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烏坎自治，再次土改的序幕

此文從烏坎村民共和自治說開，說說中國大陸農民的土地革命問題。

土地革命，正本清源，是中共出於城市武裝起義失敗之後煽動農民造反的政治需要，1928年到1936年在農村實行的所謂「打土豪，分田地」的劫財運動，主要在江西，因為被圍剿逃竄，1934年10月以後就停止實施了。抗戰後為了奪權騙取農民支持，1947年中共又在它控制的華北東北以「土地改革」名義再次開展「鬥地主，分田地」的土地革命，1950年在除臺灣、西藏之外的全國範圍推廣，口說消滅農村的建封剝削制度，其實主要是鏟除了鄉紳階層，以村支部操控的村委會（蘇聯叫農村蘇維埃）掌控了農村。農民從此失去鄉村自治權。

這一招很厲害。厲害在於，共產黨從此把握住了中國大陸從農村到城市全民的土地命脈。農耕社會一切財產歸根到底來源於土地，無地無屋無產業甚至無洞，中共就很容易剿滅了歷代皇朝包括中華民國都沒有肅清的土匪。這就使國民黨的潛伏工作和反攻大陸的計畫完全無法開展，所有人員實際住進了中共牢牢掌控的大軍營，就像《無悔追蹤》電視劇所描繪，完全無能為力。從此中共可以為所欲為，才能搞肅反、反會道門、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公社化、反右傾、四清、文革、土地承包、圈地運動（政府出賣土地）、鎮壓六四、迫害法輪功、強拆等。

這一招更陰毒。農村的私有土地，本是春秋戰國時期五百年間部族被家族替換自然形成的，農民交稅養官，官吏給民安全。中原華夏族的「族天下」先帝后王的帝王國家，改朝換代進入了秦漢之後的「家天下」皇帝國家，傳承九朝兩千一百年。中共依靠錘鐮紅軍的武力支持，以蘇聯的馬列唯物史觀的鬥爭哲學為指導，搞出所謂土地農民村社所有制，以公社、大隊、生產隊（鎮鄉村）各級委員會的名義官有，而實際歸共產黨所有了，以工農聯盟先鋒隊領導國家的名義。

就這樣，中共沒人注意地就復活了傳說中的共工部族制度，創建了黨天下酋邦，通過從北京中南海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到各省、地（市）縣、區鄉（村）的黨委會（黨支部）和從省政府到村委會的黨政府，紅頭文件能迅速由中南海傳達到每個村落，能及時變化故而嚴實控制了星羅棋布的大陸農村山河田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大部落酋邦。中國共產黨以蘇聯馬列主義和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為靈魂，以從國務院到地方的各級政府為身體，變了中國人的天。中國人從此走上五星紅旗高高飄揚、黨的奴隸鬥志昂揚的邪道，直到今天。

這個共工部落酋邦並非一蹴而就，經歷了從1950年到1959年的十年過程，主要還是玩土地魔術：先通過批鬥會，剝奪鄉紳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人人都有私有土地，無地少地雇農、貧農由此對中共感恩；土改過程中，又以互助組的方式將各家各戶的農民幾家、十幾家組織起來勞動，供養村委會的脫產和半脫產的幹部，使這些農民對中共戴德。1953年，中共掀動除臺灣和西藏之外的全國農業社運動，到1956年底，75萬個農業社委員會（簡稱社委會）掌管全國農村土地88％；1958年8月，掀起合併小社辦大社的人民公社運動，學習蘇聯，創建中國「集體農莊」，口說培育全新的「大公無私」的「全新的人」，實效是：2．6萬多個人民公社掌管1．2億農戶（總農戶99%以上），全國農村開始大撒謊的大鍋飯生活，真成了古籍所說共工氏大酋邦，特徵：任智（謀）刑（罰）而強霸。

農民開始普遍失去遷移自由成為農奴，全年勞動基本沒有農閑，水利也成了運動。接下來，1959年到1961年，三年餓死4300萬人，卻不再有華夏族人「伐無道，誅暴政」的民變了。1963年，中共十評赫魯曉夫時代的蘇共，爭得馬列主義正統後，共產邪靈移營到中國，操控華約組織與北約組織進行冷戰，操控中共發動文革，以毛澤東為偶像，造就大批中國前所未有而斯大林以前普遍存在的說話凶狠、仇恨良心的蘇聯鬥士，搞窮中國，使安徽大姑娘都沒有褲子蔽體。1950年到1979年的30年，中共真正在大陸創建政治宣傳中的萬惡的舊社會：權利為天地，中共邪惡當道。天地君（民）親師五道信仰只在臺港澳新等海外華人地區。

1978年，為搞開發區賣地引資，中共玩了一個魔法：操控全國人大修改《憲法》，悄然加了一句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為國家所有。村民的土地和全國居民房子下的地從此被這10幾個字「偷」走，政府一分錢也沒補償。一夜之間中國大陸老百姓腳下每寸土地都實際成了黨和政府所有。中共轉為賣地致富。

1980年代中共鄧小平發動「圈地引資」的所謂「改革開放」運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紅頭文件沒明說是哪部分人，但「摸著石頭過河」自然就操作成了發文件的「太子黨」與敢撈錢又肯進貢的投機、地產、房產等商人組成的權貴聯盟，即鄧小平、葉劍英、江澤民、李鵬等高官子女及其同夥，包括烏坎村官。1989年鎮壓六四學運成功使其有恃無恐，1999年迫害法輪功使其喪盡天良。圈地賣錢辦血汗工廠，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地撈中華民國和世界各國工農都有的福利進自己的腰包，而後將家人移民到歐美憲政國家安居，裸官作惡直到退休。

中共能否終止土地財政而以政治體制改革新生？不能。貪官前仆後繼，慾望只有通過政府（從國務院到村委會）賣土地才能點點滴滴地滿足，必須專制。土地財政的前途必然是末路：賣光13億人的勞作土地，重複賣房產，逼中國人反。

由此可知，烏坎趕跑村官實行共和自治，實際上是在烏坎收回了土地控制權，欲使一切利益歸農民。這樣做的理論依據是《孟子》所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烏坎揭開了中國農民土地回歸私有的革命的序幕，終點回到起點。

摘要：中共奪取大陸政權後，1950年在全國鏟除鄉紳階層，以村支部和村委會操控農業村社的99%以上的土地，以不斷變化的紅頭文件玩土地魔術，先農民個人私有，後以人民公社名義官有，實質是黨有；復活創建極權專制的共工氏部族酋邦，以「智刑強霸」的鬥爭邪術為所欲為，通過文革將信奉儒道佛文化的華夏人變成說話凶狠、仇恨良心的蘇聯鬥士，搞窮中國。1978年中共悄然規定土地國有，從1980年代掀起圈地引資的所謂改革開放運動，賣土地款辦血汗工廠，撈廉價工農的福利致富，以政權機制保護土地財政和強拆，逼中國人反。烏坎村民趕跑中共村官自治共管鄉村，揭開大陸農民回歸土地私有制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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