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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之夜憶高華(圖)

──追憶那次終生難忘的延安之旅

2012-01-17 06:42 作者:徐旭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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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髮童顏的著名史學家高華

腦海裡浮現他鶴髮童顏的身影

今天,是二○一二年的第一天,更是中國的學術良心與著名史學家高華先生溘然離世的第六天,這六天中,只要一睜開雙眼,高華先生鶴髮童顏的身影便浮現在我的腦海裡,而數年前的那個春天,我與他的一段交往,也在這六天裡逐漸清晰地復活在我的記憶中。

二○○五年五月,廣東美術館弄了一個毛澤東時代美術文獻展,作為配套產品,策展人還邀請了四十多名學者從廣州,經西安,再到延安,搞了一場頗豪華的跨界學術研討會──「毛澤東時代美術文獻研討會」。南大著名的中共黨史專家高華教授也受邀出席,並與大家一道從羊城出發,一路走到了延安寶塔山下。

高華老師是在會議報到的當日傍晚抵達廣州美術館的,當其身影一出現,東西南北的那些搞藝術史論的專家們,便立即從各個角落一湧而上,將他包圍住了。那時的高華先生,儘管剛從機場來到廣州美術館,但他臉上卻沒有一絲倦容,而那些早先於他到來的學者們,也不容他休息調整,只管紛然抓住他刨根問底地討教開了。

研討會與會者們,在廣東美術館觀看完從延安版畫起,直到陳丹青的《淚水灑滿豐收田》為止的紅色美術經典後,次日,就被一架波音七三七運到了西安。這些人一鑽出機艙,馬上又被一輛旅遊大巴拖上了去陝北「聖地」的路上。

在開往延安的大巴上解難釋疑

搖搖晃晃的大巴,行至橋山頂上黃帝陵門外的一家路邊餐館停車午餐後,會務人員就請疲憊不堪的大家移步到對面華夏「人文初祖」景區觀光。

等到一干對黃帝毫無興趣的文化人進入黃帝陵景區後,高華先生的話匣子又打開了。作為延安市下轄的黃陵縣,當然從屬於這位研究中共延安時代專家的話語空間。乏善可陳的黃帝陵一番觀光,若說有何特別收穫的話,我想,除了聆聽到了高華先生如數家珍似的歷史介紹之外,餘下的,便是與他在那裡留下了幾張珍貴合影。

結束了黃帝陵的參觀,旅遊大巴又沿著黃土高原上的山路,繼續馳向延安。

途經中共洛川會議舊址時,應高華先生的要求,司機停車了一會兒。下車後,大家站在路邊,面朝當年的洛川會議會址,高華給大家講解了那個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決定了未來中國歷史走向的會議情景,以及毛澤東在此會議中的地位。

通過高華老師的實地講解與介紹,大家才知道,那山腳下的延安城,並非中共靠槍桿子打下的,而是洛川會議閉幕後與第二次國共合作伊始,國軍送給中共的自治區域──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一個禮物,當已被改編為八路軍的紅軍,從洛川那個名叫馮家村的小村莊下山進城時,延安城裡的國軍還專為「友軍」舉行過一個頗具象征意義的換防儀式。

洛川會議舊址,在一個黃土山包上,而延安,則在山下數十公里處的群山懷抱中。夕陽西斜時,這群朝辭羊城白雲間的學者們,才漸漸靠近延安城。

然而,眼看就要進城之際,大巴卻因前方堵路,停在了通往南泥灣的入口處。停車時,一路上「剝削」高華教授最多的深圳雕塑院院長孫振華博士,就當年的三五九旅是否在這條山溝裡種植過鴉片一問題,不失時機地繼續請高華老師釋疑(寫到此處,鴉片、大生產、緬共、南泥灣、王震等等關鍵詞便井然有序地組合排列在一起,復活了當時的所有情境)。

幾乎在二一○國道上被折騰了一整天的四十多位學者,一路上正因為有了高華這本「活字典」,才不覺得旅行疲憊,相反,大家都感到收穫巨大。

這個收穫,便是對中國特色的紅色文化源頭有了一個感性的認知,倘若沒有一九三七年後的延安,倘若沒有毛澤東這輪「紅太陽」在陝北窯洞的升起,我們這些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將會如同臺灣海峽那邊的知識人一樣,使用另一套話語表達體系。同理,當事隔若干年之後,再來審視今天山城重慶的唱紅打黑文化奇觀之時,我們也不會覺得絲毫陌生。這一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高華先生。

見證高華如數家珍的治學功底

在延安的幾天研討活動期間,為了活躍與調劑會議氣氛,主辦方還在會議間隙中穿插安排了實地考察幾處「聖地」的活動。

那天,與會者乘車路過楊家嶺時,高華先生用手指著車窗右邊的那片山地,給大家講述了當年中共中央駐紮此地後地名的變遷,以及毛澤東的一些花絮。

楊家嶺,原名「楊家陵」。據傳,此地最初名為五家坡,它是明代嘉靖年間工部、兵部尚書楊兆的家鄉。當年,楊兆因被獨攬兵權的左督軍所逼吞金而亡,嘉靖皇帝只見其首級,而不見其屍身軀幹部分後,就為其鑄成金身,並送回其故鄉延安府五家坡村下葬,之後又為其修建陵園,故而此地得名「楊家陵」。

當中共中央駐紮於此處時,骨子裡異常迷信的毛,在得知這一地名掌故後,覺得甚不吉利,遂在一高僧的建議下,將地名更改成了「楊家嶺」,不久,又將中央與他的住所遷往棗園。

此一掌故,至今仍被遮蔽於歷史的某一幽暗角落中。然而,作為有幸與高華先生同游延安的我等,通過他的信口拈來,不僅長了見識,而且還見證了他那淵博的治學功底。

從延安市區逆延河上行十多華里,就到了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七年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棗園,當大家下車走近棗園大門前時,高華先生突然讓我等止步於此,欣賞了一番鑲嵌在大門左右石門柱上的兩小塊石碑上的書法,那是當年康生用魏碑書風題寫的園名──「延園」。石碑較小,且當時尚未用朱、墨兩色油漆區別文字與背景,再加上復讀機似的當地講解員也不予介紹,一般遊客皆疏忽其存在。托高華教授之福,我們一行人除了得以親眼目睹那位學者型陰謀家的書法真跡之外,而且還知道了此地在中共中央遷來之前,曾是由康生領導的中共特務機關──中央社會部駐地的歷史沿革之細節。

在棗園邊走邊看的過程中,高華先生滔滔不絕地給大家補上了一堂生動的中共延安時期的黨史課。作為受益者之一的我,雖遲至前不久才讀到電子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但那次難忘的旅行,卻使我獲得了他在此書中都不曾記錄下的許多珍寶般的歷史細節。

歷史,在福柯等後現代哲學家的眼中,僅僅只是一串串史實細節的連綴集合。寫到這裡,彷彿感覺衣衫整潔、舉止儒雅的高華先生又出現在我身旁。

你們沒有感覺到不對勁嗎?

當會議舉行到由新左派的巨擘汪暉,與另一位新左人士、中央美院史論系系主任鄒躍進(註:鄒前不久剛去世,願他的靈魂得到安息),共同主持的那一輪發言與辯論時,一股讚頌毛的極左文藝思想的氣息,便瀰漫在會場中。

中場茶敘時,高華教授皺著眉頭來到我身旁,他問我:「你們沒有感覺到不對勁嗎?」

我疑惑不解地反問他:「怎麼哪?」

他說:「對毛澤東用以造神和製造專制文化的文藝思想不予批判且不說,還認為毛時代的美術文獻中包涵了豐富的現代性,我認為極成問題,起碼是個立場問題。我覺得你們應當用事實來指出他們的問題。」

其實,至少在著名批評家王南溟與我提交大會的論文中,都體現了否定毛的《延座講話》之觀點,而且也都用自延安版畫運動興起以來的主流美術面貌,揭示了毛的文藝思想禁錮與扼殺自由創作精神的問題根源;此外,結合毛主席紀念堂的那尊漢白玉琱像,孫振華博士在關於雕塑與紅色造像的主題發言中,也作出了相應的觀點闡釋。只是由於那一輪研討活動的話語權,正好控制在鄒躍進與汪暉二位先生手中,所以,我等的批判聲音,就被弱化了。

今天看來,這個研討會是有明顯缺憾的,假如當時能由高華教授作一場關於毛的《延座講話》出籠始末的專題發言,肯定會有積極啟示作用的。此缺憾,也是由於《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至今未能在大陸面世導致的結果。

一個多月前,郭於華教授曾給我轉發了廣美美術學系系主任李公明兄發起的為病中高華募捐的電子郵件,當時,我大腦裡的他,仍保持著那年春天的健康風貌,再加上那一陣子我一直都在胡亂忙碌,所以在他彌留人世之時,卻沒能看到我為他履行友人之應盡道義。

高華先生駕鶴西去的次日晚上,又是郭於華教授及時向我告知此一噩耗的。昏沉沉讀罷那封令人悲慟不已的電郵後,一股與寒冷的季節相適應的悲涼感緊緊地糾纏住我。

當晚,我就在推特上寫出了這樣一行文字:

高華去了,毛毛蟲們盡可放心了。這個有理有據地還原了毛的真實面貌的學者,對那些沒有超人、沒有神話與謊言便一天都活不下去的人士而言,他簡直就是個背興的、討厭的,且讓他們感到難堪、憤怒與渾身不自在的傢伙。

那幾天,我正在為一個叫做「中原論道」的文化活動充當顧問,獲悉高華辭世噩耗後的我,次日早晨便急忙拉住當天會議的主持人、《大河報》前主編馬雲龍先生,建議他在活動開始前,由他代表所有與會者向中國學術的良心高華先生致哀,馬老當即爽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議。

儘管高華先生故去數日了,但悲痛感卻天天都在我心頭縈繞。若上帝真存在的話,我有資格像張鳴教授那樣,毫無愧疚感地向這個到處都依然遊蕩著毛澤東幽靈的世界喊出:「高華,天,會亮的!」悲鳴聲嗎?我在尋思……

二○一二年元旦之夜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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