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城多艱難,多辛酸!
曹玉龍和劉德榮

曹玉龍原是內蒙兵團二師十五團基建連的知青,1977年底「病退」回北京當工人,現在已經退休。最近他托我記下他的回憶,寫出他的難忘往事。

那件他不甘使之隨流年似水而逝的事發生在1977年初春:

「現在我記不得那是幾月幾號了。那時候天氣正冷,我給連裡放馬,得穿棉大衣。印象很深的是,光禿禿的地裡泛著鹽鹼的白霜,什麼都沒長。我有腦膜炎後遺症,在高原不能適應,常常感覺頭痛欲裂。那時已有病退政策,我為我這個病申請回北京,也辦得有了希望,只差一張師部醫院的診斷證明,手續就齊了。可是忽然聽說,辦手續有最後的截止日期。不是正式傳達,就是傳說:如果超過了那天,團裡就不接申請了,就不給辦了,那就得留在兵團,再也回不了家了(指回北京)。

我放馬回來,天已經擦黑,吃飯時聽大家議論,才知道消息。知道得太晚,第二天就是截止日期那天了。如果我差的診斷證明不能在第二天開到,那辦到一多半的手續就費了。不能病退,我就得留在兵團,再也回不了家了。

也還有一線希望,那就是別錯過這個日期,趕緊去師部醫院去,開到診斷證明。可等到第二天從連裡到團裡,坐汽車到五原縣城,從五原縣城再坐長途汽車到烏拉特前旗,就算趕到了師部醫院,肯定也接近下班時間了。等第二天再走,證明是要泡湯的。所以我決定連夜趕路,徒步走到五原縣城,拼了命一早也得趕上那班去烏拉特前旗的長途汽車,早到師部醫院,早把證明開出來。

我明白,要去,不能找車,也不能在熄燈之前出發,萬一有人阻攔我,或者告發我,那就糟了。但我沒瞞班長李文才,他知道我的決定後,支持我趁夜去。他還知道劉德榮和我一樣,也只差那一張師部的證明,就把劉德榮也找來,讓我帶上劉德榮一起去。

誰都知道,劉德榮有重病,她患風濕性心臟病。帶這麼個女生趕夜路,她有心臟病,這行嗎?我猶豫了。劉德榮說,你帶上我吧。她那是懇求我了。我一想,是得帶她去,不能落下她。就差一張證明,就差一天,要被卡下,誰受得了?我就說,行!德榮,我帶你去!

直等到夜裡十一點,連裡都熄燈了,一片漆黑,我才帶著德榮出發。我往懷裡揣了一把食堂的菜刀,遇有不測,我得用這傢伙保護她,我就那麼揣了把菜刀帶她上路了。寒風刺骨!放慣了夜馬,在黑暗裡我能看得見路。德榮跟著我,無心說話,我倆一心趕路。印象很深的是,黑夜裡地邊的鹽鹼霜很白,地裡沒有莊稼,所以我說那是二、三月裡,是1977年的初春。夜那個靜啊,聽自己的腳步,發出一點兒沙沙的聲音。

五十里路我們整整走了一夜。後來天亮了,終於走到了五原縣城的長途汽車站。但是,德榮的腿、腳全腫起來了。她說她沒事,其實快支持不住了。

七點鐘去烏拉特前旗的那班車已經賣完了有座位的票,我們只好買了站票。帶德榮出來,我就得照顧她。我攙著她上車時,打定主意,不能讓她站到前旗,得找座兒讓她坐下。鄉間的路那麼顛,起碼還有兩個小時的路程,她怎麼能一直站到前旗!上了車,我搶先把她按在一個座位上,自己也坐在了旁邊。持票有號的人來了,讓我們起來,我按住她,什麼也不說,就是不起來。

我那是不守坐汽車的規矩,是強佔人家的座位,可我就是覺得不能站起來了。因為這倒霉的最後一天,因為辦病退,逼得她走了一夜,她累了,她犯病了,她就應該坐著!可我怎麼講這個理?這難處,這委屈我向誰說?乾脆就不說了!售票員、司機都過來了,趕我們起來騰地方,德榮挺了挺身要往起站,我一把死死地按住了她。我瞪著眼直著嗓子,啊啊、哇哇地亂喊,裝作聾啞人護住了她,就是不站起來了。越讓我們起來,我就越喊叫,他們聲音高,我喊叫的聲音更高。就這樣管用了,售票員給拿票的人擠出個地方坐,勸他們忍讓,我和德榮坐到了前旗。

到了前旗的師部醫院,德榮已經腫的不行,上氣不接下氣,真嚇人。馬上就給她搶救了。搶救得還不晚,她緩了過來,沒出大事。天氣那麼冷,她這樣有病的人跟著我,走了五十里,走了一夜!

那是1977年初春的事,那時我們都二十幾歲。

一晃二十五年,2002年夏天我們聚會那次,德榮從天津來北京了。那是我病退回北京、她病退回天津以後的第一次見面。她看見我,一把抱住我,哭了。她說‘我的好兄弟啊’,就那麼抱住我,痛哭流涕。真辛酸。我也掉淚了。

2007年,她去世了。從那以後,我就老是回想和她趕路的那一夜。老是想,我應當把這件事寫下來,給德榮的兒子。

我也給我兒子講這件事,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理解。那時,沒有門路的知青只能靠自己、靠互助,在患難中就產生了那樣的戰友情,就吃得了那樣的苦。我擔了那麼大的責任,德榮連命都差點丟了。

但要讓現在的年輕人懂得這件事,真困難,也真夠複雜的。他們對那個年代知道的太少,也不愛瞭解那些。上山下鄉是怎麼回事,知青是怎麼生活的,‘病退’是怎麼回事,他們都不知道。我兒子說,我那麼做不對,因為我對別人的生命得負責。他不懂,我必須幫德榮,必須帶上她去前旗開證明,因為那是最後的一天,是最後的一個機會。大家都辦病退,都想回家,德榮有病,我怎麼能讓她失去最後的機會和希望?」

這是一個曹玉龍定義為「戰友情」的故事,它包含了對青年時代苦澀生活和個人品行、氣質的追憶,也包含了對純真友情和亡友劉德榮的記憶。

但我想到的不止是「戰友情」,而是親身體會過的不知道前景的迷茫和絕望。回看1977年,有資料表明,事實上內蒙兵團辦理病退的政策趨向了鬆動,最終最沒有門路的知青,也都以「病退」的名義趕上了返城的末班車。這使這個故事因一絲荒誕而更加沈重。當焦慮釀成「截止日期」的傳說時,有多少人像相信「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那樣,又將「截止日期」信以為真。無人看見實據的「截止日期」竟造成了瀰漫的恐慌,就像本文回憶的事實那樣,懷揣自衛菜刀的曹玉龍衝進了漆黑的寒夜,不顧生命安危的劉德榮長途跋涉,掙扎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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