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大逃港的情形（網路圖片）
逃港的事情，寶安縣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願說或者不屑說的，進入21世紀，回答我同樣的問題時，他們的聲音就響亮了：「逃港又怎樣？」「改革開放是從我們寶安縣搞起來的。」他們敢於為自己辯護了。
1982年，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深圳特區報》工作，當時，深圳已經被設立為經濟特區了。我聽到當地(寶安縣)的人常說：「改革開放最初是在我們民間先搞起來的」，採訪和調查中又聽說民間的開放同建國三十多年來寶安縣的幾次大的逃港事件有關。我很驚訝，以前只知道特區是鄧小平要辦的，原來鄧小平的決心後面，還有一幕大戲。我就決心弄出個究竟，開始一點點地進行調查。
木訥與恐懼事情的進展卻並不順利，因為那時候，逃港這件事還是禁區。1988年我開始調查時，被調查的人往往都否認寶安縣發生過逃港事件。當年，當地的人因為逃港普遍被壓制過，有的還被關起來、被狗咬傷過、甚至被邊防軍打傷過。這些往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主流意識中，是不能放到案上說的。
但是在私下裡、飯桌上，大樹下，我發現他們相互之間卻經常談逃港經歷的酸甜苦辣。但當我再去找他們時，發現我手中的紙和筆，他們又不說話了。這些說法和現象很觸動我。
我認識寶安縣萬豐村的經濟帶頭人潘強恩董事長，他倒是說得很明白，他說，改革開放是我們用血寫出來的，沒有大逃港，哪有改革開放啦，「我們死了多少人哪，淹死的，打死的，狗咬死的，槍斃的，都有，在我們村裡就有。」
於是，我通過潘強恩董事長的關係，來到萬豐村。他安排我住在村裡，我在那裡住了四天，想見見逃港者和他們的家人。但是，一般男的不敢出來說話，只有一些婦女出來應付我。後來經過潘強恩的再三動員，才來了六七個女人，她們的男人都是逃港的，有的從山上掉下來，有的在海裡淹死了。
我們在公司的會議室見面，當時的農民企業家辦公室很簡陋，就是一間農舍，地是泥土地，踩得多了，都是黑色的。有的婦女牽著孩子來，孩子們還很小，全是孤兒寡母的，很可憐。那些沒了父親的孩子還不懂事，滿屋子跑。這些受訪的婦人很遲鈍。對我的詢問沒有什麼熱情，問一句答一句。
雖然潘強恩對她們進行了動員，但她們看上去還是很木訥，談不出什麼內容來。看來，她們對這件事沒有多少認識，只是因為潘總交待了，來完成一下任務罷了。
當時這種不敢講話的現象很普遍，不光萬豐村。我去沙井鎮瞭解漁民衝擊派出所的事件時，村民聽說記者來了，也都很緊張，誰都不答話。1979年，剛搞改革開放時，這裡的農民以為「改革開放」就是可以自由去香港了，要出海，結果派出所把船沒收了。漁民就衝擊派出所要搶回漁船，還要抓出封船的人。但是在潘強恩介紹情況之前，沙井鎮沒有人承認這裡發生過衝擊派出所事件，所有逃港者的家屬都說，這裡沒有逃港的人，沒有搶船的事，好像啥都沒發生過。
我也曾彷徨過。單位的領導好意地勸我：「不要碰這個事了，引火燒身哪，你還年輕，正事不管，管這些幹嘛？」
我採訪的那些村子的領導也認為，你搞這個幹啥，(這些事)絆我們腳的，都過去了，不要再糾纏舊事了，不是都要求我們向前看了嗎？
因為我是「黨報」的記者，村裡人往往不好意思直接拒絕，一般都回答說沒這個事情，幹部就說，陳記者，我瞭解一下再向你匯報。可是後來我多次把電話打去，他們又敷衍推托了，最有代表性的話就是那句：朝前看嘛。
這種諱莫如深的現像一直到90年代初，都沒有改觀。
大約到了21世紀初，對大逃港事件，當地人在私下談論得多起來了。除了當地的個別領導，鄉鎮書記這一級的幹部，還不敢放開同我談逃港的問題外，當地農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忌諱了。有的還把我請到屋裡去，請我喝茶，邊喝邊談。原因很簡單，經過十幾年的經濟發展，老百姓的民主意識提高了，腰桿子也硬了。從農村改革，土地承包，辦三來一補工廠，出租房屋，寶安縣的農民富得流油。以前怕村幹部管他們，罰他們的工分，現在他們怕誰呀？憑自己的兩隻手幹活，憑自己的本事辦廠經營，農民不怕了。所以敢說話了。
沙井鎮搶船事件發生在1979年。我是1990年代到沙井馬鞍山村調查這一事件的，這是我在《大逃港》的第二集中想寫的一個章節。群眾衝擊派出所之後，公安局派人來把大隊支書抓了，準確地說，是他自己找上門去說，你們把我抓了吧。他被關了十多年。我通過熟人找到了派出所的同志帶我到馬鞍山去。他被釋放後開了個小雜貨鋪，我們見到他時，他正在收拾雜貨。派出所同志說老陳啊，記者找你了。我握住他的手，這時我明顯感到他的手一直在發抖。他還是怕，怕民警，這種恐懼是忘不了的，已經成為條件反射了。十多年的牢獄讓他付出的太多了，太慘重了。
我還是叫他陳支書，我說「陳支書，你是條好漢，我們記得你。你幫了村子的人。」他的眼就紅了。
陳支書很木訥，說不出很多話，他反覆地跟我說一句話「跑了那麼多人，我犯了錯誤」，我注意到他一直說自己犯了錯誤，沒有說過自己犯罪。他只是擔起了這份責任，也講不出大道理，只是說「黨」好，這麼久了還派人來看他(指我來採訪他)。
我問他「為什麼要策劃外逃」，他說不是策劃，他沒策劃，是老百姓自己要跑的。「他們(村民)都想這麼搞(逃港)，你不能看著他們受苦嘛。都是同村的人，鄉里鄉親的。」他又說：「他們要走就只好讓他們走，擔子只好我來擔噢」。陳支書還是當年那個語氣。
如果說寫第一本《大逃港》時，我的採訪像擠牙膏，那麼現在時代變了，逃港者的顧慮在逐漸減少，能主動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資料了。
改革開放與不再逃港逃港者真正敢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已經到了90年代中期以後了。
那時改革開放給深圳寶安帶來的富裕，使他們有一種自豪感。「改革開放是我們最先搞起來的」，就是這些伸直了腰桿子，在有了經濟地位後，也要求明確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普通農民「喊」出來的話。
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確是同這些逃港的農民很有關的，為什麼這樣說呢？
改革開放前，全國每年只允許50個人去香港，分到寶安縣，連一個名額都沒有，但寶安縣至少有20萬人的親人在香港。有的是父母，有的是丈夫、兒女。所以老百姓就只有「逃」。
當地的縣委，就只好搞一些「土政策」，劃出十四個公社的範圍，允許老百姓去香港做些生意，也允許逃過港的人帶物資回來，並允許他們回來辦工廠，解決農民就業的問題。
60年代，逃港者回鄉主要是帶食品，豬油、麵粉這些生活必需品，後來慢慢地開始帶回來糖果、時裝、香菸，能夠提高生活品質的東西。到了70年代末，「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在香港已經成為小老闆的逃港者，紛紛回到寶安來開辦來料加工廠，比如膠花廠，把塑料的葉、花瓣，一片片地成箱從香港運過來，再用這邊便宜的人工，把它們組裝成花束。
這些由逃港者們帶過來的小型企業，你說是工廠也行，說是車間也行，就是內地「引進」的第一批外資。就是說，在1978年12月安徽省的小崗村農民要求「包產到戶」之前，寶安縣的農民早已經在搞「引進外資」辦三來一補企業和養雞養鴨養魚出口香港了。這樣，生活改善了，老百姓也不往香港跑了。這就是特區的先聲！
寶安縣的這些「對外開放」的土政策，60年代得到了陶鑄的支持，70年代得到習仲勛的支持。1978年的7月，習仲勛來到了寶安縣的中英街，觀摩這些由逃港者辦起來的膠花工廠，這時的膠花廠已經在使用工繳費、計件工資這樣的勞動付酬方式了。帶他去的是「冒險」在寶安縣搞改革開放「土政策」的縣委書記方苞，習仲勛不但沒有批評方苞，還肯定和支持了寶安縣委大膽搞起來的「土政策」，並叫方苞打報告交省委討論。1979年3月，廣東省委正式以《關於發展邊防經濟的若干規定》批准了寶安縣的做法。後來，習仲勛去北京向鄧小平匯報工作，才決定在寶安縣創辦深圳經濟特區。
這些事情，寶安縣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願說或者不屑說的，更不願把辦深圳經濟特區，搞改革開放同寶安縣的外逃聯繫起來對外人說。1990年代中期後，一部分比較擔心的企業小老闆，還反問我「你問這個搞什麼事情？」進入21世紀，回答我同樣的問題時，他們的聲音就響亮了：「逃港又怎樣？」「改革開放是從我們寶安縣搞起來的。」他們敢於為自己辯護了。
有一個在《大逃港》中沒有寫過的故事，很能說明問題：
我在採訪中發現，1987年，深圳發生了一樁很大的逃港未遂事件：有人製造謠言說英國女王到了香港，凡去了香港的人都可以特赦，成為香港公民。於是，五六萬人衝擊特區防線。
後來我在調查中得知，這次與寶安縣已經富裕起來的農民無關，逃港者不是寶安人，而是惠東、惠陽、揭陽縣的老百姓。這與土地承包後農村剩餘了大量勞力有關。當時深圳市政府很緊張，調動了上千武警在路上堵。
這件事我一直在追蹤，我要找出謠言是怎樣起來的。追到惠陽縣良井鎮，我找出了謠言的「製造者」，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名叫魏漢輝。才弄清了這次事件的來龍去脈。
那個煽動的人叫魏漢輝。開個小店，拖著拖鞋、穿個短褲、光著脊樑，說客家話。他說原由是這樣的：他的老表(他的一位親戚)看電視，新聞中說英國女王要到香港來，老表就說女王以前來香港時還搞過特赦啦。
不料他們二人的對話被正在屋外做活的木工瓦工聽去了。工匠一回家就把這段對話放大了。於是在兩天之內，出現了五六萬人的沖關行動。我曾經懷疑，在當時沒有手機和網際網路的情況下，只是通過人際傳播，就是再快，也不可能煽動起幾萬人啊？後來才發現，謠言傳出去的第二天正好是趕集的日子。謠言是通過趕集的群眾傳開的。因為土地承包後，大批勞動力閑置，都盼望搞一個出路，一旦聽到風吹草動，就像一點火星掉在乾柴堆上，煽動出幾萬人的沖關事件。
（本文略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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