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對美國經濟前景過於悲觀

2011年12月17日，2011年度觀察家年會在北京開幕，主題為國家願景：新思維與驅動力。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發表年度演說，他表示總的感覺現在國內特別是媒體包括官方的一些智囊對美國經濟的前景看得過於悲觀了。不僅僅是美國最近公布的經濟數據，以及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機構和企業界做了很多的調整。即使歐債危機惡化，華爾街的金融機構會受到一些打擊，但不會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大，因為畢竟美國的銀行的槓桿率遠遠比歐洲銀行的槓桿率要低很多。

以下為文字實錄：

陳志武：非常感謝經濟觀察報組織2011年觀察家年會。我知道今天他們邀請的這些嘉賓背景和視角都不太一樣，所以我看了一看這個組合是非常不錯的，因為我會從比較窄的角度給大家花30分鐘左右的時間來談談。剛才資先生已經跟大家介紹了歐洲美國以及中國目前的情況，以及這些國家改革所面對的挑戰。我前幾天就中國目前的經濟以及歐美的經濟問題談得比較多，但總體上我想說的話，我總的感覺現在國內特別是媒體包括官方的一些智囊對美國經濟的前景看得過於悲觀了。不僅僅是美國最近公布的經濟數據，以及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機構和企業界做了很多的調整。即使歐債危機惡化，華爾街的金融機構會受到一些打擊，但不會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大，因為畢竟美國的銀行的槓桿率遠遠比歐洲銀行的槓桿率要低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跟最近這些年推的巴塞爾協議有關。巴塞爾協議，讓歐洲銀行基本上用來買歐洲國家的政府公債的投資都可以算成是無風險的投資。所以在他們的資本充足率計算的時候，完全可以投到政府的公債資金。所以整個華爾街的業界一旦歐洲政府公債的信用評級下降太多的話，那麼這些政府公債從原來零風險的資產，上升到有風險的資產以後，必然會讓所有的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大大地下降。要麼他們去槓桿化要麼要求自己發很多的股票，增加他們的資本。

今天我還是花這些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下面的話題，就是監管的社會代價是什麼。

我講這個話題主要的背景，一個是最近的，還也一個是特別對中國人歷史上歷來比較相信政府，至少是從秦國開始一直讓政府慢慢地進入經濟，慢慢地對社會方方面面的生活不斷地增加管制。那麼最近全球金融危機08年9月份、10月份不斷深化以後，到現在你要說到是不是要監管？不管是在北京的街上還是在紐約的街上，尤其是佔領華爾街的那些人，沒有一個人不會說加強監管，加強監管是很自然認定的，不需要去想、說、研究的問題，肯定要加強監管，這個變成那麼容易就讓我們能接受的。

但我想問的一個問題是，如果監管只有變成了大家絕對的共識的話，那麼這個時候我們想應該去認識一下儘管監管會有好處，至少表面上可以有好處，但誰在付出代價？一旦監管被加強了以後受害的到底是誰？當然我說這個話基本的出發點和一些例子是很微小的。比如說國內最近至少從04年以後呼籲政府加強對房地產市場進行監管，大多數的老百姓肯定是贊成政府去把那個房地產開發商的空間壓縮得越來越小，最好是把進入房地產做開發的、做企業的門檻盡量地設置得非常高，這樣的話就讓可以換錢的開發商沒有辦法做更多的房地產項目。那麼話說回來，指責進入房地產的門檻高了以後誰受害？第一個肯定是像我這樣的農民出身的兒子要進入房地產業肯定是沒門兒的。門檻一旦提高了以後，我們這樣的人又沒有什麼關係、權利和背景。我父親是農民又不是前部長或者是這個級別、那個級別的委員。這樣一來，門檻提高了以後老百姓出身的那些人就更沒有辦法進入行業。

第二，整個行業能夠做房地產開發的人和企業的數量越來越少了以後，房產的供給會越多還是越少？通過限制進入房地產的企業的元素，包括要求商業銀行大大地優化，最後房價只會漲得越來越高。這是過去這些年一方面願意監管，到最後房價越來越高，更多的老百姓可以選擇的空間，沒有那麼多的監管比較反而是更加少。金融行業也是這樣子的。總體上金融供給的服務會越來越少。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想一想，雖然加強金融監管以後，讓更多的想讓靠金融行業賺錢的人越來越少，至少政府監管的租金會越來越多，找關係的會越來越強，但是社會層面更多的張三、李四、尤其是年輕人更加得不到金融服務。在有權有勢家庭出身的人，和普通老百姓出身的人，這兩個群體誰更需要金融服務？通過加強對金融的監管使得金融供給大大減少了以後，有權有勢的人受到的影響更大？還是普通家庭的人影響更大？對老百姓來說是不是在談戀愛的市場上也可以跟有錢有勢背景的小夥子們去競爭。我沒有房子，但那個小夥子有房子，我起點的就處於劣勢了。我現在已經過了談戀愛的年齡了，可是我更多地想到在北京千千萬萬普通家庭出身的大學生。是不是為了規避百年一遇的大的金融危機讓我們可以接受99年過苦日子。我知道我們大家很辛苦沒有多少人能夠活到超過99年，所以你想為了你的後代或者是子孫減少金融危機出現的概率，你這一輩子過苦日子，這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問題。

關於金融監管，特別是國內的環境從民間金融是不是應該受到禁止和非常強的監管，從理由上來說，無外乎大致上兩條線，現在談得比較多的是維護金融穩定。比如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金融行業的維穩、維護金融風險歷來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第二個很重要的理由是為了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利益，不讓民營金融更多地開放。因為那些民營企業家想要從事放貸業務等等，肯定是高利貸會越來越高，要讓金融消費者受到的剝削會越來越多。但我們下面具體來看一看，我們在討論金融行業是不是要加強監管的時候，要麼是金融風險還有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談金融監管到底是可以多還是少？但我這邊不是從經濟增長會受到不少的影響，以這個來作為價值判斷的基本的出發點、基本的尺碼。我更多是想從社會層面，最後受苦受害的是哪些人。

《南風窗》記者的跑到湖北省監利縣一個農村，家家可以水產養殖。儘管有機會創業致富，可是沒有資金，因為資金的需求很高。另一方面儘管當地的農民沒有多少錢但是從老年人到青年人還是有不少的人有投資的需要。尤其是老農民的養老問題挑戰是非常大的。所以投資需求一方面是很多，另一方面需要資金的人也很多。但這兩邊沒有辦法撮合進行交易。不管怎麼樣，06年的時候這個村子的農民成立了一個「老年人」協會，主要的目的是跟養老基金會是一回事。它基本的情況是讓每一個農民可以入股。06年吸收的股金是27.2萬，一直到09年都有分紅，09年入股的老年人分紅650塊錢，10年是600塊錢。我知道這種分紅以北京的物價水平來看是非常少的，吃不了一頓午飯和晚餐的。但對這些農民來說，500塊錢、600塊錢的意義非常大。比如說村委會75歲的守門的老人，他獨居在村委會的宿舍裡，去年的收入是低保金600元，村委會的工資2000元，加上基金會500塊錢的分紅。可以看到500塊錢相當於他一年1/6左右的年收入。這個比重是非常高的。

所以養老基金會的好處這麼明顯，一方面可以投放到本地加強農民的就業機會，讓更多人創業，這實際上更有利於社會和諧。我老家在湖南，當地很多的農民，年輕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留下了自己的子女跟爺爺奶奶在一起。如果當地的農民能夠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本地可以創業和就業的話，至少可以是相當一部分人不用通過外出打工、背井離鄉到外面去。所以從社會生活、家庭和諧和幸福，尤其是後代是不是從小能夠在一年360天裡，至少有100天、200天跟自己的親生父母在一起，這是有非常大的影響的。所以禁止這種民間金融最後給社會付出的代價，可以具體到中國以後的後代身心健康到底是什麼樣的，具體到這個層面。我知道這個層面付出的代價和成本是GDP數據裡不會反映出來的。但對每一個中國人一輩子的幸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對減輕政府負擔來緩解政府為三農、為農民的養老問題所需要作出的開支這方面，實際上都可以得到很多的緩和。所以這個作用是很明顯的。但儘管是這樣，2007年和今年兩次當地銀監會機構都要求把這個村的養老基金會給關掉，因為他們說這個基金會是非法的。而在過去幾年裡，養老基金會花了好多的時間也找了很多的關係，找到了湖北省相應的監管部門去申請，但申請半天都沒有任何的下文，也不說到底是批准還是拒絕，到最後在他們方便的時候一紙文件就把它們關掉。儘管在這個之前，他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做了很多的努力而得到了政府的審批。今年村裡面的養老基金會的理事長李先生說，養老基金會一不犯法、二不貪污、村民也滿意，為什麼就不能辦了呢？監管部門的官員來說他們的日子很好過，越是把這種業務禁止和完全卡死，不讓它有任何的空間，對監管是最方便的，從社會的層面來說是最不負責的一種行為。但是對監管者是最方便的。任何的民間金融機構都可以從事這種業務託管，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我只要知道你存在就可以把你關掉。如果是換一種做法，容許你存在，但是要看是不是具體在做法上有違規，做更細緻的監管的時候，作為銀監機構以後的工作量就大大地增加了。所以這個時候把監管者的方面和社會的方面得到的好處，兩者中間到底平衡在哪裡？這就回到了權力是不是可以得到制約，如果問責的機制不存在到最後監管機構更傾向於動不動就禁止，而不是更多地為村裡的老百姓的利益著想。

我做了一個數字的比較，很多人說民間金融過去放過幾次，但每次一放就帶來了很多的呆壞帳。最近很多的專家說農村金融在09年前帶來了幾十億甚至是幾百億的呆壞帳。他說，這幾百億的呆壞帳是不是要結束？是不是要通過更多的監管或者是禁止而結束？他們認為這個虧損太大了。但相比之下在2005年之前四大國有銀行讓財政部買單的總額是3萬多億元。3萬多億元相比，這幾百億元應該說是一個小數點後可以忽略的。但如果退一步來講，假如說這幾百億的農村金融呆壞帳是很嚴重的，但服務的面積是涉及到8億農村人口的，家庭是不是團圓？對他們的民生來說，對他們的生活來說是決定性的。而相對而言，四大國有銀行主要的服務的對象是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的就業人口也就是幾千萬人，一個是為了照顧幾千萬人的就業，寧可讓國家財政在05年之前補貼3萬多億元的虧損，而為改善農村人口的扶貧幾百億元都不願意。我們更多應該考慮到服務社會的對象的面積、範圍以及社會整體上付出代價的有多大。

剛才講到了一個具體的例子，最近不管是從鄂爾多斯還是到溫州民間高利貸產生的後患我們就不說了。可是我下面想介紹一個重點的研究，我覺得這個研究從更細節的層面瞭解，我們太多地忽視掉了監管的社會代價。這個研究做的是什麼？對象是美國在今天還比較普遍存在的非常高的高利貸機構，美國人稱之為領薪日貸款的鱷魚。這有點像中國青黃不接的時候放高利貸，秋收的時候要求借款的農民還貸。領薪一個是多元的，靠一個月的工資來維持生活。但很多的時候，在月底發工資之前，月中就出現了青黃不接的情況。美國的工薪階層特別是中低收入階層的家庭也經常出現月中間想辦法要借錢，要不然一家人可能日子沒辦法過了。這時候15號和20號就沒有錢的個人來說，大致上這個個人面對四種不同的選擇來對付短期資金缺失沒錢的挑戰。

第一個選擇是找親戚朋友借，在中國這是第一選擇。可是在美國和北京越來越多是不希望把親戚和友情跟借貸和金錢利益結合在一起。這個選擇對很多的美國人來說是走不通的，是不願意作出的一個選擇。第二種選擇是去銀行借錢。如果本來就是要靠領薪日貸款過日子的家庭，銀行的信用記錄不會太好的，這條路也是走不通的。第三選擇是搶銀行或者是偷盜。第四個選擇是找領薪日貸款公司借高利貸。我之所以給大家講這個，是想從下面的具體數字裡可以看到，一般的借款的金額是300美元左右。借300美元期限是10天到15天，費率是50美元。對美國市場的規模今天大概是400億美元左右，服務的人口的數量大概是4000多萬美國人。佔美國總人口的15%，都靠那種超高高利貸的放貸來得到支持。

在美國今天還有50個州裡面大概有15個州法律上是禁止這種機構存在的。因為這樣的背景，芝加哥大學Adair Morse教授做了一個論文，放高利貸的人是惡人還是強盜？他對1300個社區進行研究。他看到這1300多個加利福尼亞的社區，有一組社區是禁止領薪日高利貸的。另一組社區是允許領薪日高利貸的業務存在的。1996年到2000年，一旦社區遭受了自然災害以後，總體上住房按揭貸款的破產率會上升72%左右。但如果一個社區歷來就容許高利貸機構的存在，這些社區家庭住房按揭利率的破產只比平時高36%。

一旦發生了自然災害以後，社區裡面偷盜的發生率會上升13%，但是容許高利貸的社區來說偷盜發生率要少增加30%。這對很多的民營企業來說，有這些高利貸的機構存在，儘管借這些錢的中小民營企業要付很高的利息。但他們至少讓自己的企業不至於破產。在家庭層面也是這樣子的，儘管利息很高，但至少還有一條活路可以走下去。如果把放高利貸的機構禁止掉，正規銀行又不可以走貸款，逼得人們要麼關門、要麼搶劫。這些社區有高利貸業務和服務的，在自然災害衝擊以後社區的發病率、死亡率、吸毒、酗酒的增量都會比不允許高利貸存在的社區少增加很多。

有一個聯邦參議院的參議員Gramm說，如果四期按揭貸款早被禁止了的話，我母親就不可能在我們兄妹三個很小的時候買到自己的房子。因為Gramm的家庭出身是很窮的，他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變成了殘疾，一直靠領政府的福利來生活。但他母親還是買了自己的房子，因為他家的經濟收入太差了，只好通過借高利貸買了一個很好的房子，這樣他們能夠有一個家。正因為這一點，一直到2002年Gramm參議員退休的時候，他還是堅持認為他母親這樣低收入的階層幸虧可以得到高利貸機構的服務，否則的話他自己的經歷會完全不一樣了。正因為這一點，我覺得不管是銀監會、證監會還是其他的中國金融監管機構，我們不能只看到加強監管以後給我們監管者和社會表面上帶來的方便和好處。我們必須看到金融監管加強一點，金融供給就會減少一點，社會大眾得到的服務就會少一些。前幾年我們一直看次貸危機，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銀行很不負責任。我們很多人都把責任都放在銀行的身上，而不去想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退一步來想，正因為金融機構做了那麼多的放貸，所以讓更多的美國家族儘管沒有什麼太多的收入也買了房子，當然後患我們也看到了。我們以前總說金融機構那麼糟糕，那麼不負責任，所以他們要被管得更死，沒有太多的人講到政府中的監管者給社會帶來災難比華爾街帶來的是更多還是更少。希望我們以後在討論是不是強化監管的時候，不能只考慮到表面的好處，更多應該記住由此帶來的社會代價到底有哪些。謝謝!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