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北京市民的六四情結(圖)

壓在心頭的六四情結

前不久的一個週末，受邀參加一位朋友的家宴，同席的還有幾位華人來客，一位從大陸來探親的金姓女士，告別時她對我說，「聽說你從事寫作，如果你不介意，明天我去你府上拜訪，和你談一件心事。」

翌日下午，金女士按時上門，動情地向我敘述——

「日子過得真快啊！轉眼‘六四’過去二十三年了，自從親歷天安門大屠殺，我心裏就壓著一塊石頭，一年又一年，石頭不僅沒放下，隨著歲月的流逝，反而壓得愈來愈重。我一九四一出生，到一九八九年時，在北京生活了近半個世紀，我對北京的一磚一瓦充滿感情，如今這磚這瓦被劊子手玷污了，令我悲憤難抑。北京在我的心中不再偉大，在我眼中不再美麗，也不再令我為之自豪。更讓我痛悔的是，對和平示威的無辜學生和市民下毒手的，竟然是我曾經熱愛和信任的共產黨，每想到此，就覺得自己脫不了干係，自己也應擔一份道義責任。

嬗變前的北京風貌

「六四後反省細想，我鍾情的北京——無論是地貌還是世風——早在一九五零年代就發生嬗變了，只因我接受黨的教育，在黨化意識下不知覺罷了。

「回頭看，大約一九五六、五七年間是變化的分界。

「在此之前，北京城牆還在，整座城市還保留著千年古都的華貴大氣，既壯闊又寧靜。小時候去姥爺家小住的情景至今常回夢中。姥爺是老北京旗人，住在西四宮門口的一個四合院。早上起來，從姥爺家可以看見日出東方，照耀著灰色的阜成門城樓；傍晚，可以看見西下的夕陽把白塔寺抹得金壁輝煌。冬末春初，大風沙吹來，北京四周有高高的城牆，城裡有幾千個胡同，幾萬個四合院，它們像一個個隔欄和屏障，減緩了風沙的肆虐。

「那時的民風也淳樸平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不闊綽，甚至可說貧寒，但鄰里間和睦相處氣氛祥和。我自己家在鼓樓後的一個四合院，和另三戶人家合住。院子裡有三顆大棗樹，夏天的晚上，我們幾家的小孩在棗樹下乘涼，聽西屋老奶奶講故事；到了秋天，樹上結滿了棗，北京人說，大棗熟了‘不要摘，要打’，只有‘打’，來年才能多結果。一竹竿打去，棗兒叭叭落下，我們這幫孩子尖叫著嬉笑著拼搶，撿到手就往嘴裡塞，棗兒又甜又脆，吃得小肚子鼓鼓的才做罷。‘打棗’成了我們一年中最快樂的事。此後我再沒吃過這麼甜的好棗了。寒冬臘月，我們小孩照樣在棗樹下玩，男孩抖空竹，女孩傍著嗡嗡的空竹聲跳猴皮筋，個個玩得滿頭大汗。

我的思想隨北京的變遷而「進步」

「就在我們這些孩子活潑無邪地在院子裡玩耍時，院子外已經開始了改天換地的變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二天後，中國少年先鋒隊成立，共產黨明白，改造百姓的思想必須從娃娃抓起。那年我八歲，剛上二年級，因功課好，第一批光榮地戴上了紅領巾，我興奮地背誦‘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鮮血染紅，要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做革命事業接班人！’一九五五年加入共青團時又舉起拳頭宣誓：‘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嚴守團的紀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無視梁思成等人的反對，一聲令下拆除北京城牆，一直到五七年才拆完，北京從此面目全非。看著消失的城牆，媽媽傷心透了，她是看著北京城牆長大的，城牆是她的依傍，她不滿的念叨：沒有城牆，北京城還叫城嗎？我這個積極追求上進的中學生，不理解媽媽的感情，批評媽媽思想保守不接受新事物，認為黨說的話做的事絕不會錯。

「接下來是反右運動。父親在一所護士學校當老師。五七年學校沒揪出右派，黨支部書記因此被撤職。五八年上級派一位女支書來‘補課’，她宣稱有人的地方就有右派，鼓勵同事互相揭發，父親在鎮反時說：「中央制定的鎮壓反革命分子的百分數恰如其分，不然，多一個百分點，全國不知要增加多少人！」有同事翻出這舊賬，就成了父親攻擊鎮反的罪證，據此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可悲的是，我非但不同情父親，還認定父親犯了向黨進攻的錯誤，我向學校的團組織明確表態：堅決聽從黨的教導，不因是自己的爸爸而放棄原則，我在家敦促爸爸交代問題，爭取組織的寬大處理。

經受考驗自我改造

「一九六零年我高中畢業，我雖然品學兼優，是市三好學生，高考成績夠上名牌大學，因出身右派只能報名上紡織工學院。我把歧視當做組織對自己的考驗，自我勉勵刻苦學習努力改造世界觀，爭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六五年大學畢業，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動去黑龍江省靠近阿城的一個紡織廠當技術員。那裡連公共汽車都沒有，每次出門要步行四十分鐘到火車站，再坐四十分鐘火車才能到哈爾濱，生活極度不便，我卻毫無怨言樂觀工作。

「一九六六文革興起了，我身在邊疆心系北京，每次毛澤東在北京接見紅衛兵，我就守著收音機聽廣播，看毛接見紅衛兵的記錄片時激動得熱淚盈眶，恨不得飛到北京加入被接見的行列。那時，父親被劃入黑五類關在牛棚，很多親友也因各種莫須有的罪名被抄家批鬥，我仍然不懷疑黨和毛澤東的做法，認為批鬥他們是：‘造反有理’。四人幫倒臺後，我還愚昧的相信官方的說教，‘文革的災難是四人幫搞的，黨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如此一直愚忠到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

參加聲援學生的大遊行

「文革結束後，我從東北調回北京工作。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總書記逝世，我參加了北京市民和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把學生的愛國遊行定性為‘動亂’，我為學生不平，更為他們擔心。五月十二日學生開始絕食，毫無人性的政府冷漠相對，我實在忍無可忍，懷著義憤參加了五月十七日的全市聲援學生的大遊行。我從小沒少參加學校組織的各種遊行，喊得都是擁護共產黨，萬歲毛主席的口號。這是第一次自發自願參加遊行，喊的是反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口號，我亢奮得嗓子都嘶啞了。

「我們單位與人民日報社一街之隔，我看見《人民日報》社的遊行隊伍有近千人，走在第一排的都是年事已高白髮蒼蒼的主編和資深編輯，隊伍前面的橫幅上寫著八個大字：‘人民日報要為人民！’沿途市民紛紛鼓掌，向他們招手致敬。我們單位的隊伍跟著他們一路走向天安門，途中和中央工藝美院、經貿大學等單位的隊伍合流，越接近天安門，隊伍越多，到天安門廣場時已匯成幾十萬人，場面非常壯觀。

「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個單位：一個是海關總署的遊行隊伍，他們擎著一挂黑色長條幅，上面寫著：「海關走私鐵證如山」八個大白字，讓人震撼，海關總署敢於自揭其短，佐證了學生反腐敗、反官倒的正義性，難能可貴；另一個是中央黨校的大標語：「我們從神殿中走下來，人民是我們的主人！」幾十年來，我第一次看到出自共產黨員的良知自白,它表明體制內有識之士的覺醒，也反映了黨心和民心的向背，令人大受鼓舞。

「五月十九日當局發布戒嚴令，我在三環外看到全副武裝的士兵和軍車，憑自己對共產黨的認識，以為這不過是在展示威懾力，人民軍隊怎麼會向自己的人民開槍？我毫無警惕，沒把這當回事。

親歷六四屠城

「然而，六月四日的槍聲擊碎了我們的幻想。我永遠忘不了六月三日的夜晚，北京的氣氛異常緊張和詭異，電臺不斷播放市政府的通知，警告市民不得出門，我這才預感大難臨頭，開始為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揪心。為了得到準確的信息，我守著短波收音機聽BBC電臺的廣播，將近十二點，廣播裡傳來天安門廣場的嘈雜聲和槍聲，接著廣播嘎然而止，不再有任何信息。天下起了小雨，那夜外面不時傳來槍聲和坦克開過的隆隆聲，我和家人一宿無眠。

「天一亮，我就跑出門看動靜，整個北京經過洗劫，街上行人稀少，公交車全部停駛，滿城瀰漫著恐怖的殺氣。我沿朝陽路向西走，紅廟無軌電車站的車輛橫七豎八的倒著，顯然是市民設置的路障被坦克推到一邊。在紅廟路口的西南，我看到一具男人屍體，他頭朝東趴在地上，有人為他蓋塊布，露出兩個腳，一隻腳穿著鞋，一支腳光著。路人告訴我，他是被戒嚴部隊打死的，眼前的慘景讓我的心抽搐了。」

金女士哽咽地頓住，幾度拭淚才接下去說：
「我走了兩個小時趕到東城區父母家，我的小妹妹正好也在，她見到我就嚎啕大哭。原來昨晚天安門廣場清場時，因擔心廣場學生的安危，妹妹和很多市民趕往天安門聲援，卻被堵在東長安街南池子路口，她親眼見證了廣場附近的殺戮。起初，妹妹和許多人想攔住軍車，其中有一個約二十出頭的女孩，高高的個子，白淨的臉，長的很清秀，她對妹妹和周圍的人說，‘不要怕，我們一起唱國際歌吧’。女孩起了個頭，剛唱了幾句就響起了槍聲，有人喊：‘快臥倒！’她抓住妹妹的手說：‘姐姐不要怕，那是橡皮子彈，’又一陣槍響，她鬆開了牽著妹妹的手，滑下去，倒在妹妹的腳下。」

金女士再度哽咽說：
「妹妹蹲下身子喊她，搖她，她沒有反應，血從她頭上不住往下流，她的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但已不再有神不再水靈，烏黑的光澤一點點灰蒙下去。當時，許多三輪車工人在南池子搶救傷員和死難者，一輛平板車有時要拉三、四個傷員，屍體也被摞起來送協和醫院。兩個工人把女孩屍體拉走了。妹妹哭泣著對我說，‘我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不知道她住在哪裡，我永遠忘不了那雙大大的黑眼珠，一直沒合上，她是死不瞑目啊！’」

走上和共產黨的決裂之路

金女士又停下來拭淚：
「那這一瞬間，我感到五雷轟頂。四十年來，我相信這個黨，聽這個黨的話，願意跟著這個黨去解放全人類，去實現共產主義。哪想到他們為了一己私利一黨私利，調動幾十萬軍隊和坦克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露出他們吃人的猙獰面目。最卑鄙無恥的是，事後，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電視上公然否認北京發生了屠殺，還讓人民大會堂的一個服務員上電視現身說法，證言‘天安門廣場沒發生殺戮’。我看了怒不可遏，這是選擇性忽視的障眼法，故意用俠義的天安門廣場‘沒發生槍殺’來否定整個北京的屠城。廣義上說，我目睹屍體的紅廟和妹妹親見殺人的南池子路口都屬於天安門廣場地區，怎麼可以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殺人？

「但同樣憤慨的父親卻不感到意外，他告訴我，他在勞改農場和文革中已領教過共產黨的殘忍。想到當年聽黨的話批判爸爸，我愧疚萬分，悔恨不已。我終於明白，正因為得到像我這樣受矇蔽的善良中國人的擁護，毛澤東、鄧小平等獨裁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一次又一次假人民和革命的名義用暴力殘酷鎮壓‘一小撮’反動派。由此推論，我覺得自己對六四死難者也有一份虧欠，為彌補自己的過失，我毅然決然地和共產黨徹底決裂，一有機會就向不明真相者講述六四，以自己微薄力量促進六四早日平反。

「我已是古稀之人，此生的最後一個心願，就是能夠看到六四烈士得到昭雪，看到中共一九四九來犯下的罪行得以清算，讓所有被中共迫害死的冤魂能夠早日安息。」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