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反禮教是末劫時代的歷史安排，從晚清到民國初期培育的學人多數，雖學貫中西卻因為庶民私心增進，漢族對滿族、民國學人對蔣政府丟失禮教中的感恩傳統，於1949年鄉情難斷、理性思維缺失，不識馬列邪說歪理，不辨中共暴亂真相，在護國護法的國民黨和走蘇俄邪道的共產黨之間，選擇輕信中共「還政於民」、「主權在民」、「自由之鏡照良心」、「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實行著民主政治」、「各級政府都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將實現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不需要橡皮子彈」的謊言，身陷囹圄，幫助中共騙人。
在《淺析中華民國的禮教問題》最後，我指出：中共以文化殖民政策運動群眾，反禮教製造反華大劫。中共所以能夠這樣做，當然是順天應人的歷史安排。從中華民國大多數學人1949年選擇留在大陸，拋棄國民黨1948年開始的憲政，接受共產黨從1939年持續10年的思想政治宣傳這個視角，可以清楚地看到這點。
1949年民國學人為何多數棄國擇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是單一原因。從最表層的現象上看，我以為主要是因為鄉情難斷，理性思維缺失：不僅沒有暫時讓民權給國民政府清剿中共匪亂的意識，反而將匪亂不止的責任歸咎政府。
我所說的民國學人，是對在大陸和海外的學有所成並有所成就的人的統稱和簡稱。1949年在大陸的有陳寅恪、熊十力、劉文典、曾昭掄、吳宓、郭沫若、張瀾、瀋鈞儒、黃炎培、陶行知等，在海外的有錢學森、李四光、蕭光琰、董鐵寶、王瑩等。數十萬人都是晚清和民國中西文化交融時期培育出來的人傑精英。
上述學人在中華民國過了最為「思想解放」的38年，經歷過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兩個時期，主要居住在工商學人官僚管理的城市，有自由批評政府甚至辱罵首腦的民權，有城裡住厭了或者遭遇兵亂跑到鄉里躲避的自由，更有有錢抬腳就出國的自由。理性地說，蔣介石政府結束了北洋時代的軍閥割據，擴大了學人自由的範圍，持久抗日守衛疆土直到反攻獲勝、抗戰後三年剿匪戡亂以及同時進行的和平談判與實行憲政的努力及最後實現都有目共睹，為什麼沒有感恩之心？
中原華夏族人（簡稱華族或漢族）在萬年、七千、五千年的演進過程，從伏羲氏、女媧氏、有巢氏、燧人氏等傳出漁獵、婚嫁、樹上建屋、鑽木（敲燧石）取火等道術與其他氏族共享和互通有無，到蚩尤氏挾銅頭功夫、扔石技能與共工氏挾詭詐智能、淫樂邪術爭鬥和享樂；再到姜太公輔助武王被尊為父親並封為齊國諸侯，項羽卻嫉妒劉邦先入咸陽關設宴想殺之，等等，感恩之心日漸退化。
宋朝以後到明朝，摻雜道、佛學理，儒家註解《周易》、《禮記》、《論語》、《史記》等古籍，程朱理學「格物致知」從日常生活體悟到日益空談道理，使道德倫理知識化，闡釋越來越空洞煩瑣；陸王心學「致良知」從由衷到作秀；理學和心學從相互交流到朋黨為官位爭鬥；南宋起，官員和市井享樂風氣日盛，西門慶之流越來越多；明朝官員貪腐敢於頂風作案，皇帝或重用宦官與之抗衡或懶做皇帝怠慢朝政，16位皇帝有8位或荒唐或淫樂，終至崇禎皇帝勤政也亡國。
明朝官員逐漸呈現「群龍無首」卻越來越少有「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君子精神及「直方大」中正原則的自律，丟失禮教傳人資格，歷史選擇了美國實現共和制民主憲政，選擇了滿族成為儒家禮教傳人。但漢族人對滿族開拓的大疆域少有感恩，深藏對揚州屠城、跑馬圈地、強梳辮子和裹小腳的政治敵意。晚清革命運動暗殺和以會為黨，對黑、白道興民權可能危及禮教，沒有周詳的對策。
漢族「驅逐韃虜」之「大漢族主義」革命破壞了清朝時期形成的滿漢蒙藏回的五族同盟，亂世中各族利用列強侵略為自己謀私利的盤算超過了「聯合攘外」的公益考慮，缺少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所說共和政體必須的品德原則，對政府不斷求新，終於導致被中共的民主宣傳矇騙，患新中國無限美好妄想症。
郭沫若、張瀾等人學貫中西，卻被1939年中共在重慶創辦的《新華日報》以民主謊言美化共產暴亂為革命的所謂新世界•新中國的血色浪漫宣傳洗腦，在中共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1947年，祝賀《新華日報》創刊9週年，讚美它是「民主喉舌」。陳寅恪、熊十力、吳宓、張瀾、瀋鈞儒等，從「共產」二字和中共所謂解放區的封閉中，居然體悟不出掌權後在實踐上必然會剝奪自由人權。
看《新華日報》從1939年到1944年的民主自由宣傳，「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只要一有可能……共產黨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共產黨並不願意包辦政府……」，「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是思想信仰、良心、學術、言論自由集中的鏡。」，「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選舉的方法是分成兩種：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投豆子代替寫選票。」，「我們尊重並且願意接受美國朋友善意的批評和建議……絲毫也不心存疑懼，認為美國朋友的批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於某國的民主。」
再1945年1月到9月裡中共對一黨專政與自由民主的分辨：「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事實上，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實行著民主政治。」，「自由民主的中國……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將實現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這裡不需要橡皮子彈。」
1989年6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手無寸鐵的學生使用了開花子彈。中共《新華日報》上述關於自由民主的言論的赤化宣傳，純屬蠱惑人心，卻矇騙了1949年大多數民國學人，為什麼？禮教不被信奉，馬列鬥爭邪說被當成正理，中共暴亂被視為革命。中國人由此身陷囹圄，如今成和諧號動軌列車正奔向懸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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