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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懼怕胡適思想

2012-02-24 14:40 作者:傅國湧 桌面版 简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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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戰剛勝利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從中不難看出他那種屬於書生本色的天真。1954年,他為司徒雷登《在中國五十年》所寫的序中說: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務也宣告失敗,因為正如他自己說的,他是‘外交的生手’。……事實上,在理想主義澎湃的那些日子裡,我跟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生手們同樣的天真。的確,我在對日勝利後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長的電報到重慶,以便轉交給我的從前的學生毛澤東。我在電文裡用嚴肅而誠懇的態度央求他說,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沒有正當的理由來繼續保持一支龐大的私人軍隊,中共現在更應該學英國工黨的好榜樣。這個勞工黨沒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後一次的選舉中,卻得到了壓倒優勢的勝利,獲取今後五年裡沒有人能夠跟他抗爭的政權。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到了重慶,陪他同來的有美國大使赫爾利將軍,也是一個外交的生手。那時候重慶的朋友打電報告訴我,說我的電報已經交給毛先生本人。當然,我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回音。」(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五冊,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1895頁)

1945年的毛澤東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聽生、圖書館的助理管理員,而是手握重兵的一黨之魁、兩強對峙中的一強,當然不會把這位手無寸鐵的胡適放在眼裡,時移境異,隨著毛澤東在共產黨陣營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認自己是胡適的學生了,北大留給他更多的只是屈辱的記憶。在毛的心目中,當年給胡適寫信、寫明信片乃至登門拜訪時的那份尊敬和謙卑都已蕩然無存。

毫無疑問,「五四」時代,徹底融入馬克思主義之前的青年毛澤東曾是胡適的熱烈崇拜者,雖然胡只比他大了兩歲。直到1936年,毛還親口告訴斯諾,他是陳獨秀、胡適的忠實讀者和崇拜者。毛在長沙創辦「自修大學」就是受了胡適的影響,為此他曾當面向胡適求教,在給朋友的信中他也說過,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1951年5月16、17日,胡適連日讀了蕭三《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他把其中有關毛澤東年輕時辦「自修大學」的經歷抄在了那兩天的日記中。17日,他讀了胡華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把有關毛澤東辦「自修大學」等內容抄在了當天的日記中。他回憶說:「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學’見於記錄,似只有這兩處,故我記在這裡。」(《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23頁)

胡適總是忘不了這一切,忘不了1945年給毛澤東的電報,他晚年還幾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電報。1961年12月19日,胡適在臺灣,生命已進入倒計時。那天的《民族晚報》上有一篇玉壘生的文章《胡適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1945年8月4日給毛澤東的電文,勾起他對往事的回憶。他看了以後說,這個電報好像沒有留稿,「電報,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節省電費,而且有些成語,或如韻目,的確可以省了許多字。」他指出幾個排錯的字,還在旁邊注上了13個字:「從紐約發給毛澤東的無線電文」。(《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3843—3844頁)

1949年以後,胡適雖身處海外,但幾乎無時不在關注大陸的命運,文化的浩劫、知識份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難等都讓這位漂泊的遊子牽腸挂肚,大陸對胡適思想的清算運動沒有讓他多麼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幾十年來傳播文明常識、自由思想的努力沒有白費。雖然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陸批判他的材料,準備寫一篇長文來個總答覆。比他年輕十幾歲的朋友葉公超勸他說:「一個處女怎好和一群強盜打交道,況且文字在政治鬥爭中並不是最有力的武器。」(《葉公超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245—246頁)最後,他也就沒有寫什麼回應文章。相比之下,反胡風運動、1960年餓殍遍野的報導卻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在他生命的黃昏,他對毛澤東的看法、判斷就是建立在這些歷史事實之上的。

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懼怕胡適的思想,根子就在於胡適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重懷疑,重實證,與毛的愚民政策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毛企圖以無所不在的思想灌輸、強行洗腦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從,最後將天下變成他一個人的囊中之物。在這個意義上,他才要對離開大陸的胡適進行缺席批判,當作一個靶子來打。

1956年9月,胡適已66歲。他在去美國加州大學講學的途中和記者談到《新青年》和《獨立評論》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地位時說「從那時候開始,自由思想和共產主義便不能相容。」(同上,第七冊,2546頁)他還說:「共產黨以三百萬言的著作,印了十幾萬冊書籍來清算胡適思想,來搜尋‘胡適的影子’,來消滅‘胡適的幽靈’。共產黨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證明這種思想在廣大中國人民心裏,發生了作用。中國人民一日未喪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懷疑求證的精神,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幫文化奴才便要繼續清算我的思想。」(同上,2547頁)

他感嘆,大陸不僅沒有說話的自由,特別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說話的自由。「中國知識份子就不能說許多非出自本身或虛偽的話,頌揚不值得頌揚的事,或不譴責他們內心不願譴責的師友。總而言之,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就逼使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講政治性的謊言」。「當中共政權命令全國清算胡適思想毒素的時候,我的朋友或學生,都不得不說出他們對我的批判或痛罵。他們充分知道我會瞭解他們並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同上,2600頁)

1961年,胡適71歲了,這年10月25日,他在給趙聰的覆信中說:「‘人民文學’發表的《魯迅傳》戲本,我尚未看見,中共惡詆我和我的師友,我見慣了,看作當然應該有的‘戲文’,只覺得板眼太死,腔調太陳舊,未免有點好笑。前些時(1957)我還曾蒐集這一類‘清算胡適的幽靈’的出版品,居然收集了一大堆。近年來,連這點興趣也沒有了,——原因只是嫌‘板眼太死,腔調太陳舊了’。」(《胡適書信集》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1712頁)

也是在1956年9月那一次,胡適在談及胡風事件時幽默地說:「胡風真是該死。張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風’。在共產黨一條鞭的奴才文藝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麼文藝自由。從毛澤東的立場來看,胡風自然應該清算。但是胡風事件可以說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產鐵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風可被清算,新文化運動已在匪區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審判。但自由的思想將繼續在匪區展開。」(《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2547—2548頁)

1957年6月7日,中國大陸「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眨眼變成了「控訴和整肅‘右派’人士」的運動,毛澤東說,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當年和胡適一樣懷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紛紛落馬。9月26日,胡適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為大陸發生的「抗暴運動」而歡欣鼓舞。「有些人說中國共產政權已經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絕對不確的。……最近中國學生的抗暴運動,給了我們最好的證明,就是經過八年的絕對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國青年學生還是幾乎一致的反對中共政權。」(同上,2598頁)同時,「對於這些受到共產黨的新的殘害的犧牲者,對於成千成萬膽敢公開指責並且與共產黨暴政鬥爭的同胞」表示誠懇的同情和欽敬。他無比沉痛地指出:

「在今天中國大陸上,凡是想做一個獨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處決,或消滅。千百萬農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殘酷的奴役。千百萬無辜的人民,都正在驅作奴工,——共產黨美其名為‘勞動改造’。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

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淨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2604)

這是胡適對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的基本認識,他的這一看法至死都沒有改變。所以,他一直惦唸著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朋友的安全。1958年12月17日是胡適68歲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學60週年校慶紀念日,他在北大校友會舉行的聚餐會上發表演說,認為1957年春夏之交北大學生創辦《接力棒》刊物,發起「新五四運動」,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斷的標誌。正值毛澤東退居二線,他說:「昨天,曾經當過北大旁聽生的毛澤東的下臺,‘新五四運動’是其原因之一。」(同上,2775頁)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澤東並沒有下臺,而是繼續牢牢地掌握著「和尚打傘」的權力,其無限的權力和異想天開的政策將繼續給普通百姓帶來無盡的災難。1960年餓死數千萬人的慘劇只僅僅是其中一個例子罷了。

1961年1月21日,胡適看到吳立行的宣言後說:「大陸上人民餓死的約有六千萬人。在梅縣一個村莊裡本有四千人口,已經餓死了一半,只有兩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還可配到八兩油,在鄉村,每月每人只有一兩油。前天邵幼軒把她的祖母(邵飄萍的夫人)的信帶來給我看,說副食都不夠,‘我們快要干死了’。一個人一個月只有一兩油,她說的‘干死’,大概是指沒有油吃而說的。中國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所有哉’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讓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們會得到食物的。像油,農村都是自己做的,他們種的東西自己來榨油,本來不成問題,所以我主張的‘無為而治’還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經不行了,再到了實行人民公社之後,什麼都沒有了。這是管制的結果,還不如無為而治,讓人民自食其力,決不至於這個地步。」他用紅色的原子筆在吳立行的宣言上劃了好幾處。他指著說:「大陸上人民真的是餓死了,這些都是真的,真氣死人!」(同上,第十冊,3460頁)

在胡適身邊工作了三年的秘書胡頌平,第一次聽他如此沉痛地說出「真氣死人」這句話。但胡適畢竟是胡適,他還是知道這些掙紮在飢餓線上的人並沒有反抗的力量。餓死也就餓死了,歷史將繼續。

作為一個學者,胡適晚年耿耿於懷的是毛澤東對文化的壟斷與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風氣的敗壞,乃至文化命脈的中斷。1959年3月11日,胡適讀到大陸出版的毛澤東詩詞,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看見大陸上所謂‘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共九葉。真有點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

我請趙元任看此詞押的舞、虎、雨,如何能與‘有’韻字相押。他也說,湖南韻也無如此通韻法。」(《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568—569頁)

也是這一年,程靖宇寄給他一些書,其中有錢鐘書的《宋詩選注》。他在5月21日的覆信中說:

「關於《宋詩選注》,我實在看不出何以這書會引起那麼大的攻擊。倘有關此事的資料,乞寄我一點,我很想看看。

我覺得這部書實在選的不好。例如黃山谷,他為什麼不選《題蓮華寺院》和《跋子瞻和陶詩》?他選的幾首都算不得好詩。

大概此君頗得毛酋寵任,故招致妒忌,忌者藉此書下攻擊,意別有在,並非如你說的‘錢真是高明而有膽’也。」(《胡適書信集》下冊,1396頁)

在這些日記、書信中,69歲高齡的胡適透露了他對毛澤東一統山河,不僅主宰億萬生靈的命運,甚至要主宰綿延數千年的中國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詞在他眼裡只是「肉麻」,而且連最基本的韻腳都不遵行了。錢鐘書在大陸至今仍被捧為「學術泰斗」,其《宋詩選注》也被捧為「經典」,素來公允、客觀的胡適感到其實「這部書實在選的不好」,但大陸文人攻擊此書,在他看來只不過是爭風吃醋而已。

對那些偽造歷史、篡改歷史的作法,一輩子重視「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胡適深惡痛絕。1960年5月3日,「五四」紀念日前夕,記者採訪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巨人,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五四運動是共產黨策動嗎?」他指出共產黨的成立是在「五四」運動之後兩年的事,「現在他們說是共產黨的策動,完全是瞎說,不值得一駁。」(《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九冊,3254頁)5月4日,北大校友會舉行「五四紀念會」,他發表了40分種的演說,再次駁斥了這種編造歷史的做法,「但我們算算歷史,民國十年(1921)7月中國共產黨才成立,民國八年那裡有中國共產黨?這是講歷史的人最簡單的考據。」即使共產黨創始人、被譽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在民國八年二月就辭去北大職務離開了。學生的愛國運動爆發後,陳獨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羅家倫,當時都在場,可以證明。」否定了英國作家羅勃特《毛澤東傳》中所謂「陳獨秀在北大召集學生演說,學生們才出去有所行動」的說法。他也不諱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蔣夢麟先生家裡,晚上還喝了酒。根本不知道。第二天從記者那裡才知道北京的情形。」(同上,3256頁)

李慎之先生曾說:「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我同意這一說法,胡適對世事政局、歷史人生的評判未必見得多麼深刻、多麼高明,然而真知往往並不那麼深奧,即使在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年代裡,也能保持獨立的思考,堅持獨立的批判,爭取說話的自由,對不同意見的寬容,這些確實都卑之無甚高論。自由主義的理想看起來不是那麼過癮,不像狂熱的烏托邦足以激盪人心,顛倒乾坤,取而代之,但卻是離現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那些試圖一夜之間在地上建天堂的夢想,那些一心渴望大同的不著邊際的追求注定了將碰得頭破血流。既然讀了幾十年深刻的魯迅,我們依舊找不到方向感,那麼21世紀,就讓我們走近淺白、清楚的胡適吧,他是人類普世價值在中國最有力的傳播者之一,並身體力行了一輩子,他所走過的路,乃是通向現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條繞不過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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