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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歲月:青春無悔還是不堪回首?(圖)

作者:行動行動  2012-06-06 12:1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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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知青上大學不免獻身(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近日,大型「青春勵志劇」《知青》在央視熱播,只播出短短數集,已引起了巨大爭議。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如何看待那段歲月,究竟是「青春無悔」,還是「不堪回首」。

「無悔論」者說:「這部劇告訴人們,逆境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非常重要」,這種苦難釀就成功的心態,是「青春無悔」的哲學基礎,也是該劇「青春勵志」的立足點。「有悔論」者們則說:「上山下鄉」本就是一場苦難,部分人在逆境中的奮鬥並不能把壞事變成好事。

這種認知分歧,實在引人深思。

所謂「青春無悔」,是「因為無何奈何,要自我安慰」

有一首知青詩歌這樣寫道:「我們說青春無悔/是因為無何奈何/要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不能接受自己的青春被操控,難以面對自己的青春無意義,這才是「青春無悔」的真相。

知青生活不美好,「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殺」,某些地方「一百零三名幹部姦污女知青」。

《知青》編劇梁曉聲說,《知青》就是這樣一部作品,他們想給觀眾看到真正的知青是什麼樣子,而不是被浪漫化、被規避掉「生活」。《知青》只播了兩集,我們無法判斷梁曉聲是否在信口開河。不過,目前已有不少資料披露了當年知青的生活情景。

農村生活貧苦,這是人所公知的,城市青年下鄉後一下子就要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其不適也可想而知。除了克服農村的生活困難外,知青還要承受管制和欺凌,在《中國知青夢》一書中,鄧賢引用了大量官方檔案描述了這知青被管制和欺凌的殘酷一面:

「(第十八團)排以上幹部親自動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幾種刑罰,有的被打致殘,有的內傷嚴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殺(未死)……」

「遼寧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發生摧殘知青和姦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僅一九七二年姦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雲南省知青辦揭露:據不完全統計……有一百零三名幹部姦污女知青。」

「第十團司令部參謀刀世美(正連級),有婦之夫,採用欺騙、引誘和脅迫等手段,雞姦男知青二十餘人」!…

誠然,確實有部分知青是懷著某種理想主義去上山下鄉的,但決不應該因為這部分理想主義,就遮蔽掉它背後的迷茫、苦悶乃至血腥。

「這部劇告訴人們,逆境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非常重要。它不僅可以讓知青這一代回望自己的人生軌跡,也可以讓他們的後代、今天的人瞭解那一段歷史,為人們注進精神營養,珍惜今天。這就是電視劇《知青》的價值。」某文藝評論家如是說。該看法十分有代表性。這種苦難成功學,在90年代相當流行。在90年代後期,當年的青蔥少年變成大叔了,他們回望和紀念自己的青春,部分人喊起來了「青春無悔」——「我吃了苦,但是我不後悔。」

「青春無悔」的提出,源於一場知青「青春無悔」的展覽及其出版的圖書。據其發起者之一的王曉梅說:「我覺得青春無悔的含義我是這樣理解的:從大的方面來說,我是絕對不贊成上山下鄉運動,像這樣一場運動是對民族和國家的毀滅。而對我們自己來說呢,因為我們在這種環境中間,沒有辦法的時候,被迫走的一條路中間,不管在什麼地方,在任何生活情況下,在艱難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種生活的體驗,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財富了。」…

網路上流傳著一首署名為張愚若、張谷若兩位知青的詩歌,是作者參觀崇明島上東平森林公園裡知青立下的「青春無悔」紀念碑後所作,其中有這樣幾句:我們說青春無悔/是因為無何奈何/要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不能接受自己的青春被操控,難以面對自己的青春無意義,這才是「青春無悔」的真相。

「無悔青春」是人為造成的歷史失真,讓人「誤以為當年的知青今日大部分都是中流砥柱」

在90年代,大量的知青「懷舊」作品對往事魂牽夢縈、無限懷念,「無悔青春」成為熱潮,隨之也招來非議。郜元寶說「老知青中一部分‘成功人士’的回憶錄及雜感彙編,知青作家自選集等,範圍有限,不容易體現知青文學的全景與實績。」

張嚴正也在《其知青圖書開始走出誤區》一文中批評知青中少數成功精英對知青歲月的眷戀,給下一代造成錯覺和迷茫:「一時間,多少知青看罷後,‘熱淚欲零還住’,從而掀起了回首「無悔青春」的‘自戀情結’熱潮。並引發了少數知青名人對黑土地和插隊生活的眷戀、追憶和謳歌,從編寫回憶錄到籌辦聯誼會,從歌曲‘小芳’到‘老插酒家’,直到電視劇中出現的知青出身的廠長、經理。……正由於這種人為造成的歷史失真,給下一代造成錯覺和迷茫,誤以為知青一代的成功與輝煌和苦難與汗水有著必然的相關關係,更誤以為當年的知青今日大部分都是‘中流砥柱’。」…

更荒唐的是:這種「無悔」還被人為提升到「與共和國共苦難」的高度

「逆境更容易成才」、「吃得苦中,方為人上人」,在我們的文化中「苦難」有著救贖的意義。知青稱「苦難」「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財富了」,喊「青春無悔」,多少源於這種對苦難的解讀。

然而,苦難對於知青來說,意義並不侷限於此。一些知青認為「現在我們更能吃苦了,扛著共和國的苦難」,把個體的困難上升到「國家」層面。對此,劉亞秋在其《「青春無悔」:一個社會記憶的建構過程》一文中分析:

「無悔被歸因為‘與共和國共苦難’,換言之,我們‘扛’起了共和國的苦,在這裡,無悔是通過個體的「苦」的意義轉置實現的,即個體的苦提升為國家的苦難。」

「知青文學、公開聚會等權力運作將這種苦感提升為一種國家的苦難。於是,不管多麼瑣碎的‘苦’都變成了一種莊嚴的‘苦難’,為國家‘扛著苦難’。‘苦’不僅對個人具有意義,而且因此獲得了一種國家歷史的意義。」但這種意義是如此荒唐——他們渾然忘了,這種「苦難」是誰強加在知青們頭上的。受害者與施害者居然唱起了同一首奇妙的讚歌。

《又說「老三屆」》作者張地說:「據我所知,知青中絕大部分人的生活處於很一般的水平,相當一部分還在為住房、子女、甚至為戶口和找工作而奔波。」寧紅崗則更為直接:「在揚起‘青春無悔’的漂亮大旗時,還應想想那些仍留在社會底層,沒有機遇,沒有能力,沒有毅力再回升的知青,少說些豪言壯語。」…

張地的描述較為籠統,在其背後,其實有很多鮮活的案例。譬如,知青回城後,為了生計奔波之餘,他們成為城市邊緣人,遭受歧視。某女知青說:

「一個很大的理由就是我們到北京以後,人家不理解我們,人家排斥我們,其實我們原來是北京人,等我們下鄉以後,他們就覺得把這些人趕走了,等這些人又回來了,然後就覺得這些人搶了他們什麼,我也不明白北京人什麼心理,是覺得這些知青回來呢給他造成什麼交通堵塞,你老農民似的。」

對於那些部分知青精英來說,他們高喊「青春無悔」,因為現在的成功了,可以從苦難中得到救贖,然而,對於這些為生活奔波勞碌、生活依然困苦的大部分知青來說,經歷苦難後並沒有迎來天堂,而是延續著另一種苦難,對於他們來說,青春真的無悔?或許那段苦難對於他們來說,只是簡單的「受苦」,並沒有過多的意義。

「受苦」的不僅是知青,而是全民族

「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其實視線都侷限在知青們自己身上。真正的悲劇是:迄今為止,極少有人、有作品關注到「上山下鄉」的另一被波及到的群體——農民——他們當年遭受了怎樣的衝擊。他們同樣也是這場運動的犧牲品,是苦難的一部分;但是,他們沒有自己的「知青文學」,他們也提煉不出「青春無悔」的口號,更不懂得將個體的苦難提升到「與國家共苦難」的高度以獲取心靈安慰,他們才是真正的失語者,才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數」。

上山下鄉讓億萬家庭承受著骨肉分離的痛苦

「上山下鄉」,不僅牽扯著知青的命運,而且讓整個家庭的陷入苦難的漩渦之中。最讓人刻骨銘心的是,億萬家庭承受著骨肉分離的痛苦。譬如:

「原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第八團的北京知青蔡連和,下鄉三年後的第一次探親就要結束時,其母親臉上不時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在近乎懇求的挽留不成之後,埋頭為他收拾行裝時,突然倒在床上,頓時神智不清,送到醫院緊急搶救,但已無回天之力。三年的苦熬苦盼,結局卻是這樣的淒慘,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他大聲疾呼:天哪!世道對我為什麼這樣的不公平?母親可以給我一切,我卻給了母親了什麼呢?蔡連和的眼淚哭干、心都碎了。」

許多知青存在各種婚姻問題,下一代往往成為這種家庭缺陷的犧牲品

知青回城,帶著子女來到陌生的城市,再加上原本知青的婚姻有諸多問題,家庭生活多少有所缺陷,所以知青的子女的成長道路也不平坦。陳紅在其《幫助知青子女排除心理障礙的嘗試》一文中談及:

「他們有的寄居在親戚家裡,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倍感孤獨;有的即使受到祖輩的疼愛,但由於長期和父母分離,思念之情苦苦地煎熬著這些幼小的心靈;有的較為幸運,能隨父母一起返城,但父母由於工作差、收入低,生活的壓力造成煩躁,有時會轉嫁到孩子身上;有的父母由於自己的不如意,因而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出人頭地,一旦孩子不爭氣,父母或怒罵或棒打,家庭氣氛異常緊張,給孩子心靈造成很大壓力;還有些知青子女初到城市,生活上尤其是學習上不太適應,與其他同學在成績上有明顯差距,使他們心理上無法接受。所有這些不如意不順利都給這些孩子脆弱的心理造成負面影響,逐漸產生心理障礙。表現為:抑鬱、孤僻、自卑、偏激、消沉等,形成了消極的性格特徵。這些不僅嚴重影響他們的學習,甚至有可能影響他們的一生。」

知青下鄉給本就已經被折騰得千瘡百孔的農村造成了巨大負擔

毛澤東當年號召知青下鄉,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事實上,據很多知青反映,當年農村並不真正需要他們,反而有時候把他們當成負擔——自49年以來,農村一直是以一種單向度的「城市輸血管」的身份存在著,農民土地上微薄的收入,一直是國家工業化、城市化最關鍵的「資本積累」;千萬知青下鄉,對本已不堪重負的農村而言,絕對是經濟負擔的又一次加劇。但知青們似乎並不能理解這一點,相反,他們在農村的某些行為,今日讀來令人寒心——李復奎在其《難忘的知青歲月》一文記載了當年知青偷社員的雞,不偷反而會被人嘲笑:

「那時在男知青當中,沒有偷過社員家的雞,是膽小鬼的象徵,會被別人嘲笑,所以,為了不被別人看不起,你無論如何都得去體驗一回。……丟了雞的社員,基本上沒有‘吃了豹子膽’要找知青索要的,發覺雞被偷了,都只有自認倒霉。當時在農村的知青,受到政策的保護,是農村中一個特殊的群體,‘貧下中農’並不敢公然欺負。」

除了給農村帶來經濟上的負擔外,下鄉知青還給農村青年心理造成創傷,賈平凹在《我是農民》一文中談及:

「我那時是多麼羨慕著從城裡來的知青啊!他們敲鑼打鼓地來,有人領著隊來,他們從事著村裡重要而往往是輕鬆的工作,比如赤腳醫生、代理教師、拖拉機手、記工員、文藝宣傳隊員,他們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糧定額,可以定期回城,帶來收音機、手電筒筒、萬金油,還有餅乾和水果糖。他們穿軍褲,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龍襪子和帆布褲帶……他們吸引了村裡漂亮的姑娘,姑娘們在首先選擇了他們之後才能輪到來選擇我們。」

結語

「上山下鄉」是一場悲劇;對「上山下鄉」的解讀在今天出現如此巨大的分歧,則是另一種更悲劇的悲劇。說一千,道一萬,有一個事實無人能夠否定:那是一場數千萬人(知青)乃至數億人(把農民包括進來)無法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運動;他們的命運掌握在他人之手,猶如草芥。歌頌這樣的運動,實在過於荒唐。

據說,梁曉聲最終接下《知青》劇本,與一位官員的這句話有關:「作家應該有一種文化自覺和文化責任。」的確,作家需要承擔責任。同樣是面對「苦難」,彼岸的米蘭·昆德拉說:「對希特勒的仇恨終於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

(本文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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