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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可以辦大事嗎?

2012-05-22 12:01 作者:王軍 桌面版 简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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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界長期瀰漫著這樣一句話,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於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簡單的一句話,不僅蘊含大量玄機,還勾勒出中國體制甚至中國模式的大致景象。

這裡有三個問題需逐個把玩:一是,力量是如何集中的;二是,怎樣辦;三是,究竟什麼事才能算大事,誰說了算。三問題相互掣肘,關係複雜。例如,即使人們對於何為大事達成共識,那麼,怎樣集中,如何辦成大事,辦事成本幾何,效率怎樣,也是需要考慮的。

先讓我們看看力量集中的過程吧。據媒體報導,2008年四川大地震期間,國內許多單位領導為了看上去好看,更為了自己的仕途,曾下令直接扣發員工薪金充當善款。這種「被慈善」的行為不也是「集中」的結果嗎?從程序上看,此類集中不僅錯誤,而且荒謬,因為它綁架了捐款人的意志,褻瀆了慈善的高尚。

上海世博會無疑在許多國人眼裡算作大事,尤其當官媒鼓噪說,這是中國在世人面前展示風采、甚至中國崛起的重大時刻時,幾乎沒人敢質疑這不是大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媒體也報導美國這樣一個富國在如何籌措參加世博會的750萬美元的費用上遇到了麻煩,據稱曾一度想取消參展計畫,後在美國國務卿的親自干預下,這筆費用才有了著落。在民主國家,不用說花750萬美元,有時即使是修個公共廁所這樣的小型公共項目,也要辯論數週甚至更長的時間。

相反,在國內,即使花上億的錢,很多時候也是領導一拍腦袋的事情。許多事後被證明是「豆腐渣」的工程,就是這種拍腦袋式決策的產物。在這種體制下,全國各地建成僅僅十多年的大樓、路橋等都在城市新規劃的旗號下被拆除了,那些本該「活到」70歲的高樓大廈,壽命被早早地提前終止。民間智慧將此類現象歸納為,計畫、規劃不如當地領導的一句話。顯然,這種既不透明也不公開的暗箱操作,注定會導致貪污、腐敗和豆腐渣工程。畢竟,領導不是神,我們不應也不能指望其為專家。

如果我們想要避免集中力量時可能出現的偏差,那麼,就應該借鑒現代民主國家的成功作法,如公開和透明等,這也是大勢所趨。政府在舉辦公共工程等通常認為是大事的項目時,向納稅人公開或徵得多數納稅人的同意,能夠有效避免決策失誤留下的後遺症。

再讓我們看看辦事的過程和效率。學術界有這樣一種觀點,即政府在舉辦公共項目時總是存在效率不高的特質。問題在於,即使我們關於未來的設想和規劃事後被證明是正確的,前期的大拆除、大折騰也會直接降低我們辦事的效率,因為前期的浪費和失敗無法迴避,必須考慮到。

歷史的經驗需要吸取。在中國那個後來稱為「困難時期」的令人不堪回首的歲月,全國人民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精神指引下,大練鋼鐵、「大躍進」以及趕超英美等做法,不僅未取得任何成效,而且還直接導致大飢荒這一人為災難。

今年又值奧運年,但坊間卻不斷爆出不太和諧的聲音。例如,多個調查機構的報告都顯示,中國國民的身體素質在下降。這與中國參加各類國際大型體育賽事金牌越掙越多的事實不太相符,甚至可以說匪夷所思。不過,細想起來也不足為怪。因為中國體育領域恰恰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一個「典範」。政府把大量納稅人的錢財拿去拼競技體育的金牌,在惠及普通百姓的全民體育健身運動方面的投入自然不足。幾年前,西方媒體曾長篇累牘地報導中國從國外高薪聘請很多教練,專攻奧運金牌項目,其中包括許多既無群眾基礎,又無觀賞性的運動科目。

於是,究竟什麼是大事的問題便繞不開了,官方認定金牌可提振國民的愛國心,增加政府執政的合法性。但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辦如此大事是否值得或是否有效率,卻值得商榷。假定普通百姓身體素質的普遍提升事關中華民族的未來,那麼,目前的幾塊金牌又算得了什麼呢?想想看,目前居住在城市的人們,想要進行一些體育鍛練,尋找體育設施是多麼費時甚至奢侈的一件事情,因為城市周邊全改成大樓了,缺乏便捷可利用的體育設施。

幾年前,媒體也報導,中國奧運金牌的經濟成本是每投入7億元人民幣才能生產出一塊金牌,而體育強國俄羅斯每塊奧運金牌的投入大約為2000萬人民幣。大致算來,俄羅斯奧運金牌的生產效率大約是中國的35倍。如果以20萬元可修建一所希望小學或捐贈一坐鄉村學校圖書館計算,那麼7億元人民幣可修建3500所。多數人會同意,從長期來看,將這7億元用於改善偏遠地區的教育,遠比弄一塊很快被人們遺忘的金牌對社會更加有益。當這些資源用於解決貧困地區兒童的教育問題時,用「功德無量」來形容也不算過分。可見,如果我們從全社會的角度,尤其是從長遠看,中國體育界長期奉行的舉國體制辦成的事情其實並不算大。即使事情辦成,拿到他們希望拿到的金牌,我們依然可以說他們辦事的效率很低。中國競技體育職業化的現狀還有,許多正在長身體和急需接受教育的少年兒童被過早地送入各級體校,導致他們無法獲取基本和完整的教育,未來退役缺乏生存技能,這或許也是中國體育集中力量辦大事帶來的另一種低效率。

說到底,無論是力量集中過程中導致的權力濫用,還是辦事效率的低下,都是體製造成的。其實,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句話最難回答的問題莫過於,究竟什麼事才能算作大事,因為即使在民主制度十分健全的國家,人們對何為大事也難以達成共識。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K. Arrow)1951年在其成名作《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一書中,曾採用公理化的方法,對通行的投票選舉方式能否產生出合乎大多數人意願的選擇,或者說「將每個個體表達的先後次序綜合成整個群體的偏好次序」,進行過研究。他的發現是驚人的,即絕大多數情況下通過民主投票的方式,人們仍無法獲得一種令全社會都滿意的結果,這便是「阿羅不可能性定理」的核心思想。於是,整個社會對於究竟何為大事難以形成一致意見,也就容易理解了。

西方學術界一直流行這樣一句話,即這個地球上最壞的事情既不是個體所為,也不是市場所為,而是政府所為。曾幾何時,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是舉全國之力,試圖干成他們所理解的「大事」,然而這些所謂的「大事」不僅以失敗而告終,而且還給人民帶來了災難。在集權制度下,由於沒有正確的決策機制,那些試圖做大事的努力不僅不會取得好的效果,而且極易導致更多的災難,中國當年大煉鋼鐵和「大躍進」運動便是實證。正是因為對過去我們走過彎路的清醒認識,近年「不折騰」一詞開始在中國政壇走紅。然而,儘管領導者抱有不折騰的願望,但如果體制不變,被折騰的情形就無法阻止,因為下級政府總會有折騰的衝動。如果考核政府官員的體制未變,那麼,摧毀舊的建立新的直接推動GDP的項目還會層出無窮,納稅人被折騰的事件也會繼續上演。

正是基於上述認識,如今在一些民主國家,限制政府行為早已是一種深入人心的政治理念,社會精英和公眾對於政府試圖擴大權力的各種努力也都十分警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在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場合,許多民主國家的政府也是常常限制政府的觸角,如盡量使用市場機制即「看不見的手」來調整社會力量的配置,促成大事的辦成等。例如,1984年在美國洛杉磯舉辦的奧運會便是由私人來承辦的。事後證明,這場運動會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極其成功的,特別是改變了以往奧運會如燙手山芋,總是虧本買賣這一根深蒂固的局面。

由此可見,對「集中力量可以辦成大事嗎」這一問題較為全面的回答應該是,集中力量可以辦成大好事,但多數時候辦事效率不高;集中力量也可能辦成大壞事,導致大災難,且難以挽回。

其實,人最大的悲劇莫過於不知道自己的錯誤,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這對於個人是適用的,對一個國家和政府何嘗不是如此。一個執政黨在動用納稅人血汗錢,應對人民利益訴求時,保持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和戰戰兢兢都是必要的,這一點無論怎樣強調也不算過分。那種自詡「偉大」、「光榮」和「正確」的態度,不僅幼稚,而且可笑,甚至可以說是無知。畢竟,正確與否往往我們自己說了不算,只能由人民和歷史說了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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