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國民黨人的悲哀—勞改隊見聞

「勞改(Laogai)」這個特殊名詞已被載入了牛津大詞典,且在世界上聲名狼藉,以至當局不得不將全大陸勞改隊更名為某某監獄。雖然換湯不換藥,但足以顯現其心虛。當年勞改犯們修路、伐木、開礦、挖煤、採石棉、煉硫磺……所有這些艱險、高危、有害的苦活都是奴隸式的無償勞作,為當局創造了巨額的財富。而這種殘酷的奴役、壓榨被當局得意地吹噓為「偉大的勞改事業」、「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改造罪犯最有效的方式」。

筆者從20歲被打成右派(後又升級為「反革命」)便開始與「勞改」結下「不解之緣」,幾十年中親眼見證了它的興衰變化,可以說是中國勞改資深見證人。那些勞改隊幹部,幾乎每天必念的一句咒語是:「人民政府就是要把你們改造成為改惡從善、自食其力的新人」,同時還得加一句「沒改造好,就別想出勞改隊」。至於怎麼才叫「改造好」,誰也不知道。

「從勞改隊成立時我就來了」 

說這句話的基本上都是原國民黨的黨、政、軍人員,有的甚至還是「起義人員」。按共產黨的政策「約法八章」:「只要放下武器,不再與共產黨政權為敵,一律既往不咎,還可量才錄用。」對「起義人員」說的更好聽:「革命不分先後,愛國便是一家」。可是這些話都是唬弄人的,沒殺你就算是「寬大」的了,老實入「隊」(勞改隊)「量才」接受「改造」吧。

我是1958年入「隊」的,因是「反革命」外加「重刑犯」,故關在四川瀘州專區監獄。當時的犯人小組長叫詹裕彬,雪發齒缺,一副龍鐘老態,是國民黨的一位文職軍官,還是「起義人員」。他見我像個孩子,便問:「你犯了啥罪啊?」我說:「右派外加收聽敵臺」。「判多少?」「判了15年。」我想他應為我嘆息,誰知他慶幸地說:「好、好、好,判得好輕。」我真有點生氣,以為他在調侃我,他解釋說:「我啥事也沒犯,還參加「起義」,可勞改隊一成立就進來了,還判20年。你又當右派,又收聽敵臺才判你15年,還不輕呀?」我無語。不久這個和善的老頭就去世了,算是「改造好」了。

梁鵬舉也是「勞改隊成立就進來了」的,是國民黨軍醫。此人更絕,我看過他的判決書,判決日期是1950年初,一張已發了黃的油印劣質紙,上面明明印著「判處梁犯死刑立即執行」。我嚇了一跳,這個人莫非是鬼呀?經他指點我才看清,「死刑」二字被鋼筆墨水劃了一直槓(當時中國的文書都豎排),算是作廢,同時在「死刑」旁邊,用鋼筆字寫了「無期徒刑」,並蓋上了紅色的私章印。我問他咋回事,他告訴我,死刑執行的前夜,勞改隊負責人來找公安局長說,勞改隊裡一個醫生都沒有,怎麼辦?公安局長和他曾是戰友,便說「老子送你一個嘛!」於是他把梁鵬舉弄來,將其判決書上「死刑」二字劃了一槓,添上「無期徒刑」,又蓋上局長大人的私章,於是梁某便來了勞改隊。可惜,如今這份判決書早已不知去向,否則將是中國「法制」史上珍貴的文物。

另一位勞改隊友王畢新,四川古藺縣人,在當地曾當過幾年的保長。當時的保長還沒有現在居委會主任的權力大。可是鎮反遠動一來,他就被抓了起來,關了一個多月。一天來了個當官的軍人,把他們十幾號人叫出去,就像公布考分似的:張三判刑15年,李四20年,王五……。王畢新被判了無期。王畢新便問:「請問我是什麼罪被判無期?」那個官答得更妙:「你他媽的自己犯的什麼罪還不清楚?還來問我?少廢話,沒有殺你就算寬大了,還不老實點!」他說的也是實話,「鎮反」中沒被殺掉的國民黨保長確屬鳳毛麟角。王畢新一直關到80年代初,鄧小平下令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原國民黨的軍政人員,他才得以出獄,和我一起「就業」。我們還是好朋友,他於數年前去世。

風都吹得進去,牛都拉不出來

語云「侯門深似海」,勞改隊的「門」可比海還深。進去容易得很,所以叫「風都吹得進去」,要出來那就難了,所以叫「牛都拉不出來」。我剛到瀘州專區監獄時,有個文質彬彬的書生,和我一起幹活。其父是國民政府駐日使館的一個工作人員,他本人因「文化特務罪」被判無期。我請問他姓名時,他說:我的名字就是「先生」兩字中間加個「我」字。在那樣惡劣環境中,說話還能如此幽默,可謂不失文人本色。這位「先我生」先生,當時不到40歲,改造中非常積極,除了幹活積極,還給大家讀報,指揮大家唱「勞改歌」,我還記得一點兒:「勞改當中兩條路,我們罪犯要認清……」。在學習發言中,經常聽他說:「我雖然是個無期犯,但我相信人民政府不會把我關死在勞改隊裡,我相信自己會改造好,回到社會上,回到人民懷抱,重作新人……」。可是「落花雖有意,流水卻無情」,他從50年代關到80年代,我們的「先我生」垂垂老矣,別說出勞改隊,無期徒刑也原封不動。

終於大赦來了,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全部釋放。先我生卻已一病不起,肺結核、肺心病、高血壓、心力衰竭,當第二天便要送他出獄時,他一激動血壓更升高,病情惡化。我當天在病房值班,想畢竟相識幾十年了,我走到病床前看望他,他拉著我的手,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我要回……回到……到社會上去,我不……不要死在勞改隊裡」。我幾乎懇求似地對他說:「先老兄,聽我一句話,你千萬別激動呀,明天一早就送你出去,出去又怎麼樣嘛!何必激動?!」我內心是想告訴他,全國都是一座大監獄,從這小監獄走向那大監獄,何必如此激動?當然這話我不敢說出口。但他就是平靜不下來,呈現全身衰竭,我們也不敢大量用鎮靜劑。到了凌晨4點左右,他呼吸開始不規則,隨著心衰也來了。黎明前他終於「走」了,永遠離開了勞改隊。

從勞改隊成立就進來,從青壯年一直關到死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豈止先我生一個?我見得太多了,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對黨早已五體投地臣服了,可是我們「偉大的黨」對他們就是一萬個不放心,要謹防天下大亂。

僥倖出來了,但已半痴半傻

有些僥倖出來了的人,由於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被改造的時間太長,對外面乃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另一些人更被「改造」得半痴半傻,說話行事令人哭笑不得。那位梁鵬舉軍醫,釋放出來後與我在宜賓市街上不期而遇。幾十年的老相識,我主動向他打招呼,他竟像通報喜訊似的對我大聲說:「哎喲,嚴生產員,我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寬大了。」弄得周圍的人都用詫異的眼光看著我們,不知這「嚴生產員」是幹啥的。其實「生產員」就是勞改隊給「就業員」的一種別稱。

更令人尷尬的是,釋放的原國民黨人被關了幾十年,又老又有病。送他們回家,除了要有勞改隊幹部到當地公安局為他們辦入戶手續外,還得有個醫務人員帶點急救藥,以防他們死在路上。1980年,有大半年我幾乎都幹這個差事。由於他們習慣了勞改隊,開口說話必稱「報告管教」。大家坐在火車上,某人要去解便,竟然站起來,打立正姿勢,大聲說「報告管教,我要去解個小便」,勞改幹部一臉得意地答道「可以,去嘛!」弄得車廂內的乘客像看稀奇動物似的看我們。

有一次送黎某回瀘縣,我們先到滬州市,幫他將入戶手續辦妥,之後勞改幹部對我說「你送他去瀘縣,我還有點事。」從瀘州市到瀘縣過一座沱江大橋便是了。我也想偷懶逛一下街,所以把他送到離大橋不遠處便對他說:「你過橋回家好了,我不送你了,再見!」誰知不一會兒,他又慌慌張張回來找我,說:「管教呢,管教在哪裡?」我說:「你回你的家嘛,找他幹啥,還想念他呀?」他哭喪著臉說:「公安員不准我過橋,叫我滾開,過不了橋怎麼回家?」我當時也讓他搞糊塗了,仔細問他後,我才明白。原來沱江大橋上有個崗亭,站了個武警,是護橋的,這位老兄看見崗亭內持槍的兵,便按勞改隊的規距,立正、報告道:「報告公安員,我要過橋。」對方自然不懂這一套,白了他一眼,沒搭理他。他以為人家不同意,於是接連著二次、三次地「報告」。那個武警以為他是瘋子,便叫他「滾開!」我當時氣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後我拉著他的手,才將他「護送」過了橋。

丟掉沒人要的「包袱」

在鄧小平「大赦」之前,1975年毛澤東也特赦過在押的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人員。這批人年齡更大,關押到70年代別說謀生,連生活自理都困難。有位王一鶚先生,成都人,是國民黨二十一軍的團長,抗日將士。此人不但是愛國軍人,且頗有文采,還對京戲很內行,拉得一手好京胡。在勞改隊我倆成了忘年之交。他常悄悄出示一些當年抗日戰爭中寫的詩詞給我看。我還記得有「拼將熱血染疆土,喜看城頭舞漢旗」、「決戰沙場酒不濃,半輪明月似彫弓,男兒未管黃金印,瀟灑風懷憶小紅」。我問他:「小紅是誰?」他說是和他十分要好的一名京戲女演員。

「大躍進」中,我們在古藺「新生煤鐵廠」,廠長叫鄭守坤,酷愛看京戲,於是他叫王一鶚在囚犯中組個京戲班,並制了些道具服裝,名義是「活躍犯人的文娛生活」,實則是他要看。當時勞動強度非常大,又吃不飽,許多人都累死、餓死。王一鶚便把我選進戲班去。我悄悄對他說:「我不會唱京戲。」他說:這兒沒有女子,你年輕漂亮,把你扮成個丫鬟,站在夫人小姐身旁,只說幾句道白就行了。於是,我「混」進了戲班,躲避了許多重勞役之苦,這才免於被累死,可以說王一鶚救了我一命。他被特赦後,送回老家,妻子早嫁人了,兒女怕受株連也不管他,當地政府東拖西推。老人家最後生活無著,憤而投水自盡。我聽見這消息,心裏說不出的難過。

還有個人叫李昌凡,也是個國民黨軍官,60多歲,卻因中風留下後遺症,不但行動困難,說話不清,連大小便都要人護理。他有個兒子在重慶附近的萬盛地區。之前,已經有類似的人被送回家,但其家人拒絕不收,最後只能找當地政府施壓,非常麻煩。某日,監獄孫股長把我叫去,說:「你跟著蒲管教一道送李昌凡回家。他兒子還不知道李昌凡的病情,你們把他送到家,放下就走。一定要完成任務呀!」大有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樣子。

我只好遵命。沿路全由我背著上、下車,餵飯、解便也都需我護理。到了萬盛,蒲管教去公安局將入戶手續辦妥,然後,由派出所的人先去敲開李家的門。我衝鋒般地背著李昌凡衝了進去,把他穩穩地放在床上。李昌凡見到兒子不禁老淚縱橫,想說話卻吐字不清,不知他說些什麼;兒子、媳婦見了老人自然也一臉驚喜。沒等他們回過神來,蒲管教說:「他好多年沒回家,太激動了,你們等他休息一會兒,再和他說話好不好?我們另外還有任務,我們走了。」說罷遞個眼色給我,我們便轉身飛快離去。
最後一個是我的「笑話」

送李昌凡回家後,我們回到重慶,休息了一天。那時囊中羞澀,只能在街上去閑逛。我看見山城影劇院正在上映電影,票價才5分。我想這點「消費」我還能承受。我來到售票窗口,只見一張大白紙上面寫著:「毒草影片《決裂》示眾批判上映,外國人與四類分子嚴禁入內!」我像觸了電似的,嚇得回頭便走。走出幾十米外,才突然明白過來:我這個「四類分子」臉上又沒刻字,他怎麼認得出來?你怕什麼?想到這裡,當時我也禁不住想笑,但終於笑不出來。我一向以不接受他們的「改造」而自豪,今天看來自己還並未完全做到,我和那位過沱江大橋的黎先生也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毛式超級恐怖,無處不在,無人能倖免!

2010年12月6日完稿

本文略有刪改,原標題:苦笑背後的悲哀—勞改隊見聞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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