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九十後的六四(組圖)
黃之鋒和尤思聰都生於1990之後的香港，在回歸之後長大。對他們來說，「勿忘六四」並不只等同於悼念,「化為行動才是重點，影響更多人才是目標」，要「提倡當年北京學生，願意為了自己堅信的價值而付諸行動的一面」。他們認為「平反六四」等同於愛中國，「反對國民教育科、平反六四，很多人都會認為你不愛國，但我們是透過六四晚會，說出我們愛中國，希望中國有民主,希望中國可以變得更好。」
五、六月的香港，如常的悶熱多雨，走到街頭，仍舊熙來攘往，躁動的人群之中，穿插著堅定的歌聲。「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來自香港各大專院校學生的歌聲，鏗鏘有力。他們自發組成不同隊伍，穿上黑衣，走到香港各區，為當年六四的死難者報上哀音。
另一個年輕人組織「這一代的六四」，舉辦了不同的電影會、街頭相片展覽，重現了當年的「六四」。中文大學的學生，重新洗刷豎立於中文大學火車站旁的民主女神像，希望「六四」精神歷久常新。他們更會進行六十四小時絕食，經歷當年學生所經歷的。「九十後」也不甘示弱，一群中學生自發呼籲同學一起去六四遊行……
你會發現，仍然堅定地告訴你「不能忘記」的，不少都是一張張年輕的面孔。
當很多曾經覺得「痛心疾首」的「大人」已漸漸淡忘，很多八十後、九十後的年輕人卻開始走出來，湊成每年維園六四晚會的萬點燭光。
「六四」這段回憶，是如何印記在新一代人的腦海裡?他們甚至沒親身見證，為何他們仍然拾起這支差點失掉的棒，接力堅守「毋忘六四」？
黃之鋒，生於1996年，今年15歲，外表看起來，與普通中學生無異。
但與黃之鋒說話，你會漸漸忘卻眼前的他只是個中四的學生。
「為何我這樣關注國民教育科？因為民主並不只是普選。如果民主只是一人一票選特首，但原來每一個小學生由小到大都受到洗腦，不容許有獨立思考，即使香港有普選，但每個人都覺得林瑞麟（政務司司長）可以做特首，香港就玩完啦。」
黃之鋒與其他幾名中學生因為反對政府在中小學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立了「學民思潮」，是香港目前最活躍的中學生社會運動組織。早前，他面對著記者連珠發砲式的提問，面無懼色，思路敏捷，對答絕不遜於很多高官政客，相信曾指「辯論不是鬥口才」的唐英年看後更會汗顏。一夜間，訪問片段於網上瘋傳，短短几天，點撃率已超過17萬次，被視為香港九十後社會運動的代表人物。
5月27日，支聯會一如往年，在「六四」前夕舉辦愛國民主大遊行，「學民思潮」也在網上呼籲成員參加，一起支持平反「六四」、反對國民教育。
平反「六四」=愛中國
在不少新一代的心中，支持平反「六四」與支持民主連成一線。
黃之鋒說：「為何我希望平反‘六四’？因為我渴望中國有民主。」他認為「六四」就如一個關口，如果政府一天不肯承認這件事，中國就不會有民主。「香港現在還有少少的言論、集會自由，當香港仍然可以紀念‘六四’，我們就要好好堅守，進而延伸，去爭取香港的民主，爭取中國的民主。」
有人會認為，中國是否民主，與香港人無關，黃之鋒卻說：「首先你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當你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中國每件事都會影響著香港，中國有沒有民主直接影響到香港有沒有民主。‘六四’是中國民主的契機，平反‘六四’，與每個香港人都有關。」
「九十後」這一代，大概從懂事開始，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他們成長於中港密不可分的年代，「現代中國」成為新高中通識課程的單元之一，在他們心目中，「六四」除了體現民主，亦象徵著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懷。
黃之鋒說：「反對國民教育科、平反六四，很多人都會認為你不愛國，我也試過被人問候娘親，但我覺得我們是透過六四晚會，說出我們愛中國，很希望中國可以變得更好，我們每年去六四（集會），去表達香港對祖國的情懷，香港人希望中國有民主，香港人關心中國。」
化作行動才是重點
這天，烈日當空，另一名「九十後」尤思聰，拿著清水，大汗淋漓，於中文大學為於一一年六四晚會後，由維園移送到中大擺放的民主女神像洗刷，希望六四精神「歷久常新」。
尤思聰生於1991年，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二年級生，也是中大學生會的幹事，是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將會參與專上學聯在6月1日開始的絕食64小時活動，重演當年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行動。
上一代人經過23年的洗禮，很多人雖然堅持著平反六四的信念，卻再沒有魄力多做一些，這可能是兩代人最大的分別。年輕的一代，傳遞出一個很強烈的訊息：化為行動才是重點，影響更多人才是目標。
尤思聰說：「既然大家都知道平反六四暫時無法實現，我覺得應該聚焦在透過六四讓更多香港人明白政治參與的重要。」他認為，很多香港人認為六四晚會就是為了悼念逝者，他認為並不只是這樣簡單，更重要的是，重新提倡當年北京學生，願意為了自己堅信的價值而付諸行動的精神。所以加入學生會，他也以增加同學的政治參為目標。
以自己影響他人，黃之鋒可以說發揮到極致。前年，唸中二的他，自發與四個同學第一次去六四燭光晚會；去年，他已經於Facebook邀請更多同學一起去，結果有二十個同學響應；今年，由他成立並擔任召集人的「學民思潮」，繼續於網上呼籲更多年青人一起行動，更計畫於六四晚會完結後舉辦討論會。
「當年的學生可以做這樣多的時候，我會想，我們現在作為學生又可以做些什麼？我可以怎樣回應這個社會呢？」他常掛在口邊說，搞社會運動不能只活在自己圈子之中，一定要接觸更多的群眾，「我們要深入民間。」
iPad不離手的黃之鋒熟練地打開Facebook中「學民思潮」的群組，按了按群組成員的分析圖，滔滔不絕：「我們這個群組已經有五千多個like（讚好），當中只有約五百個是我的朋友，即是說我透過這個群組接觸到幾千個我平日接觸不到的人。從統計圖看到，有八成是八十後，之前我們發起過聯署，有來自三十所不同學校的學生參加，我透過這個群組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中學生。」
「六四」之火，當初到底是如何相傳？
黃之鋒回想起第一次知道六四：「我記得我初小的時候，有個晚上，阿爸給我看《文匯報》的《血洗京華實錄》，跟我說：‘仔，這就是六四，這是王丹，當年有坦克車輾死了人。’當時什麼是民主，怎知道呢！但是就有了六四的基本概念。」直到反高鐵、五區公投開始，他開始關心更多不同的議題，於是自發在網上去找六四的資料去看，瞭解更深。
黃之鋒的家是個典型的中產家庭，爸爸是管理層，媽媽是全職家庭主婦，爸爸自少也會帶他到基層社區探訪，希望他關心社會。之鋒的媽媽說：「在我的角度，一切都是輕描淡寫，沒有想到要把民主的種子散播給下一代那麼偉大，也沒有對他說你一定要支持平反六四，只是希望兒子不是一個不理世事的人。」
至於尤思聰，也是因為父親才知道「六四」。尤爸爸說：「當時去完六四燭光晚會，也會給他看尊子、馬龍那些政治‘六四’諷刺漫畫，這是一件大事，他應該要知道，就如同告訴他什麼是端午節、重陽節一樣。」
尤思聰的家庭也是典型的中產家庭，爸爸媽媽都是中大的畢業生，爸爸會去六四、七一的遊行，但就從沒與兒子一起去過。「小時候有叫過他去，但他很懶不願去，也不會迫他。」
黃之鋒和尤思聰小時候都沒有跟家人一起到六四晚會、七一遊行。但兩人長大了，也就自動自覺地去參與。
沒有想像中的強硬灌輸，兩個家庭只是讓孩子知道「應該知道的」，並鼓勵下一代關心社會。當他們隨著成長而對事件瞭解更多時，很自然地，就走出來做「應該要做的事」。
走自己的路
香港典型的父母都希望兒女讀好書、找份好工，最好成為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然後專心賺錢，結婚生子買樓。政治的事，是浪費時間。
之鋒的媽媽則說：「只要他人做的是對的事，好的事，我們會全力支持。」
尤爸爸則說：「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路，他的人生不是去實現我的理想。他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沒什麼問題。」
走這條不主流的路，可能要付出很多，值得嗎？之鋒說出他的座右銘：「做一件事，應該想應不應該做？不要那麼功利主義，只看結果，搞社運又不是做生意，難道常常看profit（利潤）?」
「別人都在練八級鋼琴，或者參加學界運動比賽，我全部都沒玩，但我卻學到一些別人得不到的經驗。」
「雖然辛苦，但我很享受，因為有意義。」他又補充：「你以為讀BBA（工商管理）出來工作就一定會很快樂？」
希望
黃之鋒於去年「六四」燭光晚會後，於網上發布了一篇文章《二十二週年六四所思所想》:「還記得當大會主持問誰是在1989年後出生時，我身處在第三個足球場，當時全個足球場有差不多七成人舉起手，這個數量也嚇了我一跳。今天再重看報紙的報導，發現今年越來越多九十後參與六四燭光晚會，慢慢九十後也成為社會上的焦點，成為一群政壇生力軍。」
「六四」已經過了23年，每年電視新聞總會看到父母帶著小朋友一起參與六四的燭光晚會。這群小朋友慢慢長大，就如黃之鋒、尤思聰，他們的感染力、動員能力更強，這些星星之火不繼綻出火花。種子開始萌芽，期待著改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