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受難者(圖)
圖／Benson Tsang
「還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這些人，當年他們的鬥爭，後來所遭受的迫害，他們這些基本情況都還沒有披露給世界，世人所瞭解的僅僅是一小部分。」
「李旺陽，邵陽人，參與八九民運，（判刑）13年，2000年獲釋；2001年接受境外電臺採訪和‘中國人權’8,000元人民幣生活資助，遭判10年，現在湖南赤山監獄服刑。」
以上數十字，是由旅居西班牙的中國異見人士黃河清編錄的「六四底層列傳」名單，有關「六四鐵漢」李旺陽的簡介。其實，要不是李旺陽生前（5月22日）接受了香港有線電視的訪問，以百病纒身、嚴重傷殘之軀，在鏡頭前擲地有聲地說無悔參與八九民運，「就是砍頭我也不回頭」，並在受訪短短兩週後（6月6日）在下榻的醫院離奇身亡，相信海內外知道「李旺陽」這個名字的人很少。
李旺陽「被自殺」事件在香港社會激起震怒，民情的凶湧迫使一些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承諾去信中央政府要求徹查李的真正死因。可是，一眾知名度比李旺陽更低的「六四」沉默受難者，多年來又得到海內外的多少關注？
「暴徒」的下場
根據黃河清的「六四底層列傳」（收錄於蔡淑芳所著的《廣場活碑》），「六四」後全國15個省巿，共有逾1,700人遭抓捕和判刑，當中北京巿便佔了1,209人。全國共有26人被判處死刑，當中只有一人上訴後改判無期徒刑，其餘當年全被槍斃。
而由張良所編著的《中國六四真相》，列出全國因為牽涉民運而被捕（包括向當局自首）者，截至1989年6月底更多達5,104人。官方資料方面，北京巿委辦公廳在1989年8月所編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提到，北京巿在「六四」後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亂」的疑犯。
在八九民運時擔任「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聯絡部部長的北京異見人士李海，在九十年代初期曾進行有關「六四」後被當局判刑和迫害者的調查。他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稱，當年北京巿政府管轄的五個監獄或監禁處所，合共有500到600人，因為牽涉八九民運而遭判刑囚禁。其中104名判刑十年以上至死緩不等的重犯，全被關在位於北京巿朝陽區南豆各莊鄉的北京巿第二監獄，至今還有小部分人仍然在囚。
「他們當中以普通巿民、工人居多，也有一些京郊農民，被判監禁的學生人數不是很多。因為曾參與民運的學生，相對普通巿民都較有組織，有訊息渠道，因此政府對他們往往都有點網開一面。」
「他們不少人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也有很多人被控以蹤火、搶劫、參與暴亂等罪名。很多被捕者其實都沒有與戒嚴部隊正面（暴力）衝突，例如有巿民因為僅僅在街上拿走士兵遺下的軍用包，或是檢起子彈頭，就被控以搶劫罪名，判處七年、十年的監禁。」
現年58歲的李海，因為在九十年代長期從事追蹤「六四沉默受害者」情況的調查和統計工作，1995年因「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當年，公安把他的調查資料全數充公搜走，因此他目前也只能憑記憶講述當年報告的內容。當中不少史料，難免因此散佚。
李海稱，根據他當年的統計，北京當年共有八人因為被指縱火焚燒軍車被判死刑，當中只有環衛工人王連禧，最後因為經醫學鑑定為智障人士而沒被處死。他在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2007年出獄。王出獄時僅靠每月2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過活，生活非常艱難。
「政府對這類人的打擊都很重。他們當中很多沒有什麼政治目的，只是同情學生，就因此被指是‘暴徒’，關押了很多年。他們出獄後，遭受貧困的生存壓力，很難找到較好的工作，也很少拿到政府的低保，終生沒有配偶。」在八十年代曾在北京中醫學院任教的李海稱，他在2004年獲釋以來，也從未得到過政府的低保，一直以來只能靠家人和朋友的接濟維持生活，還要長年受到當局的重點監控。
「自出獄以來，警察對我的騷擾都非常厲害，不少時間我都被軟禁在家。尤其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當局對我的打壓更變本加厲，有幾次我被政府人員綁上雙眼帶走，關在招待所地下室或者是賓館，一關短的就是一個星期，長的就是四十多天。這樣我的生活就很難正常，工作也很難搞。」
不為人知的迫害
同樣曾經參與八九民運的江蘇異見人士江棋生，在三年前的「六四」20週年前夕，曾整理髮表《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他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說：「當年大部分省份，都有一些積極參與民運的人。四川、湖南、山東等，有些人判得很重，死緩、無期徒刑、十五年（監禁）以上的都有。當然根據我瞭解的情況，到今年六四23週年了，除了北京還有幾個人還關在監獄裡之外，其餘各地的都放出來了。」
為了撰寫這篇報告，江棋生在2009年上半年聯絡了全國各地關注「六四」受害者的人，向他提供了一些比較完整的名單，並參考了「天安門母親」組織以及一些海外中國人權組織的資料。「拿到倒是還算順利，但是過程中也被當局嚴密地監控，後來（政府人員）就到我家裡來抄了兩次，把電腦、把材料全部抄走了。」
「北京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群，判刑判得最重，就是‘六四’屠殺那一天，起來反抗屠殺的工人和市民。這群被當局稱為‘六四暴徒’的群體，得到境外有關機構的關注很少。他們關進去的時候都二十來歲，有的關了八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三年。例如今年的李玉君，出來就是關了二十三年，四十多歲也沒有成家，也沒有謀生的本事，也沒有知名度，家庭往往也不敢站出來為他們說話。所以他們的處境應該是比較差的。」1989年時年僅22歲的小販李玉君，當年因為點燃了一輛普通民用運送油料的「解放牌」油罐車，阻止解放軍入城，結果被當局以縱火罪判囚23年。
對於李旺陽的「被自殺」事件，江棋生表示真相仍然有待尋找。他雖然從未與李旺陽有過交往聯繫，但認為李當年積極投身八九民運，出獄後仍然繼續為民主奮鬥，因此又換了第二次監禁，形容「在中國願意為民主獻出自己絕大部分東西的人，為數已不多」。他慨嘆說：「還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這些人，當年他們的鬥爭，後來所遭受的迫害，他們這些基本情況都還沒有披露給世界，世人所瞭解的僅僅是一小部分。」
孤立待援
在內地，官方傳媒至今對李旺陽之死三緘其口，即使在微博、討論區等網上平臺，網民討論李旺陽事件的氣氛也並不熱烈。一名在上海某電視臺供職的媒體人說：「相比於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當年學運領袖，李旺陽的名氣不大。此外，邵陽巿位處偏遠，歷年來外界關注都不多。即使他的死在香港激發了萬人遊行，我身邊朋友知道他的人也不多。」他對這次事件在香港引起強烈反應，感到有點不解：「坦白說，內地‘非正常死亡’事件實在太多了，為什麼去年底廣東陸豐烏坎村民薛錦波之死，又沒有像這次引來這麼大的反應呢？」
這名經常「翻牆」瀏覽海外敏感資訊的媒體人形容，李旺陽事件目前僅在內地公共知識份子等「小圈子」群體獲得關注。「李旺陽所做的事情，可能跟民眾最直接的利益離得太遠。與上次烏坎事件的薛錦波之死比較，征地、拆遷這類的事情經常發生，很多民眾利益都受到侵害，所以因此發生的‘非正常死亡’就比較受人關注，因為人們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但是李旺陽所做的，比如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等，就不是大家眼下最關心的。」但他補充，一些人還會默默關注李旺陽事件，但就不願意公開談論，更遑論以實際行動聲援了。
在海外有較高知名度，曾經因為組建中國民主黨而被判囚12年的湖北異見人士秦永敏，去年5月曾在網上公開呼籲海內外各界有心人慷慨解囊，向當時剛剛出獄的李旺陽捐款，以解決他生計問題的燃眉之急。可惜，當時只在美國之音等少數長期密切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海外媒體，以較大篇幅報導這個呼籲。至於香港主流傳媒，直到李旺陽不幸離奇去世前，對他卻甚少關注。《陽光時務》記者近日曾多番聯繫秦永敏，但電話一直未能接通。
「普通人如果真要幫忙的話，那還是很容易的。即便他們知名度低，但是真正要瞭解到他們的基本情況，應該並不難。可惜的是，真正著手去幫的人比較少。」江棋生慨嘆，境外傳媒以至有關團體，以往一直很少關注「李旺陽們」這類知名度較低的長年受迫害異見人士，他們長年因此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我想對他們來說，經濟上最好希望能夠雪中送炭吧。他們中間不少人都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也很不穩定，也不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險。其次，在政治上，即便他們名氣不大，也應該如實地肯定他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功績。」
身兼職工會聯盟秘書長的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李旺陽生前曾積極投入工人運動，其家人長年也生活結據。為了援助李旺陽的家屬，職工盟已為李家設立捐款專戶，目標是為他們籌集50萬港元，以應付李旺陽的後事和家屬日後生活所需，超出之數則將會撥作設立永久「六四紀念館」之用。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