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陽:重慶人懷念唱紅打黑?(圖)
——論重慶模式之抄襲與必然趨勢


重慶模式:唱紅打黑

重慶模式告一段落了。無論是悄悄逝去、不帶走一片雲彩,還是有一個正式的終結宣言,這個模式實質上已經結束。黨中央英明。

學者們普遍對重慶模式的完結表示歡迎,但是據說,重慶人,尤其是重慶的底層人,是懷念這一模式的。他們認為自己是這一模式的受益者。

重慶模式不是原創。原創者是1930年代的中華蘇維埃。1931年代,9·18事變以後,中國先後出現了兩個割據之國,1931年在江西的中華蘇維埃,1932年在東北的滿州國。中華蘇維埃利用江西的稀土資源獲取一部分財政收入,同時還有一筆常年收入,那就是打土豪分浮財。樣板戲《杜鵑山》裡唱得很明白——從地主那裡弄來的浮財,主要充當軍費,剩餘一小部分拿去分給農民。一些農民不願意接受,半夜偷偷把浮財扔回地主家院子裡。後來,宣傳隊一面宣傳馬克思主義偉大思想,一面對地主進行妖魔化,讓大家樹立仇恨,勇敢佔有地主的財產。

後來很多年,經過眾多御用藝術家的奉獻,成功地塑造了劉文彩、周扒皮、南霸天、黃世仁等形象,可謂膾炙人口。網際網路以後,人們知道了這些地主惡霸的原型都是謙謙君子,「原來是那麼一回事呀」,暫且不提。  

這就是唱紅打黑。重慶是忠實地學習並繼承了。

對照歷史,就能明白,唱紅為什麼一定要與打黑結合在一起。兩者是有本質聯繫的。這與「掃黃打非」的結合不同。利用掃黃的名義打非,那只是策略,兩者並無本質聯繫。而唱紅是斷然離不開打黑的。  

然而,這種模式不可能持續。地主的財產終究有分完的時候,財富還是要依靠人們主動去創造。而不能總依靠再分配來憑空變出。

所以,1950年代以後,就把分給農民的土地又通過合作人民公社給收歸政府了。

重慶一年的財政收入1700億,唱紅歌據說花了2000多億,債務據說5000多億,承諾為百姓辦的那些事情,沒有個10000億是搞不起來的。可重慶有什麼增收措施呢?沒看到。打黑把那些民營企業打垮了,以後的財政收入是會增長還是減少,不是明擺著嗎?

重慶依靠財政撥款以及打土豪的收入來收買下層民眾的做法,顯然是無法持續的,更不可能推廣到全國。這種抄襲來模式也必然抄襲後面的:沒收土地,收歸政府,建立人民公社。然後,那些曾經歡呼的貧農徹底傻了。

所以,我建議那些懷念重慶模式的重慶底層人,假如真如網上所說存在這麼一些人的話,建議他們稍微懂一點歷史,懂一點經濟學,然後再去判斷哪種模式是長期利好,哪種模式不可持續。

我預言:重慶模式將成為今後經濟學家們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有心者可以快點動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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