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科書讓我們喪失了什麼?(上)

文章核心提示:比如說你看到《AB團與富田事件始末》這樣的書,你就會知道我們的教科書雖然披露了一些事實,但至少它有選擇性地遮蔽了更多事情;又比如大飢荒時期餓死人的情況,歷史教科書雖然也提了,但是如果你看了楊繼繩的《墓碑》,就會知道事實被嚴重地歪曲、篡改了,被嚴重簡化了,更多的更慘痛的悲劇被掩蓋……在一個開放時代,在一個網路時代,歷史教科書教給了我們什麼,我們自己是可以有自己的判斷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當然首先的一點,你的心態必須是開放的,你的信息必須是多元的,你的心智必須是獨立的。假如沒有充分的信息,沒有多元的知識體系,沒有獨立而健全的心智,你想知道歷史教科書教給了你什麼還是很困難的。

首先想談談歷史觀,談談我個人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以及歷史進程進行分析的基本框架。為什麼?如果不先把這個框架略作陳述的話,同學們在接觸我觀點的時候,就有可能產生偏差或誤解,甚至會產生對抗、憤怒情緒,這一點我深深知道。所以我要先交代我的史觀,先談談我是怎麼看待歷史的。在此基礎上,大家才有可能「同情地瞭解」,你們對我的一些觀點可能不同意,但至少可以理解為什麼,會覺得「哦,原來鄧文初是這麼思考問題的」。這樣的話,我們之間就可以避免誤解。

先談談我的史觀,當然我是從最簡單、從個人的生活經歷談起。在昨天晚上的《思想與社會》這門課上,我也講到這個問題。我說到「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我更多的是看重平常人對歷史的看法,而不太看重學者們對歷史的看法。」當然,對中國整個的思想界我都是這個觀點,我不太看重中國學術界和這些學者們對思想和社會的觀察,而更多地看重老百姓,看重平常人對社會的觀察與思考。因為平常人他有一種常人之心,有一種我一直強調的常識、常情和常理;而學者們往往喪失了常識常理常情,變成了觀念人,社會學理論裡的觀念人。就是說,他沒有生活方面的經驗,完全是學校裡培養出來的知識人,完全是用文字堆積成的抽象的人。他沒有直接的生活經驗,沒有對這個社會切入骨髓的情感體驗,有的只是知識的積累,是概念的推斷,他的個人生命並沒有投入到知識中間去,知識與生命打成兩截。這樣的人做出來的學問,按照我的說法,就是「沒有人性」的學問,就是純粹的文字堆積而已。所以我不太相信那些所謂學者們的說法,而更看重老百姓、看重我們常人(包括我們的同學們)心中所想的、口中所說的、筆下所寫到的東西。所以,我會更多地針對同學們的問題,針對社會上普通人的問題展開我的思考。我是在應對和思考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形成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的。

我首先要談的是我近段時間的遭遇。大概從2008年開始,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左派、新左派,民粹主義者發動了幾輪對我個人的攻擊,很多同學與老師為我感到擔心,我感謝他們,不過大不必為我擔心,我很平靜。我更多地是把這種「攻擊」當作一種對話,不管他是謾罵還是正兒八經的學術探討。我把這些都看成是這個社會中的一部分人的思考與情感表達,從中我可以捕捉到我們社會中某種潛在的思考方法和表達模式。比如4月份那次關於「毛澤東歷史功績與評價方法」的講座,也就是後來被他們稱作「反毛講座」。這場講座當中有幾位同學,包括一位在場的內蒙古的檢察官,當場提出了好幾個問題,雖然有些問題看起來很荒謬,但是我覺得這幾個問題很重要。第一個問題是石油大學的一個研究生提出的,他說「就算沒有毛澤東,也會有李澤東,沒有李澤東也有江澤東,陳澤東,鄧澤東什麼的。」這個觀點他是不假思索地說出來的,因為是不假思索,所以我認為他這種觀點背後是有一種很深很深的思想背景在裡面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甚至我們聽的同學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說出這種觀點來?他的觀點到底有沒有合理性?假如沒有合理性的話,它又錯在什麼地方?假如說它是錯的話,它又來源於什麼地方?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幾個問題,我有幾篇文章就這些問題進行展開(參見《關於毛澤東》的幾篇文章)。

還有一個觀點是:我當時舉出毛澤東在井岡山整肅AB團時殺了多少人,大飢荒時餓死了三千萬五、六百萬人等數字,然後那位同學說:「那算什麼呢?斯大林也殺人。斯大林殺的人比毛澤東還多。」這個駭人聽聞的觀點也是很多新左派替毛澤東的辯護詞。他的言下之意是:「雖然毛澤東殘忍,但還有比他更殘忍的斯大林在,所以毛澤東是可以原諒的」。這種觀點它到底錯在哪個地方?它到底來源於什麼樣的思想背景?這些問題我們同學可能沒想過,但是作為一個歷史教師,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必須思考。一位在我們學校參加培訓的內蒙古檢察官提了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應該說是很有挑戰性的。他說:「我想向在座的諸位同學們提一個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假如你是毛澤東,你會怎麼辦?」他沒有把自己的結論陳述出來,而僅僅是提出了一個問題,但是我知道他的潛在答案。所以我後來寫了一篇文章《假如你是毛澤東》來回應他,這篇文章在網上找得到。這是講座當場留下的問題,這些問題我認為對我們理論界,對歷史學界構成了某種程度的挑戰,雖然很多歷史學家會覺得這樣的問題不值得回應,但我認為無法迴避。

除了當場的三個問題,在網上後來出現了更多問題,這些問題我先簡單地列出來。其中有一個說法應該說影響很大。八月份共識網的創辦人周志興先生到上海,有一個學界的小型座談。其中一位說了這麼一段話——原文是這樣的:

浙江瑞安駐滬商會會長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少壯派,儀容整齊,紅光煥發,一看就是成功商士。席間,他惟一一次發言是評毛:「我認為,毛澤東首先是個偉人,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後來的鄧小平,當然也就沒有我今天的從商機會與事業。」「沒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怎麼會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參見裴毅然:聚會.思想.政改—記滬上一次學人聚會))

我看到這種觀點時大吃一驚:原來還有這麼思考的!這個社會上是不是有更多人也是這麼思考的呢?其實不僅這個商會會長這麼說,就我所接觸到的,作家張賢亮在《小說中國》中很早就提出過這樣的觀點。張賢亮這個人還是在毛澤東時代遭受了重大創傷的一個作家,他是一個右派,但他卻說出了這樣一句話來。所以我覺得這不是某個人一時的思維短路,而具有某種普遍性。這樣的說法引起我的思考:它來源於什麼地方?為什麼會有這種荒唐的說法?它錯在什麼地方?……

還有我們學校一位挺有思想的同學(我其實是很欣賞這位同學的才氣的),他在批評我們講座時寫的一篇文章裡面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井岡山時期,中國共產黨還處在幼年時期,在幼年時期難道不允許它犯錯誤嗎?你能要求一個幼兒像成人一樣思考和行動,一點錯誤不犯嗎?你看我們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就成熟了,所以它壯大了、成功了……。當然這個觀點似乎來自一部著名的作品,叫做《AB團肅反與福田事變始末》。但這樣的說法最初又可以直接追溯至毛澤東本人。儘管我是很欣賞這位同學的才氣,但是對於他這個觀點我是不贊成的。

還有一個也是我昨天晚上提到過的觀點,這個觀點是我的一個朋友提出來的。他不是一個學者,但是對歷史問題很關注,看了不少書,尤其是人物傳記,所以他在總結歷史經驗的時候說了一些看法。他的這些看法我認為也可以代表我們老百姓,而且是有思想的老百姓的一些基本歷史觀點。其中有一個觀點是,他評價湖南歷史上的一些英烈,像唐才常、陳天華、禹之謨、譚嗣同等等,說雖然說從道德上、從人格上我很佩服這些人,但是他們就這麼死了,值得嗎?其實他們那麼年輕,那麼有後勁,那麼有積累,他們本來能幹出更大的事業,但是他們卻以卵擊石,把自己的生命就這麼耗掉了,他們不應該這樣的。那他們應該怎麼樣呢?應該像蔡鍔、毛澤東一樣,打不贏就走,打得贏就打,保存實力,然後,該出手時就出手,這樣才能贏得戰爭的勝利,贏得個人的成功,贏得你對政權的掌握。這是他的觀點,其實也是很多普通人思考問題的方法。他們在琢磨著:當面對強大的勢力時,我們值不值得這麼耗進去?我那位朋友還勸我說:你是學歷史的,你應該知道歷史的規律,歷史的規律就是物極必反,任何一種力量到了最強盛的時候就會走向衰敗,在它最強盛的時候你是不應該去對抗它的,應該迴避,迴避它最強的攻勢,等它下降到時候,大家一起來,牆倒眾人推……

這是這段時間裏我所接觸到的普通人對歷史的想法,這些想法對我的思想構成了一種重大的衝擊,一種「激活」。他們提出來的很多東西是我們平時不會關注也不會去思考的,但我認為正是這些「習以為常「的說法中內涵著這個時代的歷史觀,它比書本上、學者們的歷史觀更真實,更重要。因為它是人們內心的真正想法。所以我願意針對這些問題展開我的思考。

先表明我自己的觀點。我認為這些歷史觀都是錯誤的,沒有一條是經得起考驗的。當然我的目的不是否定、批判,而是要對它們做一個學術的分析。我第一個問題是:這些觀念是怎麼來的?這些不假思索說出來的觀念看來是我們自己的想法,但實際上,這些觀念是我們建國以來六十多年歷史教育的結果,是歷史教科書慢慢培養出來的思想。也就是說,很多觀點表面上看起來是我們自己口中說出來的,但是一思考就會發現,它不是出自我們自己的思想,而是出自歷史教科書。所以我們首先必須對歷史教科書進行清理,對六十年來我們的主流的、正統的歷史觀進行清理。我將在兩個層面上展開這個問題:第一部分,歷史教科書到底教會了我們什麼?第二部分,歷史教科書讓我們喪失了什麼?

第一部分:歷史教科書教會了我們什麼?

這個問題應該說比較容易解決。為什麼這麼說?大家把歷史教科書拿到手裡一看,它都有哪些章節,每個章節講了些什麼,包括我們說的歷史的客觀規律也好,歷史的必然性也好,這些東西我們一看就知道的。歷史教科書說了什麼東西,傳授了什麼知識,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比如高校必修課《中國近代史綱要》這樣一本書,就是我所說的「偽歷史」——打著歷史的幌子傳授非歷史的東西。其實它自己也承認自己不是歷史,你們看它封面上寫的,叫做「政治思想理論課程」。「窺一斑而知全豹」,從這裡所謂的「綱要」我們就可以得知,中國的教育體系已經沒有了真正的歷史教育,有的只是偽歷史。從小學開始到大學,甚至到研究生,我們所開的全部歷史課沒有一門課是真正的歷史課,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課(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教育乃是人文的熏陶,而不是純知識的傳授與記憶,如此,歷史專業的歷史教育都需要認真反思)。當然,這些所謂的「歷史教科書」多少需要傳授了一些歷史知識(挂羊頭賣狗肉),這些所謂的歷史知識有經過嚴格「篩選」,有些是明顯被篡改與被歪曲的,這些我沒有精力對它進行一一批駁,也不值得認真對待。但回過頭來看,僅從知識層面說,這個問題不是太大,因為任何的歷史教科書都會有所選擇,在敘述上有所側重與偏好,在歷史知識的選擇上會有「選擇性失明」(但稍微有些史德者絕不是歪曲事實)。儘管許多的歷史知識被遮蔽掉了,但它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實的。10%的歷史真實是知識,50%、100%的真實也是知識,有知識總是好過沒知識。所以,我並不太糾結這種歷史事實問題。

重要的是史觀,是歷史教科書強行灌輸給我們的某種思想。

歷史教科書強調的歷史觀,一個是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我們民族主義思潮的來源之一。所謂的「帝國主義觀」,就是把中國的一切問題,動輒歸結為帝國主義侵略,近代中國的災難也好,落後也好,挨打也好,都歸結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那些新左派們又在重新宣揚這個觀點,改頭換面叫做「國際體系」與「新殖民主義」之類。這個暫時不必理會。

其次是所謂的歷史的「客觀規律」。

歷史規律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是外於人的、自動發生的,還是人的意志,或者說是人的行動產生的一種規律?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裡面它基本上被認為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這種說法在學術界早已被否定了。《思想與社會》這門課的參考書目裡面我推薦了波普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這本書,大家可以參考。

歷史說到底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的主體。如果說歷史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那人在歷史中豈不就是一根木頭———我們小時候玩木頭人的遊戲:「不許說話不許動,誰說誰笑誰就是王八蛋」之類——但是假如我們每個人都像木頭人一樣,「歷史規律」它又會如何起作用呢?假如這個社會裏沒有人,只有木頭,那它會有歷史嗎?會有歷史規律嗎?我們說歷史是人類自己的歷史,不是木頭的歷史,那它怎麼會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呢?這基本上是不需要理論上的辯駁了,但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裡卻成了一個「真理」!

這樣的「真理」想做什麼?它的最惡劣的影響就是,把人當作木頭,當做所謂歷史的「工具」,使我們失去了人的主體性,失去了人的主動性。而那些自認為掌握了歷史規律的人,就可以以客觀規律的名義,玩弄歷史、操縱歷史,從而達到控制、操縱人類的目的。

所謂的「客觀規律」,就是讓人產生這樣一種幻覺:「誰掌握了歷史規律,誰就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來達到目的」,或者說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目的證明手段。」他們的邏輯是:歷史的必然規律如此,歷史的發展方向如此,那麼,掌握規律之人,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為了人類的遠景、為了某個烏托邦,可以動用任何手段,甚至非人道的手段來達到目標。歷史上所有的原教旨主義者、所有的共產革命者都是這樣思考行動與言說的。這是所謂「歷史規律」的可怕後果,是中國近代革命過程中一再出現非人道暴行的理論依據、法理依據。不管他殺人殺多少,他總是正義的:「壞人」必須鏟除掉,「敵人」必須根絕;「反動階級」必須清理,錯誤思想必須清洗……而他卻是永遠的正確,真理在握!

這種「思想」最強烈的時候,比如說文革時期,造成的災難至今還沒有得到反思與批判。比如文革時期的北師大附中,那些十幾歲的學生,抓住自己的老師,一棒子打暈了,然後踩上幾腳,在身上拉尿……這些反人道的東西為什麼會在那麼善良的中學生身上出現,為什麼他們沒有覺得這是一種犯罪?沒有覺得這樣做不道德?就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代表了歷史規律前進的方向,我們的行為是促使歷史進步的(當時就有所謂的「促進派」一說),我們的行為是符合歷史規律發展的,所以我們要把你們這些違背歷史規律的人(所謂的「促退派」)從肉體上消滅,歷史站在我們這一邊,正義所屬於我們。」

歷史教科書給我們最惡劣的影響在這裡,這個影響到現在不僅沒有消除,且開始又一次興起。我們的執政者,我們的那些權力在握者,還是以這種「真理在握」的姿態說話——「我們代表最先進的,所以我們就是正義」——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教科書之所以要反覆講授這個所謂的客觀規律,就是在製造一種「幻覺」——歷史規律不僅由他們認識,而且由他們代表,這是執政黨合法性的來源,也是執政黨屢屢使用非人道暴力的法理依據與心理背景。沒有這種心理背景,一個人怎麼下得了手?!好比說一個同學衝上講臺對著我鄧文初就是一巴掌,這一巴掌你打得下嗎?但是為什麼紅衛兵就可以那樣對待他們自己的老師,對待他們自己的父親母親?為什麼那些「人民」公安就可以這樣對待共和國公民?那些跟他們自己父母一樣大歲數的人?就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代表著什麼,代表著正義、規律或著先進之類,認為自己代表著永遠的正確。這種思想是很可怕的。一切邪惡的東西總是以最高尚的名義說話;一切反人道的罪惡往往借高尚的名義行動。真理於是成了邪惡的工具,而邪惡卻藉此大法氾濫,毫無節制……

歷史教科書傳授的「必然性」概念,所謂的「歷史選擇」之類;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之類的讕言,不僅在歷史教科書中,在所謂的「紅歌」中更是氾濫成災,似乎歷史是一個人,可以做出決斷。這樣的歷史只能說是「偽歷史」,所以他必須是強制性的推行——真理難道需要強制與暴力才能生存嗎?如此的真理與邪惡又有什麼區別?!

其實,思想界早已對此進行了反思與批判,比如袁偉時先生。袁偉時先生2006年在《中國青年報》副刊《冰點》發表了《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沒想到卻引發大禍,《冰點》被停刊,報人李大同「被下崗」。袁偉時先生在文章裡用了一個比喻,他說:「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一代」,意思是說歷史教科書在宣揚階級鬥爭等暴力史觀,新中國的青年一代就是在這種暴力傳統中滋養長大的。然而就算是這個比喻也沒有切中要害,「狼奶」畢竟還是奶,山東大學的孫文廣教授認真起來,提出歷史教科書「是狼奶還是毒品?」的質疑:

歷史教科書給學生灌輸的是階級仇、民族恨。這是些興奮劑,是些毒品,它能使人產生仇恨,尋求報復。對本來很正常的事物,產生瘋狂的敵對情緒,就像是鬥牛場上的瘋牛看見紅布條一樣。回想過去,鬥地主、斗右派、斗「反革命」,斗走資派,斗勞教所的不同信仰者,某些人的表現不就是鬥牛場上的瘋牛嗎?……

教科書中宣揚的階級仇恨,對領袖和政黨的迷信,使人在心理上產生畸變,把正常視為邪惡,把邪惡看成革命。這些教科書給學生灌輸的不是人道、人性,從這一點上講,可以稱之為狼奶,確切地說那是些毒品,是些興奮劑、麻醉品。狼奶的營養和牛奶沒有太大的差別,而毒品則不一樣,它對人類有害無益。(孫文廣:《要顛覆歷史觀和教科書?再看》,見《逆風33年》)

但是,這樣的聲音被遮蔽了,我們很難接觸到這種清醒的反思。不過就算是嚴密封閉,也沒有太大的問題,畢竟這種鐵幕般的局勢已經不可能再復現,想通過「歷史教科書」強行灌輸這些「有毒」思想,已經越來越難。因為一旦接觸到更多的事實,接觸到不同觀點,無論是歷史書也好,思想批判也好,你就會意識到:「哦,原來那些知識是錯的,那些思想是錯的,那些理論是錯的。」在一個日漸開放的社會裡面,這個問題可以很容易化解,因為一個開放社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知識體系,有不同的知識體系你就可以有別的資源對教科書所傳佈的知識進行比較,表示懷疑,最終形成自己的見解、觀點。比如說你看到《AB團與富田事件始末》這樣的書,你就會知道我們的教科書雖然披露了一些事實,但至少它有選擇性地遮蔽了更多事情;又比如大飢荒時期餓死人的情況,歷史教科書雖然也提了,但是如果你看了楊繼繩的《墓碑》,就會知道事實被嚴重地歪曲、篡改了,被嚴重簡化了,更多的更慘痛的悲劇被掩蓋……在一個開放時代,在一個網路時代,歷史教科書教給了我們什麼,我們自己是可以有自己的判斷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當然首先的一點,你的心態必須是開放的,你的信息必須是多元的,你的心智必須是獨立的。假如沒有充分的信息,沒有多元的知識體系,沒有獨立而健全的心智,你想知道歷史教科書教給了你什麼還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說「歷史教科書教給了我們什麼」這個問題是一個簡單問題,我們可以學會自己判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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