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本文為Peter Mattis6月29日（週五）在《外交學者》雜誌上發表的題為「周永康的繼任者（Zhou Yongkang’s Successor）」的文章，Peter Mattis是詹姆斯敦基金會「中國簡報」的編輯。以下為該篇文章的譯文：
中國安全部門總負責人周永康執掌中央政法委這一龐大的安全機構。作為政治局常委的他，據說有著同他的表面上司--九常委排名第一的胡錦濤一樣的高度自治權。但是今年秋天18大我們可能會看到，周的繼任者（很可能是孟建柱）的職位被降級，這也將導致政治局常委其他席位的重新洗牌。
中央政法委書記一職自從1980年代早期陳丕顯從政治局委員彭真手中接過之後就一直是政治局常委的位置。然而，這一職務在改革年代通常是在任官員仕途的終點，升到這一級的官員不會再晉升。大概上掌管警察、國內情報、檢察院和監獄，這一職務在普通民眾看來權力很大。可是它通常是仕途的終點的特性也說明這一職位沒有強大到可以阻止別人將其降級。
將政法委降級至少有三個理由：
首先，對維穩壓倒一切政策持批評意見的人認為，讓國內安全機構來監督以確保政治社會穩定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對於誰說了和做了什麼，安全機構監視與控制的越緊，中國人就越感到憤怒。
其次，傳統觀點看來，如果要減少政治局常委的名額需要一個強人或截然不同的派系整合才可以做到。胡錦濤不一定能控制其他常委，只有派系的整合才能做出這一改變。儘管胡與他的繼任者習近平一直以來被看成是來自不同的政治勢力，但有跡象表明，出於對官員腐敗危險的擔憂，以及需要改良中共，他們或許已達成了一致。習近平負責的中央黨校出版物最近批評政法委對維穩的處理，指向了周永康。
這篇《學習時報》題名為「社會管理誰來管」文章提到，政法委已經逾越了它的許可權，讓國內治理工作產生困難。這意味著目前在國安系統治理下的維穩工作，需要放在更廣的政策架構之下，而不能完全從安全上去考量。中共總書記收回對維穩系統的控制，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將周永康的職務降至政治局（委員）一級。
第三，薄熙來的下臺和其帶來的有關安全機構的爭議再次浮出水面，而在改革初期安全部門的工作一向非政治化的。公安部長和國務委員孟建柱是最有可能取代周永康的人物，他在政治方向上明顯走錯了路。
儘管有很多理由認為，在中共內部看來孟建柱是一個靠得住的負責安全人選，但他的上海幫背景使得他不太可能成為政治局常委的熱門人選。在上海時，孟建柱曾經在吳邦國與黃菊手下任要職，黃菊讓人聯想到高層官員腐敗，在胡錦濤、習近平聯手治理腐敗之際，這一背景令孟建柱入常可能性降低。
那麼，中央政法委的降級對於中國政治與高層意味著什麼呢？
首先，在周永康退休時將這一職務降級幾乎肯定意味著另一個常委的職務也隨之降級。因為政治局常委人數需要是單數來表決，這樣常委的人數會從9人變為7人。
這就可能會產生兩種後果。一個是某個職務將跟隨政法委一起降至政治局（委員）一級，其次，7人常委的人選會被重新考慮。
另外，減少2個常委的席位可能加劇領導層負擔過重的問題。這種增加的壓力讓觀察家們考慮如果中共減少政治局常委的人數，那麼入常人選的洗牌會更加猛烈。如果將安全與宣傳的職位從政治局常委拿下，將會導致這兩個龐大而至關重要的部門（的權力）分散在其他政客手中。（如同國安部門一樣，中國已經顯著的擴大了其在海外的新聞和宣傳力量。）
或者，政法委及其控制的國內安全系統和情報機構的降級將會使它們的活動合併到更廣泛的政策框架之下。中央黨校對周永康的批評，凸顯了維穩政策與其他部委以及安全系統之外的活動重疊的問題。制訂國家、各省和地方維穩活動總體方針的維穩領導小組可能會承擔更多的內容，將安全變成維穩工作中的一個而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不論18大的結果、中央政法委的前景如何，所有的跡象都表明被稱為第5代中國領導的權力移交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每個入常人選和不同的政策體系的狀態都對中共會如何治理國家有著重要的影響。
（譯文有刪節，點擊看原文）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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