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釵:迴避苦難,難有真正良善生活(圖)


《金陵十三釵》是一部平庸且缺乏誠意的作品。(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和身邊不少朋友一樣,我在看金陵十三釵的時候流淚了。但這並不能作為電影評價的標準。因為作為一個淚點很低的人,這樣的情形同樣發生在《唐山大地震》等等其他國產商業悲情電影裡面,甚至,作為情感被成功規訓的國民,甚至在看央視晚會時候,我一聽倪萍阿姨動情描述好人好事都會有淚腺感應,所以,流淚也不能阻止我的理性判斷:這是張藝謀近年難得的好作品,同時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平庸之作,甚至如果嚴苛的說,是平庸且缺乏誠意的作品。

有眾多事實在證偽這個判斷:首先,電影醞釀時間很長,雖然可能比不上斯皮爾伯格十年醞釀《辛德勒名單》的精彫細琢,但在寸秒寸金的「印象」系列遍地開花的中國,身為頭牌導演,三年的時間對張藝謀來說,已經可以算很有誠意了。其次,對細節之追求也讓人嘖舌:一首插曲據說花了張藝謀御用作曲家數年心血,為把新丁大學生培訓成風華絕代的秦淮名妓,一群人足足訓練的兩個月,甚至要通過「自摸」感受身體之美,更不用說用據說很貴很貴的各種高科技團隊打造戰爭特效,冒政治不正確的風險使用洋人影帝了。更能有力反駁我這個觀點的是張藝謀本身:在經歷過《活著》被禁而投身商業爛片創作之後,張導演居然能夠重拾人道主義話語,把國軍教堂洋人乃至妓女等等都打上聖潔的光......要知道,這是在中國,想想第五代導演出道時候拍的《一個和八個》時候發生的波折,想想那些審劇本時候編輯導演們遭受的痛苦,這部電影難道不是中國電影的偉大歷史大進步?

可是,當這些用盡渾身力氣的所謂「誠意」放置於「南京大屠殺」這場民族苦難的時候,上述種種「誠意」,就顯得格外荒誕。這種荒誕性,在於整個社會,包括張藝謀自己,甚至原作者,改編者,以及我們這些流淚的看客:沒有真正理性反思苦難,卻開始用消費的方式對待苦難,用所謂「誠意」助推苦難題材去套現商業價值。當人們津津樂道於風情美艷、場面精緻,當媒體不斷渲染一天破億的商業奇蹟的時候,關於苦難,關於苦難中的人性,就被一種極其膚淺的方式消費掉、打發掉了。

南京大屠殺和奧斯維辛集中營一樣,都是上個世紀世界最慘痛的人類劫難。但是如果對比奧斯維辛,對比由奧斯維辛引發的對大屠殺、種族滅絕這種絕對之惡的哲學反思和由此形成的社會共識,南京大屠殺這一至今還在我們民族身上流血的眾多傷口之一,實際上並沒有得到過真正的正視和反思。我們對於苦難的記憶模糊,理解輕浮且閃爍其詞——包括大屠殺,也包括綿延百年來發生的種種天災人禍,無論是曾經的南京還是曾經的長春,不管是戰爭,還是屠殺,或者飢荒,我們的記憶常常是含混的,價值評判甚至會隨著某種需要而隨時作出調整。這一切都消解著苦難的苦澀與嚴肅,都有意無意迴避了對苦難真正的思考的評判,實際上也拒絕了向死而生、立足苦難建設當下的可能。

這樣一個普遍對曾經的苦難輕飄不定、輕描淡寫的社會,冒出一些消費苦難、直奔票房的導演,也就不那麼奇怪了。片子引起國際輿論界普遍批評和片商的不買賬,卻在國內輕鬆過億,同樣也不足為奇。

這樣一部電影,絕不僅僅是張藝謀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共謀的結果。之所以說「共謀」,是因為從嚴歌苓的原著到產生原著的社會土壤,從觀眾到媒體,從歷史教科書到大中華區域網,實際上都在為《金陵十三釵》完成這副柔美的玩世現實主義拼圖提供了碎片。

而作為拼圖完成者,張藝謀悲劇性地陷入一種悖論之中,他越是技術嫻熟地完成一個個橋段、一幅幅美景,完成最棒的戰爭場面,情色挑逗,人性轉折,他距離苦難的距離就越遠,對待苦難的態度就越缺乏真誠。而那些所謂突破,實際上在彰顯我們身處的社會與一個正常社會的距離:同樣是人倫底線,一個清晰,一個模糊;同樣是苦難和至惡,一個用來反思,一個用來消費……

我想,與張藝謀,與當下的中國導演和藝術家,如果不能正視苦難,或者沒有正視苦難的機會,起碼要學會一點必要的克制,不去消費苦難。而對於中國社會而言,不完成對苦難的反思,不正視自己那些尚在流血的傷口,不直面絕對黑色的痛苦——無論是何人施與,也難有真正良善的生活。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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