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到底有沒有「四大自由」？
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被稱為所謂的「四大自由」。至今仍被一些文革的辯護者津津樂道，說「四大自由」是毛澤東為了克服中國體制弊端的一次偉大的民主實踐。說當時下級可以批評上級，平民可以反對權貴，甚至打到權貴，是實現了超越資本主義民主的「大民主」。吹噓得一些沒有文革經歷的年青人心嚮神往，羨慕萬分。以為，美國人可以罵總統，我們中國也有過可以罵國家主席的時候，真恨不得穿越到40年前去，過一把「四大自由」的癮。
然而，事實果真是這樣嗎？毫無疑問，千真萬確，文革期間「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有的。廣大民眾、紅衛兵、造反派，幾乎人人享受、參與了「四大」。但是，遺憾的是，卻沒有一絲一毫的「自由」！
文革中，任何與上級精神相悖，任何敢於冒犯政權的言論或大字報，或遲或早，都要付出今天不可想像的沈重代價。甚至要搭上自己寶貴的性命！那是一段人類歷史上最慘痛、最黑暗的時期。
文革「四大」發源於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教師聶元梓貼出反對北大黨委的第一張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予以轉載煽動，隨即全國掀起了第一波「四大」的浪潮。這波浪潮立刻遭到各級黨組織、工作組的嚴厲鎮壓。很快敢於挑戰權威的學生、教師紛紛被打成「右派」、「反動學生」、「反革命」，遭到殘酷批鬥。文革帷幕剛剛拉開，不少教師、學生就此被逼自殺身亡，成為文革中，品嚐「四大自由」的第一批祭品。
僅以清華大學一校為例，開展「四大」才短短十八天，就抓了500名右派學生，自殺3人。黨組織不費吹灰之力就將所謂「四大自由」扑滅在血淚之中。
正如毛澤東8月5日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所描述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
當然，毛澤東在這裡是把鎮壓「四大」的責任推給當時處於「第一線」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組身上。但不管怎麼說，毛澤東既然糾正了劉少奇對於「四大」的壓制，那麼接下來的「四大」是不是就有了「自由」了呢？
非常不幸，不僅仍然沒有「自由」，反而情況更加嚴酷。幾個月後，毛澤東為了收拾殘局，向全國大中學校派去了與劉少奇工作組類似的權力機構：如「軍管會」、「支左小組」、「軍宣隊」、「工宣隊」……
在這漫長的收拾殘局的數年之中，從來是只有「四大」，沒有「自由」。一批又一批的敢於運用「四大」向權力說不，挑戰權力的人被打成「反軍亂軍份子」、「五一六份子」、「階級異己份子」、「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壞頭頭」、「打砸搶份子」……，遭到刑訊逼供、肉體摧殘、精神折磨，其殘酷程度遠勝於劉少奇的工作組。一批又一批批鮮活的生命被送上了文革的祭壇。
其中，毛澤東親自部署的長達四年之久的「一打三反」運動和「深挖五一六」運動，則是對所謂「四大自由」的全面的秋後算賬。凡是積極投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紅衛兵、造反派、普通民眾，均遭到大規模的鎮壓。
僅江蘇一省就有13萬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死亡2000多人，傷殘人數更多。南京大學定了1154名「五一六分子」，21人跳樓、自縊、臥軌自殺身亡。有資料披露，全國範圍有上千萬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被關押、被判以重型。
至此，廣大民眾、紅衛兵、造反派才恍然大悟「四大自由」原來是一束美麗的罌粟花。品嚐毛澤東賦予的「四大自由」的甘露，必須要付出慘痛的代價。但已為時太晚！
毛澤東在號召紅衛兵、造反派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時，只是通過官方媒體大力鼓吹。既不給「四大自由」以法律的保障，也不給今後不予追究責任的承諾。
在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中，對於「四大」，在第四條有這樣的表述：「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在第七條中，又斥責了劉少奇的工作組壓制「四大」的做法，說「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份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
在這個指導性文件中，根本沒有提到「自由」二字，更無將「四大自由」定位為公民的權力，必須給予保障的表述。就連古代開明帝王一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的承諾都沒有。反而為所謂「四大自由」預設了重重陷阱。
1967年1月13日發布的「公安六條」，就明確規定了限制「四大自由」的以言獲罪的政策：「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據此，無數對文革表示懷疑，對毛澤東、林彪做法表示不滿的有識之士，慘遭鎮壓和迫害，不少人像張志新、遇羅克一樣慘遭殺害。
在血淋淋的事實面前，一些文革的辯護者仍然要為所謂「四大自由」狡辯說，即使當時禁止反對最高領袖毛澤東、林彪，但允許反對各級領導，也是件了不起的民主成就。
這種論調也是經不住事實的檢驗的。文化大革命中「四大」的禁區太多了，不能反對的豈止毛澤東、林彪兩人？周恩來、江青、「中央文革」、軍宣隊、工宣隊、以及各省、市，乃至各單位的「紅色政權——革委會」……一句話凡是所謂「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都是不能反對的。
但是，誰才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呢？並沒有個客觀標準。實際上也就是各個時期的各級大權在握的人。有權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權力就是「四大」的禁區，誰都不能冒犯，誰冒犯了誰就要遭殃。比如當時山東革委會主任王效禹，江蘇革委會主任許世友……曾經都是毛澤東的紅人，他們就將成千上萬的貼大字報反對他的人，以各種名義打成反革命，關押、摧殘製造了無數冤案、假案。
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說，「文革受害者有上億人」。這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因為輕信所謂「四大自由」，積極投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運動的無辜青年。
其實，當時「言論自由」並非無法可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五四年），第八十七條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
毛澤東如果真是為瞭解決體制的弊端，要推進社會民主，為何不切切實實地落實憲法，而要別出心裁，另搞一套不倫不類的什麼「四大自由」的所謂「大民主」呢？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民主自由階級論」和「民主自由手段論」的發明者。而文革中的「四大自由」就是毛澤東「民主自由手段論」的精彩傑作。「四大自由」是毛澤東用來打到一大批老革命、當權派、政敵的手段。同時也是橫掃一切敢於挑戰權威的異見人士的手段。更是扑滅未曾受過「反右」教訓的，青年一代心中天生俱在的，人性、人權、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