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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集體抄書是恥辱,不是榮譽

作者:徐賁  2012-06-21 08:34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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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關於百來位著名作家分段抄寫《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消息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作家們手抄的《講話》將由作家出版社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為題出版。據報導,有的抄寫者擔心自己的字寫得不好,拿不出手。就算字寫得再好,抄寫的酬勞也不過區區1000元,因此,他們的手跡應該還算不上「墨寶」,抄寫也不是為了酬勞。那麼他們為什麼要參與這件事情呢?

作家們是愛榮譽的人,能夠被選中並邀請來抄寫《講話》,無疑是被肯定為中國最重要,最傑出的文藝界人士,甚至是文化領袖。這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榮譽觀,是因躋身於一群名人中而得到光榮的那種榮譽。

對於文化人來說,榮譽向來是一種基本的價值觀,是一個「人格覺醒」的結果。歷史學家布克哈特(Jacob Burkhardt)把形成文化人特殊的榮譽觀追溯到文藝復興時代,「在十三世紀,義大利開始充滿具有個性的人物;施加以人類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別的形態和服裝出現在人們面前」。「多才多藝的人」和「完全的人」成為新的人格理想,而榮譽正是這樣一種新人格的外化:「和這種個人的內部發展相適應的是一種新的外部榮譽——近代形式的榮譽」。

這種「人格覺醒」榮譽觀顯然不是《講話》所鼓勵的,《講話》要求「文藝服從於政治」,至於政治是什麼,如何服從政治,則是由手握政治權力的人說了算的。即使那些參加抄寫《講話》的文化人士,也不見得個個都贊同這種文化服從政治的主張。對於他們來說,他們參加的並不是一件表達自己真實主張的事情,而是一件與表達真實主張無關,或者根本就有所違背的事情。對他們來說,這不過是逢場作戲的犬儒行為而已。

確實會有人是因為贊成和支持《講話》的主張而參加了抄寫。然而,抄寫並不是一種表達贊成和支持《講話》的理性方式。參加抄寫只是一種象徵性行為,而不是公共說理方式。參加抄寫的都是文化精英,又都是公共人物,他們如果有什麼主張要向公眾,包括一般文藝人士和知識份子進行倡導,理應向他們說明為什麼自己持有這樣的主張。即使在「文革」那樣蠻不講理的時代,每逢紀念《講話》發表,文藝界的頭面人士也會談一些自己的心得體會,那多少也算是一種對《講話》文本有實質理解的表示。

今天參加抄寫《講話》的文化精英,他們無須對文本有任何實質理解(哪怕是裝作有所理解),而他們所作的是對《講話》象徵性表態和支持,既無表態的實質內容,也無支持的確實理由,與一般群眾的拍手、歡呼沒有什麼不同。

任何出版物,包括這個《手抄珍藏紀念冊》都是公共讀品,都是用來影響公眾的。象徵性的表態支持是一種宣傳式的暗示誘導,不是用理性話語引導公眾的方式。《手抄珍藏紀念冊》就好像是百來位文化名人站在一起,各人手持一冊《講話》,一語不發,以此形成一種暗示性的「大家贊同」的象徵。他們有責任分別向讀者說明自己為什麼贊同《講話》,但他們並沒有這麼做。

真誠地贊同《講話》精神,這本身並沒有什麼錯,問題是贊同者有責任向社會說明自己贊同的道理是什麼。否則,贊同就不過是一種空洞的姿態,一種政治正確的表態象徵。它同時利用「名人效應」與「人多勢眾」,誘導別人有樣學樣、人云亦云的非理性模仿。這種暗示性提示的影響依賴於一個消極被動、不善思考,更不善辭令的群眾群體。暗示性提示對這樣的群眾可能是有效的,但卻是有害的,它不但不能開啟民智,反而使得民眾更加依賴於外來的非理性心理誘導,變得更加愚昧。即使用於心理治療,真實目的曖昧的心理暗示也是違反職業倫理的。

當然,並不是所有受邀抄書的作家都欣然從命的,可惜我們無從知道他們的姓名。媒體似乎只關心那些抄了書的,這就又可能造成一種假象,那就是,那些願意以抄寫的方式為《講話》站臺的,他們比拒絕抄書的更值得關注,更值得公眾的尊敬,他們才配得上作家和文藝家頭上的榮譽光環。

作家,尤其是那些著名的作家,是公共人物。他們的責任不只是寫小說、寫詩,他們應該是有社會責任的人,其中就包括幫助民眾深化對重大問題的認識,並就此積累新的知識。參加抄寫《講話》的作家們,他們或許以為,單單抄寫《講話》就已經是在儘自己的社會責任。其實不然,因為無論是逢場作戲也好,象徵性表態也罷,單純抄寫《講話》都還不是公共說理,也都無助於對文藝與政治關係的認識深化和新知識積累。他們抄書比和尚唸經還不如,和尚唸經至少還要下記憶的功夫,而他們的所做的只是「抄寫」:和尚唸經還得念全了,而他們每個人只是抄寫170來個字的片段!

凡是政治正確的,未必都是值得跟風或表態支持的,一窩蜂的表態中鮮有獨立思考的可能,驅使這種表態的只不過是一種習慣成自然的條件反射。這種一窩蜂的恥辱是個人的,更是群體的。「文革」結束已經36年,這樣的「文革」教訓卻至今沒有被人們認真汲取。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出版社編輯,只是輕輕揮舞了一下政治正確的指揮棒,就居然能如此便利地讓這麼多文化精英沒頭沒腦地翩翩起舞,更何況當年偉大領袖的無上權威?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起一支明燭。知識精英的集體理性思考退化,又該到哪裡去尋找真正的原因?如果連他們也無意去尋找真正的原因,中國的文化狀態又怎麼能不令人擔憂?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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