，那麼，所有的「放寬政策」將會怎樣呢？因此，博民族的獨立鬥爭決不取決於中共當局對博民族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上，最根本的則是取決於博民族自身本有的歷史及其長遠的前途和命運。我們所有的博民族志士仁人都必須思考這個問題，認識這個問題，並由此提出我們的理論，確定我們的路線，制定我們的戰略策略，從而才能使博民族真正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自己選擇自己的未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