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倫終於定下了逃港時間，1969年6月6日。
計畫逃港已經三年，遲遲下不了決心，開始是母親蒙受冤獄，他想等到母親回家。現在是母親回家了，這又讓汪倫難以一走了之。
最終下決心在6月6日出逃，是因為他最近一次從生產隊跑回中山縣販賣魚蝦，被進城的同村大嫂看見了，於是，全村人都在傳這個知青在城裡倒買倒賣搞自發。生產隊長帶著一票人連忙開會，會上有人說：「把他綁回來，打到吐血，再用槍押著他勞動改造！」
6月6日，是農曆的五月二十二，海潮從晚上七八點時開始向澳門方向湧去，汪倫估算這時游往澳門將有6個小時的順流時間，能省不少力氣。況且是夏收最忙的時候，沿海農民誰還有精力半夜起來抓偷渡犯？
定出時間，也就定下了心神，汪倫準備睡個好覺，第二天行動。
就在6月5日深夜，一陣砸門聲把他驚醒，他一驚，走漏風聲了？
區上的主任帶著一群人衝上樓搜查：你有朋友來過嗎？
第二天早上聽街上在傳，昨夜登陸了幾個臺灣特務，當場擊斃一個，兩個跑了。中山、斗門、珠海三縣成為重點搜捕地區。臺灣特務，在段主任的嘴裡，成為汪倫的「朋友」，這地方真的不能再呆下去了。
出逃
6月6日，汪倫和同路人老麥接上頭，騎著自行車，向北進發。中山縣北65公里外，就是澳門。他們計畫先游到澳門，再伺機轉到香港。
老麥原是中山縣公安局主管批准出境的幹部，他和他的前七任一樣，因為這個位子的特殊性而收受賄賂，被判刑入獄，刑滿釋放後在中山的日子不是很好過。
出逃的人想得都很細，萬一出逃不成，還要在中山活下去，無人收容時，倒賣個魚蝦，自行車就是長途跋涉的工具。汪倫在偷渡前已找好了朋友，幫他們從幾十公里外把自行車騎回中山。阿安和超雄就是這樣兩肋插刀的朋友。
不料，汪倫把時間算錯了，他以為晚上7點的農村和縣城一樣會光線暗淡下來，哪知6月的傍晚7點，剛剛收割過的麥田，一望無垠地照耀著熾白的太陽。汪倫、老麥、阿安、超雄四人不得不前後分開來走。但四個陌生城裡人的走動，在寂靜無聲的村落變得格外顯眼。
一位軍人走到近前，早年的公安老麥主動上前打聽「陳柏勛是不是住在這個村子？」看來他的功底不錯，軍人答：對，他就住這個村。有驚無險地混過一關。
又一位軍人騎車而來，看到的卻是老麥手裡明晃晃的電工刀。三人對峙，夜幕將合，驚恐兩散。
一路上，老麥開始惦記起孩子、家裡的鴿子；入過獄，再抓住會加刑，而且不再是人民內部矛盾。所有這些都令他猶豫起來。
逃回縣城，到家時午夜已過，汪倫覺得雙腿像灌了鉛一樣，看著樓梯就是抬不起來。
走在後面的阿安和超雄被聞聲而來的人圍住。但他們身上沒有任何說明要偷渡的東西，也就不了了之。
第一次逃港流產。
危機
逃港是汪倫計畫了三年的大事。
1966年，汪倫第一次有了逃港的心思，是在「文革」初期。他所在區黨委宣傳部直接領導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停止了宣傳，對著文化館老繆搞起了「階級鬥爭」，隊員們相互落井下石，每個人心中都盤算著「你死總比我死要好」。揭批了兩個月，宣傳隊解散，汪倫沒有住處。「逃港」二字，就是他在公共廁所裡呆了一夜，想出的結果。
到「文革」發動這年，汪倫中學畢業已經6年了，因為有個叫汪精衛的叔祖，所以大學也沒得考。汪倫就是把自己縮得再小，在中山縣的目標也很大，因為這位叔祖的緣故，他們全家都活得小心翼翼。從小練習小提琴，汪倫的理想是到專業樂團當一名小提琴手，廣州軍區戰士歌舞團點名要他，結果，負責招生的鄭秋楓（《我愛你，中國》的曲作者）還受到批評。他得到校長的最終答覆是：你別想考上大學！
1961年，汪倫的母親還沒有因「特務」和「泄露國家經濟機密罪」而入獄。她還能替兒子出個主意：要不要申請去香港？後來，她的母親因「特嫌兼泄露國家經濟秘密」的罪名身陷囹圄。「特嫌」是因為她的家庭背景，「泄露國家經濟秘密」是由於她寫信給澳門的三姐說，每月每人供應四兩油、一年只供應一丈二尺棉布，希望酌量寄點東西來。結果，這些來往信件都被有關部門拆開，這些家庭事務構成「泄密」罪，汪倫的母親被關進了看守所。
直到1966年，汪倫先是失去了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吹拉彈唱全能的工作，後是在紅衛兵抄家時，被發現有「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反動言論--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有這樣的論斷：人類認識世界的途徑，由「感性認識」到一定程度時，會向「理性認識」飛躍發展。汪倫在學習心得中給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中間，加了一個「悟性認識」，他以為自己已經「悟到」了毛澤東的理論精髓，不料卻被紅衛兵查了出來。紅衛兵看見這麼「反動」的言論，還白紙黑字寫在日記上，很明顯就是自認為比毛主席的理論水平還要高。
這樣一來，汪倫就成為一個准叛徒、「黑七類」的孝子賢孫，非拿出來示眾不可。他甚至被逼到承認自己有偷渡的想法，沒有任何行動。鬥到最後就趁著「上山下鄉」的高潮，把他趕到鄉下插隊，當起了「知青」。
汪倫一心以為，到了農村就會有一個避世的靜地。沒想到他插隊的小隊隊長曾經作為貧農代表進駐過他媽媽的學校，也就是汪倫中學母校。所以對他的家庭出身和背景知之甚詳。汪倫無可避免地再次成了專政對象。這就更促使他下定決心，必須偷渡去找生路！
策劃
他在朋友家裡看到一張粗糙的民國時期中山縣地圖，便在這張地圖上思考起偷渡的辦法。
汪倫所在的石岐鎮，是中山的縣城，以那張舊地圖的比例尺來算，向北距廣州85公里，向南距澳門63公里。石岐已處在第二邊防的位置，遠路來的偷渡者都要先落腳石岐。如果那些身帶指南針、救生品、乾糧和水的人在石岐平安無事，他們就會像遊客一樣去翠亨村的中山故居「觀光」，並溜到「中山烈士陵園」後邊躲藏，等到天黑爬山越嶺，走上一週左右的山路，來到海邊。
汪倫在中山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知道熟悉中山地形的人，都會騎自行車或沿著公路走到最靠近南溪或者下柵兩個邊防檢查站附近再上山。通常從界沖或坦洲向東爬上山，這就叫走東線。如果走西線，就要進水田區，入磨刀門再游向澳門。
汪倫選擇走東線，因為他對此條線早已熟悉，當年是坐在汽車上進出邊防站和軍營，擁軍愛民送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文藝節目，而這次，是偷渡。
走西線到澳門一般要先游到外海的荒島上，等待一兩天，等到潮水向澳門方向倒流時，再往回游到澳門。否則就要繞到灣仔的南面，從銀坑下水游過去。從地圖上看，銀坑是最靠近澳門的，但要平安地到達銀坑，在有重重把守的邊陲重鎮絕非易事。
汪倫計畫中是走東線，也就是沿著張家邊、南朗、翠亨村、崖口到大金頂，西線的路也會匯合到這裡，然後偱著蕭家村、坦州、南屏、前山，直到和澳門交界的拱北海關。那是他作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積極份子時，慰問邊防官兵常走的線，沒想到當年的積極和熱血換來的地理知識，在出逃的時候成為便利條件。
踩線
考慮好走哪條線以後，汪倫決定實地考察一次。
他找到兒時朋友阿屏，說要去看望阿屏家的親戚，兩人帶著糖果餅乾騎上車便衝著阿屏親戚家附近的邊防站飛奔。
看完親戚，汪倫提出想到香洲買點鹹魚海產回城販賣，香洲，是通往拱北海關的重要一站。漁村的人樸實，也沒多想，就叫了一名叫阿順的憨厚孩子帶著他們去往海邊的白沙邊防站。汪倫問阿順離澳門這麼近為什麼不偷渡？阿順說，鄉下人到澳門找工作不易，再說政府對邊民很優待，糧食副食配給較多，白天還能收聽港澳電臺，大家也就滿足了，不是實在過不下去，誰去逃港？
少年帶著兩位青年，看了白沙邊防區、香洲漁港、南屏山，還爬上了能夠對望澳門的煙墩山。下到煙墩山右側，沿著前山村的公路往南，就是澳門了。
他們來到拱北海關、最後走到和澳門只隔著60米左右寬的小河「灣仔」。汪倫兩眼不停地掃射哪裡最窄，能做下水點。這條小河靠近中方的一邊，佈置了兩道約一公里長的鐵絲網，鐵絲網中間是一條30米寬的水田。
小河兩岸，南有車水馬龍的澳門，北是中山三步五步的崗哨。阿順說一到夜間，邊防軍就帶著軍犬在中方岸邊巡邏。兩座崗哨上會有探照燈照射下來，照不到的中間地帶會很黑，很多人選擇走的黑路，卻是軍人和民兵守株待兔的地方。另外，每晚九點，那些地方會亮探照燈。
阿順還說了一句：退潮的時候，人隨著潮水就能到澳門。所有這一切，都正是汪倫最需要的。這時汪倫已不用少年指路，騎著車子熟悉地帶著阿順回佛徑村，阿順突然開始求汪倫：「同志，我不是有意的，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汪倫和阿屏聽了半天才明白過來，原來他記路太熟，少年把他們當成「釣魚」的公安了。
準備
逃生之路已然摸清，剩下的就是充分準備。
汪倫重拾舊藝，每天練習游泳，從夏天練到了冬天。1968年的大年初三，泳池裡只有汪倫一位冬練三九的人，這天氣溫5攝氏度，水溫8攝氏度。汪倫把腿伸進水裡再提起來，小腿已經在冒煙了。他還是咬著牙下了水。頭一個25米，身體還沒有太冷的感覺；第二個25米，就覺得冷，而且越來越冷，耳朵裡面開始有痛的感覺；到了第三個25米，每一次划水全身的關節都在「嘎嘎」作響，連脖子都覺得痛；到了最後25米，全身都已經麻木了，只感到頭痛欲裂。這次下水給了他沒齒難忘的記憶。
除了在泳池中鍛練，汪倫還到河裡去，並且專門逆水而游，練自己的體能。他以前的小提琴老師告訴他「醋酸去氫可的松」是興奮劑，可以考慮派用場。汪倫試了兩粒，結果別人先游了1500米，他還是比先入水的朋友游得快，堅持的時間長，而且不累。他正在感謝藥效，身體狀況說變就變，一整個下午和晚上，人都虛脫得沒有一點力氣。從下午三點開始的六個小時裡，人軟得像一團爛泥，腦子清醒、耳朵能夠清清楚楚地聽到別人的談話，但身體就是不能動彈。他計算了一下，藥力只能維持八個小時，超過八個小時，就回天乏力了。冷靜下來想想：此藥絕對不能用！
阿順說的退潮，也是汪倫急需弄明白的，他找到國學底子最好的馮老師請教潮汐規律，馮老師給他畫了張詳細的漲潮退潮時刻表，卻「天干地支」得令他完全看不懂。一位漁民老伯一句話就點透了他：「你們有文化的人會算術，按農曆的日子打八折，就是潮水退向外海的時間了」。
在時間上，汪倫一度認為1968年是逃港最佳年度，這一年中山的兩派武鬥升級，紅衛兵經常衝擊解放軍和邊防軍。為了社會安全，軍隊的槍枝都進了庫。大亂對於偷渡者來說，卻成了機會。
汪倫開始關注那些偷渡未成功的人，柏池是因為干衣服帶在一同偷渡的朋友身上，而兩個人在水裡被衝散了，登陸澳門後，柏池只有一條內褲，光著上身。葡警一看便知是偷渡者。押了回來。葡警舉報一個偷渡者能得10元賞金，因此，汪倫就想盡辦法先存上20塊葡幣，以便能在萬一被抓的情況下，可以高價賄賂葡警。隨著他對偷渡失敗瞭解的深入，便不再陷於被抓捕的恐懼--當眾遊街的何北海累計偷渡18次被抓，抓一次判一年，總共判了18年。這件事使汪倫明白了，被抓不會判死刑，也因此減輕了他的精神壓力。為了麻痺眾人，汪倫每隔幾個月就到外地住一段時間，表示自己長期不在中山時，不過出門走趟親戚，並非逃港。
還有一些細碎物品不能少，清涼油對付蚊蟲，紅糖解山嵐瘴氣之毒、生薑驅寒解蛇毒。汪倫準備的都是最基本的，還有人帶著胡椒粉或者老虎糞對付警犬。
偷渡最關鍵的步驟是游泳，萬一體力不支，還得靠救生設備。汪倫拿充氣枕頭備用，有人用球膽、自行車內胎、最不可思議的是一位被抓的偷渡者，身上帶著十幾隻避孕套，想吹大了浮身用。他死不承認這是救生工具，氣得警察說：「人還沒到香港就想嫖妓啊！」
再逃
做好了一切逃港準備的汪倫，還沒來得及行動，就在1968年底背了個「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罪名，到廣闊天地改造思想去了。
1969年6月6日，經歷了第一次沒到海邊，就被解放軍嚇回縣城的失敗後，汪倫決定不再與人同行，他要獨自游到澳門，以免碰上拖後腿的同伴。
7月7日，一大早，汪倫對母親說了一句：「媽，萬一出什麼事，就當少生了一個」，就再沒回頭看母親一眼，他怕兩人都受不了，被外人看出破綻。這是汪倫與母親的永訣。
先騎幾十公里自行車到了無法行車的區域，汪倫的女友阿怡、也就是他現在的妻子，一直騎著另一輛車，送他到郊外。兩人沒有揮手告別，也沒有說再見，更沒有熱情的擁抱，只有靜默無聲的雙目凝視。
晚上8點，汪倫和送行的超雄抱著大南瓜和沖頭菜，站在村邊的公路上。逢人便說捎點菜，搭個過路車回縣城去。等到天黑人稀，他倆一下子跳進荷塘裡，在齊胸深的泥塘中爬進對岸的黃麻地。
站在高地上又看到澳門的滿街燈火，但是翻過這一高地，山凹裡即陷入一片看不到前路的死寂。
汪倫正要趁著靜默與黑暗涉過南溪河，突然一道忽明忽暗、左閃右晃的光線出現在他的右前邊。光線的背後隱隱約約看到一團黑黑的影子走走停停地向汪倫靠近，汪倫屏住氣息，唯恐自己的呼吸聲被那人聽到。那人走到汪倫身旁時，他才看清那是一位頭上頂著一盞帶凹光鏡的煤油燈的農民，是來抓田雞的。汪倫趁抓田雞者彎腰之際，想閃身逃向對岸，不料撲通一聲掉進旁邊的水田裡，倒把抓田雞的人嚇得魂飛魄散。
不知道一夜之間爬過幾座山，終於又登上阿順帶路來過的邊防哨前附近那座煙墩山。汪倫聽著自己將要跳出胸膛的心跳，想再次俯瞰對岸澳門的燈火時，東方已經發白。逃港的第一夜就在幾十公里山路中過去了。
第二天，吃完一塊變味的面坨坨，掛著一身被荊棘劃成碎條的帶血衫襯，像個晝伏夜出的動物蜷在山洞裡睡一覺，總覺得有個人突然出現在山洞前。
最終讓汪倫清醒過來的，是兩道交叉射來、亮如白晝的探照燈光--阿順說過，每晚9點，探照燈會亮起來。9點了。
伏在地上的汪倫在心裏讀秒，他算了一下大約二十多秒燈光會掃一圈，還有十來秒的時間，自己處在黑暗中。他就趁著這十幾秒的黑暗，連滾帶爬地扑向海邊。等到燈光再度掃來，就趴在地上等待。如此反覆多次，海浪拍打堤岸的響聲越來越清晰，澳門的燈塔也越發近在眼前。
滾過地上的帶刺的蘆蔸，爬過國防公路上松針一樣的針狀落葉，身子下面是相對柔軟的花生地，花生地的邊緣就是他嚮往了三年的大海。
汪倫決定在澳門的東邊海面下水。西邊灣仔一帶不可能找到落水點，防守太嚴密了。只有到較遠一點的海邊，防範可能比較疏一些的地帶。他下水的地方大約是在「水灣頭」。
水灣頭的花生地上，27歲的年輕人脫掉破碎的衣褲，穿著一條內褲，吹他的橡膠枕頭。所有偷渡的物品加起來不到兩斤重，裹在五層塑料袋中，繫在腰間。他喝光了從中山縣城帶來的最後一口淡水，準備入海。
就在這時，狗叫聲由遠而近，還能聽到一個人大喊：別跑，看見了，還跑！一陣槍聲過後，空氣凝結下來。
汪倫明白了，與他同時還有位更不幸的偷渡者也來到了海邊。
不能再想了。躍身入海。
登陸
儘管下海前早就算好了退潮的日子，但是潮把自己往哪裡帶，汪倫根本感覺不出來。探照燈的光仍然有節奏地掃過。浪頭把人拋起扔下，這是泳池和河裡練習時不曾碰到過的挑戰。他摸出波浪的規律，隨勢而動。
在海上大約游了一個半小時左右，已看清澳門東望洋燈塔，澳門發電廠的燈光也能看到了，還能聽到發電設備的轟鳴聲。再游一陣，「半島石油」幾個大字清晰可辨，連岸上洗麻將的聲音都聽得一清二楚。後來，汪倫才知道，自己是所有他認識的偷渡者中用時間最短的一個，因為計算潮水的時間準確無誤。
澳門到了。
躲在防波堤的背後，大口呼吸著他認為已經自由的空氣。撕開被海浪打破的四層塑料袋，拿出第五層裡面的乾衣服。換上。像個正常人一樣出現在澳門街頭。
夜未深，跑狗場剛剛散場，電影院也正在放出人流，街上一時間人頭攢動，又迅速各有方向地消失在夜空下，只有汪倫在按著他兒時的記憶，辨認方向。
三輪車把他帶到三姨家，三姨關照過的房客已不再認賬。好在汪倫準備工作做得細，能背出多位中山逃來的朋友的地址。終於在「梁昌上門做木」的招牌下找到了朋友的朋友，將他「收容」。
汪倫享受了一夜安穩的睡眠，睜開眼看到澳門報紙上的頭條：人類登月進入倒計時，十天後美國宇航員將登陸月球表面。
澳門「一二·三」事件後，年輕人只要經神父簽名，就能到臺灣上學。大陸偷渡來的人，卻經常被葡警交還。有的前腳跑進澳門地界，背後就追上一顆子彈。所以，偷渡者更希望澳門只是他們從廣東逃亡出境後，最初的支點和中轉站，而不是終點。
逃港
汪倫一邊打工掙錢，一邊開始到處寫信聯繫香港親友。
中山老友飛哥早年通過正常申請來到澳門，現已幫他找到了蛇頭，就在此時，他又接到早已在香港安家的前同事許老師的回信，願意幫他出錢偷渡香港。
一位戴眼鏡的中年人斯斯文文地坐在汪倫打工的飯店裡喝粥。他說自己是簡醫生，香港方面已核實過許老師的名址，蛇頭願意做汪倫這筆生意。
簡醫生再次來這家小店喝粥，是兩個月後。他告訴汪倫，辭工、兩天後到診所找他。
一個晚上，汪倫跟著簡醫生一前一後地保持著距離，左拐右拐來到集結地，看到一個眼神遊移的年輕人，正在兩眼滴溜溜亂轉。簡醫生叫上這個男人，連同汪倫，一塊交給了船上的漁民。
漁船帶著逃港者向外海駛去，凌晨時分能分辨出船正迎著微薄的白光開行，那是東方，香港的方向。中午時候船家告訴汪倫他們，到船艙底下躲著，不要出聲。在漆黑的艙裡不知和多少蟑螂同睡到了幾時，輪機聲停了，頭頂上有人敲了幾聲，船家說：「到香港離島長洲了，呆會小船會來接你們」。
船家帶著汪倫換上小船，內海行進之後停靠在中環離島碼頭，馬上換成計程車，到達許老師的住處，見人交錢，算是暫告一段落。
剩下的是打工生存，到「臨時入境事務處」申請永久居留證，解決非法身份。為了核實汪倫到底是來自臺灣、越南、還是中山？更為了核實香港對中山縣情況的掌握程度，汪倫被帶到「港島政治部偵緝科」，問話兩個小時。後來，汪倫發現，警官不時打開修改的文本上，赫然標著中山縣每一區、公社、大隊的人事狀況！那人要求汪倫對談話保密，並告訴他：我們的人每隔三天，會提供一些最新情況。
汪倫的永久居留證辦下來後，中山縣開始風傳他逃港的消息，說他在香港以寫「反共文章」為生，寫了本《一個女人的遭遇》紀念她的母親，已被香港左派擊斃在繁華的彌頓道上，身上還有三個槍眼。
他的母親因知情不報被判了三年徒刑，臨終前對汪倫的女友千叮萬囑，千萬替她隱瞞病危消息，以免汪倫回家自投羅網。
在香港，從替人背送石油氣罐，到實現兒時理想進入香港管弦樂團當小提琴手，再考入TVB。汪倫用了三年時間。1976年，他通過移民申請，去往美國。又是一番白手起家，曾任舊金山66號電視臺主播、電視廣告策劃人的汪倫已經退休，他通過書寫和回憶，影響了一批當年的「偷渡客」，開始書寫大洪流下作為個人的逃港者，所經歷的命運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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