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成為美名校一景 裸官的風險對沖

裸官受到民眾的斥責、受到制度的約束理所當然。

所謂裸官,即官員的配偶和子女在國(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一個國家的公務人員或者國有企業人員,有很大一部分成為裸官,意味著這個國家隱患重重。

從金融學來解釋,裸官是風險對沖。深入瞭解國內政治經濟情況的人率先看到政治經濟風險,因此安排家人出國,如果將來風險上升,就可以坐收境外經濟發展的紅利,如果判斷失誤,中國經濟發展不錯,官員可繼續利用自身佔據的有利地形,攫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就像普通投資者同時持有黃金和美元一樣,當黃金價格下降美元價格就上升,而美元指數下降黃金價格就上升,以此對衝風險。

正常的人員流動是資源配置的有效工具,無可厚非,但一個國家,官員成為「裸泳」急先鋒,則是國家之不幸。

因為這些官員對未來信心不足,預做狡免三窟的佈置,可進可退,這些官員可以稱之為理性經濟人,卻不可能成為帶領國人衝過改革險灘的領頭人,他們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氣、缺乏改革的決心。官員為官,首先想到的是獲得對沖之後的差價,還把官位期權在當期兌現,把職位當成套利的砝碼,當家屬到達國外之後,利用一切辦法獲取資金、獲取教育資源。筆者幾年前偶遇一位在美國常青籐大學執教的朋友,他憂心忡忡地說,十年前美國常青籐大學的中國學生大多考試選拔而來,而目前官員子女尤其是高官成為常青籐大學的一景。

中國的裸官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28日,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兼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馼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中國有多少"裸官"?恐怕這個統計數字現在還拿不出來。」而在2006年5月23日,公安部、審計署首次就打擊經濟犯罪工作聯合召開的新聞發布會稱,我國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近年來陸續緝捕到位的有320人,直接涉案金額有近700億元人民幣。

其他數據則高得多。今年5月23日,防止違紀違法國家工作人員外逃工作協調機制聯席會議在京召開。這是2007年該機制建立以來的第三次會議。該機制是由紀檢監察機關、黨委組織部門,以及司法、外交、公安、金融等職能部門共同組成的反腐敗大網。最高檢披露,自2000年底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公安部組織開展追逃專項行動以來,至2011年,檢察機關共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18487名,僅最高人民檢察院公開的其中5年的繳獲贓款贓物金額,就達到541.9億元。

另據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向《中國經濟週刊》披露,據研究中心的估算,自2000年來外逃官員保守估計仍有近萬名,攜帶金額約1萬億元。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的調查顯示,金融系統和國有大中型企業,是攜款潛逃的重災區。在他們的調查中,外逃貪官中,金融系統、國有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約佔87.5%,其他部門約佔12.5%。如果把國企與金融系統視作「准公務員」,既掌握行政又掌握經濟大權的半官半商們,成為腐敗重災區。

廟堂之上,儘是「對衝將軍」;廟堂之遠,也就充斥了投機人士。最搞笑的是,在國內集中明星拍攝的主旋律影片,據有心網友一一數來,主演居然絕大多數是境外人士。可以想像,如果境外友好人士替我們議政,如果境外愛國人士替堅守國內的人愛國,遍佈各個行業的不誠信,也就有了源頭活水。

個人的理性選擇,個人的對沖與套利,有可能成為集體的最大命門。別的不說,只要西方國家管住了中國的官二代與富二代,中國的未來落於誰手,也就可想而知了。

認識到了這一命門,相關的規定已經出臺。2010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和《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規定領導幹部必須報告本人婚姻變化及配偶和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狀況、本人有關收入,本人及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房產、投資等事項,這是目前我國監管「裸官」的主要規定。2009年11月,深圳市出臺《關於加強黨政正職監督的暫行規定》,「裸官」不得擔任黨政部門正職。2012年1月4日,中共廣東省委十屆十一次全會全票通過了《中共廣東省委關於加強市縣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規定「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原則上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

一些官員顯然並不認同禁止裸官。今年2月20日,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發布我國第一份《裸官監管調研報告》,法治國情調研組分別在北京、四川、貴州等23個省市,面向公職人員和公眾,開展了「公職人員廉潔從政法律機制」問卷調查,向23個省的公職人員發放問卷1617份,回收有效問卷1464份。調研組同時也對公眾發放了問卷。調查發現,公職人員對「裸官」的認同度相對較高,有38.9%的公職人員認為配偶可以擁有外國國籍。

裸官並非無路可去,他們可以下海到金融領域去當對沖基金經理,他們可以炒作權證,進行期權套現,就是不能成為社會的精英領導中國改革,一個不相信公司的人不可能成為好的CEO,同理,一個不相信本國未來發展的人,絕不可能成為一個明智而堅定的改革者。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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