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到底有沒有「四大自由」?

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被稱為所謂的「四大自由」。至今仍被一些文革的辯護者津津樂道,說「四大自由」是毛澤東為了克服中國體制弊端的一次偉大的民主實踐。說當時下級可以批評上級,平民可以反對權貴,甚至打到權貴,是實現了超越資本主義民主的「大民主」。吹噓得一些沒有文革經歷的年青人心嚮神往,羨慕萬分。以為,美國人可以罵總統,我們中國也有過可以罵國家主席的時候,真恨不得穿越到40年前去,過一把「四大自由」的癮。

然而,事實果真是這樣嗎?毫無疑問,千真萬確,文革期間「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有的。廣大民眾、紅衛兵、造反派,幾乎人人享受、參與了「四大」。但是,遺憾的是,卻沒有一絲一毫的「自由」!

文革中,任何與上級精神相悖,任何敢於冒犯政權的言論或大字報,或遲或早,都要付出今天不可想像的沈重代價。甚至要搭上自己寶貴的性命!那是一段人類歷史上最慘痛、最黑暗的時期。

文革「四大」發源於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教師聶元梓貼出反對北大黨委的第一張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予以轉載煽動,隨即全國掀起了第一波「四大」的浪潮。這波浪潮立刻遭到各級黨組織、工作組的嚴厲鎮壓。很快敢於挑戰權威的學生、教師紛紛被打成「右派」、「反動學生」、「反革命」,遭到殘酷批鬥。文革帷幕剛剛拉開,不少教師、學生就此被逼自殺身亡,成為文革中,品嚐「四大自由」的第一批祭品。

僅以清華大學一校為例,開展「四大」才短短十八天,就抓了500名右派學生,自殺3人。黨組織不費吹灰之力就將所謂「四大自由」扑滅在血淚之中。

正如毛澤東8月5日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所描述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

當然,毛澤東在這裡是把鎮壓「四大」的責任推給當時處於「第一線」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組身上。但不管怎麼說,毛澤東既然糾正了劉少奇對於「四大」的壓制,那麼接下來的「四大」是不是就有了「自由」了呢?

非常不幸,不僅仍然沒有「自由」,反而情況更加嚴酷。幾個月後,毛澤東為了收拾殘局,向全國大中學校派去了與劉少奇工作組類似的權力機構:如「軍管會」、「支左小組」、「軍宣隊」、「工宣隊」……

在這漫長的收拾殘局的數年之中,從來是只有「四大」,沒有「自由」。一批又一批的敢於運用「四大」向權力說不,挑戰權力的人被打成「反軍亂軍份子」、「五一六份子」、「階級異己份子」、「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壞頭頭」、「打砸搶份子」……,遭到刑訊逼供、肉體摧殘、精神折磨,其殘酷程度遠勝於劉少奇的工作組。一批又一批批鮮活的生命被送上了文革的祭壇。

其中,毛澤東親自部署的長達四年之久的「一打三反」運動和「深挖五一六」運動,則是對所謂「四大自由」的全面的秋後算賬。凡是積極投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紅衛兵、造反派、普通民眾,均遭到大規模的鎮壓。

僅江蘇一省就有13萬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死亡2000多人,傷殘人數更多。南京大學定了1154名「五一六分子」,21人跳樓、自縊、臥軌自殺身亡。有資料披露,全國範圍有上千萬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被關押、被判以重型。

至此,廣大民眾、紅衛兵、造反派才恍然大悟「四大自由」原來是一束美麗的罌粟花。品嚐毛澤東賦予的「四大自由」的甘露,必須要付出慘痛的代價。但已為時太晚!

毛澤東在號召紅衛兵、造反派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時,只是通過官方媒體大力鼓吹。既不給「四大自由」以法律的保障,也不給今後不予追究責任的承諾。

在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中,對於「四大」,在第四條有這樣的表述:「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在第七條中,又斥責了劉少奇的工作組壓制「四大」的做法,說「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份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

在這個指導性文件中,根本沒有提到「自由」二字,更無將「四大自由」定位為公民的權力,必須給予保障的表述。就連古代開明帝王一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的承諾都沒有。反而為所謂「四大自由」預設了重重陷阱。

1967年1月13日發布的「公安六條」,就明確規定了限制「四大自由」的以言獲罪的政策:「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據此,無數對文革表示懷疑,對毛澤東、林彪做法表示不滿的有識之士,慘遭鎮壓和迫害,不少人像張志新、遇羅克一樣慘遭殺害。

在血淋淋的事實面前,一些文革的辯護者仍然要為所謂「四大自由」狡辯說,即使當時禁止反對最高領袖毛澤東、林彪,但允許反對各級領導,也是件了不起的民主成就。

這種論調也是經不住事實的檢驗的。文化大革命中「四大」的禁區太多了,不能反對的豈止毛澤東、林彪兩人?周恩來、江青、「中央文革」、軍宣隊、工宣隊、以及各省、市,乃至各單位的「紅色政權——革委會」……一句話凡是所謂「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都是不能反對的。

但是,誰才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呢?並沒有個客觀標準。實際上也就是各個時期的各級大權在握的人。有權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權力就是「四大」的禁區,誰都不能冒犯,誰冒犯了誰就要遭殃。比如當時山東革委會主任王效禹,江蘇革委會主任許世友……曾經都是毛澤東的紅人,他們就將成千上萬的貼大字報反對他的人,以各種名義打成反革命,關押、摧殘製造了無數冤案、假案。

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說,「文革受害者有上億人」。這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因為輕信所謂「四大自由」,積極投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運動的無辜青年。

其實,當時「言論自由」並非無法可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五四年),第八十七條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

毛澤東如果真是為瞭解決體制的弊端,要推進社會民主,為何不切切實實地落實憲法,而要別出心裁,另搞一套不倫不類的什麼「四大自由」的所謂「大民主」呢?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民主自由階級論」和「民主自由手段論」的發明者。而文革中的「四大自由」就是毛澤東「民主自由手段論」的精彩傑作。「四大自由」是毛澤東用來打到一大批老革命、當權派、政敵的手段。同時也是橫掃一切敢於挑戰權威的異見人士的手段。更是扑滅未曾受過「反右」教訓的,青年一代心中天生俱在的,人性、人權、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手段。

本文留言

作者黃學章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