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之戰回歸戰俘的命運 槍斃了幾批
金門戰役作為歷史已過去50多年了,但無數個疑團和不解還依然縈繞在人們心頭,國民黨軍曾先後釋放過三批戰俘回大陸,那些人回來後遭遇如何?在中共看來當然是叛徒、特務、內奸,但又是怎麼處理他們的呢？
在登島的萬名將士中，4千餘人戰死疆場，5千餘人被俘，被俘的5千餘人中，年輕力壯士兵都補入國民黨軍隊，千餘名幹部和老弱者被送進內湖集中營甄別洗腦，基本搞清後，國民黨軍認為這些人都是負擔，不如放回大陸，作為共軍負擔，總共分三批釋放，50年3月小批釋放，級別較低。50年7月18日第二批是最大批，共529名，從臺北上火車到基隆上船，7月22日到大陳島，然後用登陸艇和小船送頭門山島。俘虜們派出兩名幹部其中一名是西北野戰軍作戰科科長潘國傑回大陸聯絡，駐浙江臨海縣駐軍21軍得知後，立即派出5條機帆船迎接歸俘，第一批歸俘被集中在杭州古蕩7兵團政治部招待處。
第三批387人於50年12月11日離開集中營,從臺北抵達基隆,立即上船,這次不開往大陳,而是開往福建沿海,12日抵達馬祖島,然後白犬島,13日分頭上了漁民漁船,幾個小時後,便在福建長樂連江沿海一帶分散登陸了。有的被28軍部隊接收,有的被巡邏民兵抓獲,立即送派出所、公安局,隨後所有歸俘們都送到10兵團福州招待所。
這只是最大的三批，以後零零星星又放回一些，最後一名回歸的金門戰俘，是253團一營一連的許道位，他於1956年1月，於一批南日島戰俘一起回歸。
900餘名歸俘回來後，先後在杭州、福州成立了歸俘集訓隊，不久將131名副連以上軍官送南京，由華東軍區政治部審查。第二批排以下幹部戰士在杭州接受審查，第三批排以下在福州接受審查。
先治療、休養，一個月後開始學習。
學習分三個階段，開始了回歸後的漫漫征途，那是比戰場更難熬的時空。
可惜中國和美英等西方國家價值觀念完全不同，在共軍看來，戰俘就是叛徒，所以所有戰俘開始了三個階段學習。
第一階段；是政治教育階段，包括時事教育，「氣節」教育等內容。學習文件、報紙，聽報告，針對戰俘在臺灣受到的政治教育，開展專題講座，使戰俘分清理論是非，提高覺悟。
「氣節」教育讓戰俘聽了臉紅心跳，聽報告、看電影，對照「鋼鐵戰士，」李大釗、瞿秋白等先烈的英勇事跡，想想自己，絕大多數人都深感慚愧，原先覺得委屈，為什麼領導上不來救我們的想法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第二階段是核心、關鍵，也是集訓的主題，叫啟發反省階段，號召「忠實坦白、深刻檢討、互相幫助」，方法是個人反省與小組反省相結合；組織上全面瞭解，甄別材料，認真審查，作出結論。每個人都要詳細交代，過關。
接下來第三階段；根據交代和互相揭發情況，開始處理定性。
人的求生本性、利己的本性在這個階段中赤裸裸的暴露出來，不管在臺灣表現好的還是壞的都拚命揭發別人，使盡全身解數，互相攻擊、揭發，誇大、渲染、捕風捉影，以求表現好、自保，免去死刑和牢獄之災。
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原244團政治部主任孫樹亮，原來也是屬於軟弱分子之一，此時成了積極揭發的標兵。
244團政治部主任孫樹亮利用學習隊副隊長的身份，通過誣陷他人來洗脫自己，結果很多歸來人員都被判處徒刑，連被國民黨稱為「最頑固分子」的251團副團長馬紹堂也被判處5年徒刑，而孫樹亮卻沒有受到任何懲處，這激起了歸來人員的公憤，紛紛檢舉孫樹亮在臺灣軟弱的行為，結果孫樹亮也被判處5年徒刑。
基本整出個眉目來後，開始採取行動，1951年7月21日，南京下關，華東軍區政治部第二幹部招待所。
沒有一絲風，空氣如同凝固一般。
大門口走廊裡會議室到處佈滿雙崗。歸俘們屏氣斂聲，默默端坐，都知道軍法處來人，大規模逮捕開始了。不知論到誰，院裡停了好幾輛車。
過了一會，開始點名：徐惠良、於守全、張連升、湯秉輝、閻平階、黃景新、李同順......一排長長的名單。出示的拘捕證上，赫然蓋著鮮紅的大印：華東軍區軍法處。
點到名的，戴上手銬，兩個全副武裝的戰士押解一個，帶到院裡上車。
1951年6月，第一批槍斃的兩人，253團3營營長李子元，251團副連管理員竇永禮被押到南京水西門外，江東門鎮後的刑場，執行槍決，刑場上警衛森嚴，兩口棺材一字排開，據說因念他們過去對革命有功，由組織出面付棺安葬。
李子元在金門戰鬥中，於10月25日下午被俘，當時尹俊18師警衛營猛攻林厝，李子元率領3營守在林厝東邊高碉堡附近地堡裡，李子元率部打退二次進攻，第三次18師衝上來的時候，彈藥打光，再打就是白白送死，李提前西方化，高叫；「別打了，繳槍了。」率領身邊還剩下的17人放下武器，繳出輕、重機槍各一挺，卡賓槍十餘支，還有隨身攜帶的作戰命令、作戰草圖等物。當時除了3營戰士外，253團1連副連長郭阿堂也在其中，也隨李子元一起投降。
李子元是泰興人，40年入伍，一步一個台階，從戰士當到營長，所有戰友都對他印象不錯，在集中營表現也不錯，只是提前思想解放，西方化，戰場投降，被認為是罪不可赦叛徒，第一批被槍斃。
連級幹部竇永禮，37年入黨、入伍，經過八年抗戰，三年國共戰爭，槍林彈雨裡，6次負傷，是三等殘廢；當過戰鬥英雄，生產模範。
戰鬥結束後，坐在海邊等敵人來俘虜，後來進古寧頭聯繫領導，東張西望找不到人，剛喊聲；「劉團長」，就引來一槍，趕快鑽進一間民房裡，敵兵追來，在門口把槍栓拉的嘩嘩響，大喊；「看見你了，還不趕快出來，繳槍不殺，國軍優待俘虜。」老竇高舉雙手，走了出來，束手就擒，這在共軍看來已是叛徒，後來到了集中營，還幫助國軍指認幹部，監視幹部，自然是罪不可赦，第一批槍斃名單也就輪到他了。
傅作義在北平起義後，部下一連長不滿起義，而會開飛機，駕駛小型軍用飛機一架，飛往西安，當時西安已在西野控制之下，再次被掌握，西野作戰科科長潘國傑覺得新鮮，要過飛機癮，拉著司令部作戰參謀洪亮（特殊人才，懂幾國外語），上了這架飛機。
結果被滿臉落腮鬍子的張連長飛往臺灣，成了從空中掉下的兩個高級戰俘，與金門戰俘關在一起，洪亮後來在集中營裡被殺，潘與金門戰俘一起被釋放。故有此天方夜談一說，但確是實實在在真事。
如果說營長主動帶隊投降，屬非殺不可，那麼其他人為什麼要殺呢，讓我們細細看來，第二批槍決人員共四人,於1951年9月28日下午一點執行,地點仍舊是南京水西門外、江東門鎮後的刑場，警衛森嚴，四口棺材一字排開，對徐惠良、張連升等三名金門戰俘，和一名大膽島戰俘（估計是帶領部隊投降的營長包成）。
徐惠良是29軍軍部參謀，浙江寧波鄞縣人，16歲參加新四軍，金門戰役時是29軍司令部參謀，非常精明強幹。登陸後一直為自己爭著來金門而懊悔，兩天來多次徘徊於海邊，想方設法要回大陸。只要能回去，哪怕受處分，也比在金門打死強。
便找了位船老大，軟硬兼施，求船夫開船，船老大說；白天有飛機、軍艦，晚上一定送你們回去。下午三點，身邊沒有戰鬥兵了，徐心理髮慌，跑到王劍秋那裡，看到打的厲害，於是又跑到東邊，和82師245團一個小衛生員一起胡亂打槍，打了兩下，槍不響了，兩人又急又怕，把手槍扔進海裡，坐在石頭上商量，四目相望，淚水長流。徐說；乾脆主動跑道國民黨那裡去投降，反而不會殺我們。他站起身就走，小衛生員也默默跟上。
徐回歸後交代；「我們兩人一起向東邊跑去，在路上拾到一支步槍。心想；如果交給對方，他們會相信我是原國民黨俘虜兵，被迫才幹共軍的。
半路上，一個敵人在高高的岸上揮舞步槍大喊；「繳槍」！我們搖動帽子，表示投降。因海岸太高，只得繞著往上走，經過海灘邊上，看見一條船，船上跳下與我一起來的軍部報務員湯德裡、張國弟和五、六個運輸兵。他們問我情況如何，我說；「完了，打也是死，不如隨我們一起早點投過去」他們聽說後也同意了，於是一起走，254團小衛生員走在最前面。走了20多米，一班敵人叫；「站住」。我和小衛生員搖帽子表示投降，在一個凹坑處繳了槍。此時約為26日下午4點，地點在林厝西北海邊。
徐帶頭率領近十人主動投降，進了集中營後，徐由於對各級幹部很熟，指認了大量幹部，因此不可能逃過一死。雖然他竭力乞求審訊人員，我還年輕，判5年、10年都可以，希望能留一條命，結果還是一命嗚呼，他白當了多年軍部參謀，連我黨這個基本政策都不懂，可以寬大敵人戰俘，但決不會寬大自己的被俘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