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數，還是自由指數?

評價一個政府，是看（國民）幸福指數還是看（國民）自由指數？比如我們知道，通常會用GDP的增長來評價經濟成長，以此來說明或者評價各國的發展以及政府的成敗。

鄧小平有一句話，所謂「發展就是硬道理」。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以GDP增長而居功自傲。確實，在世界經濟動盪的當下，沒幾個國家能像中國那樣，連續幾年「穩定增長」。可是矛盾的是，經濟大幅增長的同時，反政府的抗議事件卻此起彼伏，老百姓不滿意程度反而卻越來越高。據統計，中國每年的群體事件接近一萬件了。老百姓甚至嘲笑政府的GDP的計算，是「雞屁股」。

如果不用GDP作為指標，那麼用什麼數據來衡量政府的優劣呢？是國民幸福指數麼？那麼，幸福指數又是指哪些參數？如何調查？按照常識理解，與幸福有關的參數，最基本的是健康和壽命，比如，人均壽命的長短，嬰兒死亡率高低。還有就是人們對生活水平的滿意程度，包括衣食住行。

再有教育，收入，家庭關係，人際關係，工作壓力，生存的環境（治安和環境），成就感，正義感，再有就是，精神上的追求（信仰）等等，這些統統都與人民的幸福息息相關。現在，在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大潮下，大部分國民的生活有了改善。但我們還是不免聽到許多窮人的抱怨，有的人甚至懷念荒唐的毛時代，追求那種所謂的財富均等，無憂無慮，物質匱乏，精神單一的生活。當然還有一些人，物質上很富有，但精神上極度空虛，煩惱，工作和家庭上壓力很大，他們也感到不幸福。

那麼，究竟是不是可以用客觀數據來說明國民的幸福指數呢？公共政策的優劣，可不可以參照國民幸福指數的標準來評價呢？

如果按照我們先前提到的那些指標，比如健康，壽命等進行評價，那麼，為了公眾的健康水平，政客就可以制定出全面禁菸政策，甚至還會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因為，至少從醫理上分析，禁菸是可能幫助提高人均壽命的。於是有人詼諧地說，要延長人均壽命最好的辦法是，把人冷凍，冷藏起來，保質保鮮。

而一旦把提高幸福指數作為政治正確，來輔助政策的制定的話，那麼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食物，保證就業，生活補貼等等福利政策，都會接二連 三的出臺，政府也會因此龐大起來。大量的福利政策即將付諸實施之時，窮人的幸福程度會迅速提高，因為生活似乎有了保障。隨之，他們對政府的依賴程度會逐步加重，個人在事業上奮鬥的意志也會隨之消減。因為，失去了獲得財富的激勵，反正努力和不努力都可以旱澇保收，不再需要辛苦地勞作，如何享受生活才是最為重要的。顯然這是不可持續的。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歐洲那些老牌的福利國家，正在陷入經濟困境，政府的債券還不了。現在政府要取消部分福利，可老百姓不願意 了，紛紛上街抗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人還在羨慕歐洲完美的福利制度，如今歐洲人好日子到了頭，子孫後代將揹負巨額的債務。國家經濟陷於停滯，社會動盪不安，世界經濟也受到了連帶影響。

幸福感是主觀的，每個人對幸福有著不同的理解。西方人說朝鮮民眾生活的水深火熱，但去朝鮮調查，他們的民眾自認為很幸福，很美滿，還希望南韓的同胞們能夠像他們一樣生活。雖然我們可以通過某些常識性的指標，對國民的幸福指數進行調查，從而做出模糊的判斷和稍微客觀的評價，但我並不認為調研的結果，可以作為政府制定政策的參考資料。

對國民幸福指數的社會調查，將不可避免的使政策制定者陷入群體主義陷阱，從而謀取不實在的社會公正。經濟學家哈耶克曾批評社會公正的主張。但，政府及其政客，卻在競選中，需求民意支持時，通過強調社會公正來換取選民或者公眾的多數支持。

當然，我認為最不懷疑社會公正的國民，莫過於朝鮮人。也許我們會說，他們被政府宣揚的主體精神洗了腦，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判斷能力。但不可否認，作為旁觀者，我們無法猜測定朝鮮人所說的幸福，是出於畏懼，還是他們真實的感受，正所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幸福與個人的價值觀是息息相關的。價值觀不同，偏好就不同，實現幸福感的標準就不同。我認為我如果月入3萬，就知足常樂了。可是，別人月入50萬的還在拚命掙錢。你帶5歲孩子去吃千元的自助餐之後，你問他最想吃的是什麼，他可能回答的是棒棒糖。我以為聽一場古典音樂會會很滿足，可是朋友一刻都坐不住，想去看一場球賽。

因此，政府除非以獨裁方式進行壓制和脅迫，進行統一地洗腦，否則凡是有自由意志的人，他們之間幸福觀差異是很大的。也就是說，政府一刀切的政策，必然會傷害一些人的情感。比如說，滑板愛好者喜歡冒險，儘可能地去嘗試的更花樣技巧，當然免不了要跌倒，受傷。如果政府像大家長一樣，以安全和健康為由，禁止滑板運動，那麼這些人便失去了生活的樂趣。政府當然還能以同樣的理由，禁止人們吸菸與喝酒，禁止大家吃不健康的所謂垃圾食品，以及容易導致肥胖和糖尿病的軟飲料，政府也可以禁止人們行走時聽耳機，防止出現不必要的交通事故，或者禁止人們的登山運動等等。

顯然，這樣的政策聽起來就很荒誕。既然人的價值觀和興趣偏好如此大相逕庭，不能用國民的幸福指數來評價政府及其政策，那麼到底用什麼來評價政府的政策呢？還是用「雞屁股」。

其實，我認為我們往往會忽略三個原則，即作為憲法要保障的，個體的三大基本權利，所謂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

假設政府準備推出一項措施或政策，比如建設和開發基礎設施，即使該措施有利於提高GDP，但如果這項措施，通過暴力或非法的手段，強拆了某位公民的住宅，而法院不能公正地捍衛這位住戶的利益或者說財產權，我們認為這個措施就是很野蠻的行為，即使這個決定是多數人的意見，即使是建立在民主之上，所謂多數人投票決定的，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它缺乏了正義，違反了憲法捍衛個體權利的原則。政府的濫權，侵害了他人的基本權利，並且使用了暴力。因此，無論這項政策或者措施，會使得多數人幸福感得到提升（比如，提高了當地人的就業率以及交通的便利等等），但這都是出於功利主義的考量，而不是出於最根本的捍衛個體基本權利原則。

同樣，政府通過強制或脅迫的手段迫使孕婦墮胎，就像之前眾所周知的鎮坪殘害胎兒的慘案，一位年輕的母親被計生人員灌了迷藥，然後被強制的人流，小孩夭折。顯然，這是通過政府暴力，侵犯公民的生命權和自由權。計生政策本身不是保障人的自由，而是限制人的自由，是統治和規範人的生活。政府是在踐踏公民自由的基礎上，再主張所謂的法理和道義。憲法和法律主要是約束政府暴力的，不是約束老百姓基本權利的，恰恰相反，憲法和法律是保障公民自由的工具，不是政府的統治工具。

因此，我認為評價政府及其政策，至少有這三個原則。評價政府，我們應該看他們是否在儘可能的保障人的自由，而不是限制人的自由。有人說，憑什麼政府一定要尊重這三大權利的基本原則呢？比如，朝鮮人就認為，國家和集體的利益高於個人的權利。

我們必須承認人是先於社會和政府，更先於國家出現的。沒有了人和家庭，所謂的社會，政府，國家，都會成為空洞的東西。所以說，如果人在沒有國家，政府外部 暴力壓制之下，人會怎麼決定才是關鍵。比如說，被綁匪綁架的人質，為了生存他可能會暫時地，或者策略性地與綁匪配合，對付前來營救人質的警察。作為理性的 人，他不可能熱愛綁匪，本質上，他是為了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下求得生存。

事實上，朝鮮的社會就是建立在政府高壓，信息封閉的基礎上的。朝鮮人沒有自由出入國境的可能，很難接觸和瞭解外部的世界。他們生下來就得接受這樣的生存環境，政府讓你怎麼做，你就得服從。他們甚至連穿衣，說話都在政府的監控之下。倘若沒有政府的高壓和洗腦，朝鮮國民的價值觀，會更符合人的根本理性，也就是趨向自由的本性。

論語裡有句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沒有人不嚮往自由的，會有人天生就喜歡被束縛著手腳被關進牢籠嗎？沒有人不想存活下去，這是人的根本理性，理性人不可能會樂於被別人傷害；沒有人願意自己的財產被別人奪走，否則天下的強盜和小偷，就不是惡人了。推己及人，權利的邊界就有了這三條具備最根本的正當性。能否保障這三條，也成為政府是否正當和是否合法的基礎。

很多人不理解在１９９７年的時候，那麼多香港人都想要移民英國，加拿大。為何不願意中國人被中國人統治呢？怎麼不愛國了呢？這實際上，又回到了政府的問題，如果他們留下來，面臨的政府可能就不同了。

今年6月22日，茅於軾曾發了這樣一條微博：一塊土地在中國版圖內。現在歸了外國，但是那裡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如果 以國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為本，答案是同意。我贊成以民為本。當國家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時，國家的利益要服從百姓的利益，國家應為人民犧牲，不是人民為國家犧牲。過去皇上教育我們則相反。

不難看出，茅於軾看待政府的原則，也是以個體的基本自由權利是否得到保障為基礎。能保障個體自由的就是好政府，無論它是本民族，還是外來政權。

第二天，信力建在新浪微博回覆道：曾經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的公路是中國的3倍，發電量是中國的9倍，工業產值是中國的13倍，它最大的城市有著東方魯爾的美譽，它的國民享受著大大優於中國的基礎設施和教育醫療服務，在它國門前等著移民的中國人排成長龍，它的電影流行於遠東各地，它英勇的軍隊正同友軍一起解放南京，它的名字是滿洲國。

信力建暗示，如果按照只從經濟發展來看，大日本帝國政府也是好政府。顯然，這是在反諷中國政府的以經濟發展作為合法統治的依據，而忽視民眾真正需要的個體自由權利。

獨立宣言說的天賦人權，即所謂生命權，自由權，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

追求幸福的權利，卻不是得到幸福本身。個體的幸福感是主觀的，政府和國家是無法幫你保證的。除非，政府規定什麼好什麼是幸福，然後每人一份。顯然，這時的國家會變成為保姆國家，或者是警察國家。

所以，談國民幸福指數，不如談「追求幸福」的權利，不如說解除限制個體走向成功的枷鎖。只要你不傷害他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你有權利去追求自我的成就和幸福，這才是自由。

企圖通過政府的權力來保障國民的幸福，結果是，他們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幸福。只有限制政府的權力，保障個體的基本權利，文明，進步，繁榮，自由的社會，才有望實現。

富蘭克林說：「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國家。」他不是說，哪裡有幸福，哪裡就是我的國家。道理很簡單，沒有自由，何來的幸福。我們不要指望台上的政治人物，給我們分發「幸福」。因為他們每發出一份幸福，就有一部分人為之套上枷鎖。財富並不是他們創造的，他們只是在享受再分配權帶來的利益。

回到開頭的問題，我們已經有了答案，評價政府及其政策，最重要的看國民的自由指數，而不是國民的幸福指數。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