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翔:我站在中國的大門口說話
中國當代歷史回顧
33年前「民主牆」啟蒙運動中論毛澤東
論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作用和反作用
加註: 毛澤東承傳的是歷史上「農民革命」的傳統思想。其思維與思想遠不具現代「星際時代」或「太空時代」生命「人體宇宙」意識;精神骨血上也失傳東方「天人和合」的人文菁華,在民族人文建樹上毫無精神承傳、拓展和弘揚,反而在一個時代全方位實施對中華民族人文的破壞、摧毀和打壓;毛澤東身著外來的「馬列主義」的衣飾,卻僅以馬列旗號為遮蔽、骨子裡卻是「非現代」傳統帝王意識,敵視文化和知識份子和整個星球上人類普遍認同的現代文明及其價值。他是人類社會文明歷史進程的攔路擋道的頑石!是人類精神生命正常發展的天敵和死敵!
毛澤東因年青時代做過圖書管理員,自覺在高級知識階層地位低微,有受辱和被人輕侮之感而心生怨懣和仇恨。他借「文化革命」打壓異己和知識階層,一生卻對「文化」從未起到過任何意義的「革命」和創新作用,骨血裡滲透「打下江山坐江山」的農民意識,一生玩的是「萬壽無疆」的封建造型。
毛澤東什麼都不是,卻是一個貨真價實、空前絕後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身體力行者,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眾生中的血淋淋的暴君。
人們對毛澤東及其思想,時至今日「稍為有一點良知的人都不會提了,那是個極度黑暗的年代。」「大躍進、大飢荒、大動亂、特供、大權獨攬、言論箝制,不提也罷。」
(摘自網路。任何一個心身和思維正常的人可從中感受到普遍的民意和社會的心聲!)
本人從不是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的信奉者,也未從中受益,卻在「思想和精神」暴虐下終生受害。此政論文中所引語錄,是上個世紀公共環境中歷史的必然與慣例,卻絲毫不影響本人終其一生對毛澤東的異議。本人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地下文學創作,1978年10月11日於北京民主牆運動中如地火率先冒出。針對毛澤東的詩文除此篇外,尚有如下篇章表達對「超級紅太陽」一以貫之的精神透視和剖析:
1969年8月13一15日文革高峰中創作反對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和個人迷信」的《火炬之歌》:
「為什麼一個人能駕馭千萬人的意志?!為什麼一個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為什麼我們要對偶像頂禮膜拜?!被迷信囚禁我們活的意念、情愫和思想?!」
……。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當日寫下《倒下的偶像》。
1978年11月24日在天安門廣場寫下兩條批毛反文革的大標語:「毛澤東必須三七開」、「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當時現場參與者有李家華、莫建剛、方家華、楊再行等為人權和言論自由起而抗爭的先行的精神叛逆者。
1978年11月27日寫下《論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作用和反作用》並於1979年2月25日張貼牆報和散髮油印民刊於北京西單民主牆。
2011年「七一」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週年前夕寫作《毛澤東有「思想」嗎?!》。
本人的全部創作從上世紀1959年開始禁止發表,文革後1978一一1979民主啟蒙運動中,又由中央下文:「不准出版黃翔作品、擴大他的影響」,至今封殺長達53年!最近,由中國大陸民間社會選編《黃翔詩文選》,出版社三審通過後上報新聞總署被卡,理由是「黑名單上掛號」。長達大半個世紀對我的作品實施禁毀、赤裸裸公然踐踏我的人權!從過去到現在,「言論、出版自由」對我是禁區,包括施壓者始終不解的我表現東方「天地人」的「詩書畫」!
下面是以列數毛澤東對歷史起「反作用」的「思想」、「路線」及其所發動的系列「運動」為內容的《論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作用和反作用》原文。此文所揭示歷史真相,在網路時空中再現,其目的是為讓同時代人和新生代們省思:中國還要承傳「毛澤東思想」、走「毛澤東路線」嗎?!
(此文原為手抄本和油印民刊,被收錄進眾多歷史文獻專著。現首次發表電子版。)
共產黨人的責任不是隱諱自己運動的弱點,而是公開地承認這些弱點,以便迅速地徹底地克服它們。/一個政黨假如不敢照實說出自己的病,不敢進行嚴格的診斷和找出治病的辦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衡量這個政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的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一一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誌,這才是黨履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和群眾。/政治上採取誠實的態度,是有力量的表現;政治上採取欺騙的態度,是軟弱的表現。
(以上文字為原文中摘引的列寧語錄,以列寧的原話對照和衡量「馬列主義者」毛澤東當政時期治理下的中國社會現實。)
前 言
一個歷史人物總是會對他所處的時代發生重大的影響的。他對歷史的作用或反作用,就是根據他的社會實踐是否加速歷史的進程、推動社會向前發展,還是阻礙這一進程或導致社會發展遲緩或倒退所決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哲學、什麼樣的政治、什麼樣的路線和行為結果。一個歷史人物之所以那樣做而不是這樣做,有著一般的社會的原因,也有著存在於他自身的原因;他的個人的性格、氣質、興趣、愛好、心理特性和文化素養等等不能不對他的行為結果產生影響,某些時候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不同的人對於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的看法,作出不同的決定、產生不同的結果。試想,中共建政後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或運動,如反右鬥爭、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直至文化大革命,如果當時取得決定性的優秀的意見不是那樣的意見、而是這樣的意見,不是那樣的路線、而是這樣的路線,或許今天我們國家的現實狀況就不會是這個樣子而是另外的樣子。我們評價歷史人物,判斷一個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主要是依據他的行為結果、也即他的社會實踐的結果。從這個前提出發進行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我們就會得出:一、有的歷史人物是偉大的;二、有的歷史人物就其主要方面是偉大的;三、有的歷史人物就某一時期、某一階段的社會實踐來論被證明是偉大的,在另一時期、另一階段也許就會作出相反的結論;四、有的歷史人物是歷史的罪人。那些被歷史證明是偉大的歷史人物之所以偉大,不僅是因為他是創始人,而且還在於他解決了社會提出的問題,又指明了新的社會需要,他的活動符合歷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意願;反之,他就將被證明是不偉大的或不完全偉大的。
但是,任何歷史人物不管其如何偉大,他總是人;任何一個人都不是完人、更不是神。
下面我們將對中共建政後的若干主要事件或運動作出分析和評價,通過對這些事件或運動的分析和評價,從而判斷一個歷史人物在社會發展的某一時期某一階段中所起的作用或反作用。我們判斷事物的依據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一、 是反右派還是反民主
中共建政以來,在我們的國家裡發生了多次重大的事件或運動,在這些事件或運動中,客觀上都存在著「左」的傾向或右的傾向,但我們黨在歷次事件或運動中,一直都強調反右傾、右傾機會主義、右派、右派言論,卻忽略了或沒有著重強調反「左」傾、「左」傾機會主義、「左」派、「左」派言論。兩者都是有害於革命利益和革命事業的東西,我們只強調了一面而忽視了另一面。這就助長了黨內「左」傾思潮的氾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發展,致使那些左傾機會主義者甚至把符合社會發展的正確路線也扣以「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帽子加以反對和扼殺。而在黨內黨外,「左比右好」、「寧左勿右」的思想盛行,使正確路線不能得以執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不能正確地得以貫徹,產生極其惡劣的影響。其實這些「寧左派」的左是要打上引號的,真正的左,才代表革命、正確、進步的含義;而打著引號的左是同右一樣甚至比右更嚴重損害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我們的事業的。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究竟是什麼性質?是反右派還是反知識份子?是反右派還是反人民?是反右派還是反民主?我們說不管人們怎樣試圖掩蓋,是後者而不是前者。反右鬥爭就其主要方面來說,就其社會效果來說,無可置疑的是「左」傾思潮的產物,是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反映,它的主要矛頭是對準知識份子的!
一九五七年初,我們黨提出開門整風,號召全國人民用大鳴大放的方式向它提意見,這是我們黨有力的表現,民主的體現,它有利於改進黨的工作和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大鳴大放中,人們以大字報的方式提出了許多問題,揭露了許多矛盾,其中有思想問題也有政治問題,有人民內部矛盾性質也有敵我矛性質,但大多數問題都是非分明屬于思想意識範圍的問題。人們普遍對一些黨員幹部的思想作風提出意見,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教條主義等,這些問題在大鳴大放中是應該受到批評的。當然,其中也許有極少、極個別的人不是幫助黨整風,而是試圖推翻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但這種人畢竟是少而又少。他們應該和大多數人區別開來。而反右派鬥爭呢卻是以民主開始、鎮壓告終;開門整風揭幕,一網打盡收場。所有提意見的都被收入網中,於是在我們國家裡,在四類分子以外,加上了第五類,名之曰「右派」,這些右派絕大多數是知識份子。
在反右派鬥爭中,被劃為右派的人都被當作敵人,當作專政的對象,而人數竟達四十多萬,這麼多的人都是「敵人」嗎?!這麼多的知識份子都是「敵人」嗎?!這到底是反右派還是反人民、反民主呢?!如果連這些右派的家屬(因為他們也受到株連)一起算在內,人數還遠不止這麼多,估計數字就將以百萬計了!在一個「共和國」裡,把這麼多的人放在對立面上,對這麼多人進行政治歧視和打擊,對於我們黨來說,究竟是一種什麼思潮的反映、什麼路線的反映呢?而從社會主義的角度講,能說這就是社會主義嗎?!這種制度的實質究竟是真正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還是人民喪失了民主的權利、受到殘酷的鎮壓呢?!反右鬥爭擴大化的結果,不正是證明我們黨內存在「左」傾思潮、存在著「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嗎?!不正是證明我們的體制上還存在著弊病和缺陷,我們的制度還是很不完善嗎?!時至今日,難道這種思潮、這種路線還不應該像批判右傾思潮和右傾路線一樣讓人們深刻認識它的危害性嗎?!難道我們社會體制上的弊病和缺陷還不應該大膽進行改革嗎?!
反右運動把知識份子作為鬥爭對象,把大量的思想問題、認識問題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這就給社會主義建設帶來巨大的損失,嚴重挫傷了知識份子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也損害了人們(包括知識份子)對黨的信任,使他們對黨、對我們的國家失去了信心。誰都知道,知識份子是社會的寶貴財富,在革命鬥爭中,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是最早傳播革命思想的先驅;在和平建設中,他們普遍具有科學、技術、文化知識,是引進國外先進思想、科學、文化,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主要能動力量。為什麼把知識份子放在對立面上去,把他們當中的這麼多人當敵人呢?!難道說四十多萬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都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者嗎?難道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不應該列為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嗎?這只能說明那些專制者、獨裁者害怕人民!特別是害怕人民當中有知識有思想的人!害怕他們說出真理!!!
反右運動中,幾十萬人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其中大多數人的帽子帶了二十多年,這在思想上、精神上是多麼長期的壓力和痛苦?!在被劃為右派份子的人當中,許多人是我們民族的中堅、社會的菁華,是極有可能對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作出卓越的貢獻的,是極有可能在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領域創造出優秀成果的。但是二十多年來,他們的知識不能被運用,他們的才能無可施展,他們失去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機會;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們黃金般的青壯年也過去了,現在即使摘了帽子,人也老了、死了!
反右鬥爭以後,許多言論雖然被批判了,許多人雖然被揪鬥了,但是「真理與謬誤」的界線並沒有弄清:一、社會主義制度是十全十美的,還是也存在著弊端和缺陷?指出制度上的缺點是不是就是反對和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二、中共建政以來,黨內黨外是真正體現和發揚民主,還是更多地體現了權力過分集中的個人獨裁?!三、個別黨的負責人和黨員幹部是否代表黨?四、反右鬥爭擴大化,在黨內是什麼思潮、什麼路線的反映?它是什麼性質?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反對「左」傾機會主義?
大鳴大放是對民主的發揚,而反右鬥爭擴大化卻是對民主的踐踏和壓制,百花齊放成了一「花」獨放,百家爭鳴成了一家獨鳴、一人說了算?!
反右鬥爭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大規模的鎮壓民主的運動!它的受害者主要是黨外知識份子。
二、人民公社化的實踐
在反右運動擴大化以後,「左」傾思潮在黨內已經發端,由於沒有總結前一時期的經驗,「左」傾思潮在公社化、大躍進直至「文化大革命」中繼續發展。在廬山會議中,彭德懷針對前一時期公社化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正確的意見,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由於迎合了這種思潮並加以利用,使這種「左」傾思潮惡性發展到了名符其實的「頂峰」。由於他們別有用心地推行「左」傾路線、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他們也就同時把自己推到了與黨和人民對立的地位,終於得到了可恥的下場,為人民所唾棄。
現在我們來看一九五八年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看它們出現是有計畫有步驟的,還是突然的、沒有準備的?是在當時的形勢下符合實際情況發展的需要的,還是超越了客觀形勢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的覺悟程度的?
在農業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我們「黨」制訂了從土地改革、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然後經由高級合作社再通過適當形式轉為全民所有制的規劃。完成農業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呢?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認為這個過渡時期需要十八年。在合作化的過程中,我們是很有計畫、很有步驟的。農業合作化對長期處於封建落後狀態的廣大農村來說是個新事物,是所有制方面的根本性變革,它要徹底改變農民世代相傳的個體生產方式的習慣。由於我們能及時發現矛盾和解決矛盾,及時地總結經驗,我們在合作化初期取得了成就,提高了廣大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但是,在當時的時間表裡,是找不到「人民公社」這幾個字的。那麼,人民公社是怎麼出現的呢?它的出現是偶然的、突然的、一哄而起的。當然,我們並不否認人民公社化是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一條好途徑,是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好形式,但是它是在合作社正待鞏固的時候突然一下子搞起來的,所以不能不產生許多矛盾。實行人民公社化,也就是建立起一種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社政合一的共產主義雛形的組織,它從生產資料的掌握、勞動生產的管理制、產品的分配全由公社安排。也就是說,在生產關係方面已經達到了全民所有制的階段,已經接近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當時人們也就以為真的很快就要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但是,所有制的變更是需要時間的,是有其過程的,這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是民主革命時期,革命的對象不同、方法不同,我們還需要學習和摸索,既不能光憑一聲號令,也不能全靠熱情衝動。整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從小集體到大集體到公社化,必須經過充分醞釀,有計畫、有步驟地進行。比如說公社一開始,就提出了生產隊、大隊、公社三級之間究竟由哪一級掌握生產資料和分配產品的具體問題,當時公社還沒有具備可能全面解決這些問題的成熟條件。經濟的發展有它自身的規律,我們的生產力這麼低,機械化程度這麼落後,這個公社怎麼個「化」法?!公社過早地取消了小集體所有制,在生產隊之間、社員個人之間實行貧富均勻,超過了農民的覺悟和客觀條件允許的程度;公社在進行大規模的農業生產的管理方面缺乏經驗使生產受到損害;公社主張吃大鍋飯,取消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在農業生產水平很低的條件下實行按勞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是不切合實際的。事實上,在當時建立公社化這種具有共產主義雛形的組織很快就被發現是脫離實際的,不得不退回來。人民公社已經建立了二十多年,但至今為止,仍然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的核算單位。也就是說,在所有制方面,仍然還是以生產隊(初級社)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
人民公社是在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幾十年間的事半年就想完成,這種急躁情緒當然不能不產生相反的效果。今天看來,它顯然是「左」傾思潮的產物,是應該對它進行認真的總結的。但是建國二十多年來,我們黨只反右不反「左」,甚至把提出公社化的冒進的正確意見也當作「右傾機會主義」橫加批判,說是攻擊「三面紅旗」,實踐證明,公社化的一哄而起不正是「辦早了」、「搞糟了」,是「小資產階級狂熱」嗎?!難道提出了個人不同的看法就成了右傾嗎?就成了錯誤路線的頭子嗎?就該罷官嗎?人民普遍認為,過去對彭德懷的結論是不符事實的,是黨內不民主的表現。黨內都沒有民主,何談人民民主?!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鬥爭是共產黨內壓制民主的表現,黨的「一元化」領導為「一人化」領導所取代,反右傾鬥爭的受害者是黨內的「持不同政見者」。今天當我們回顧歷史,以實踐為標準來檢驗過去的路線正確與否、誰是誰非,以便在今後的工作中避免重蹈覆轍的時候,就必須把對「左」傾思潮、「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批判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充分揭露它的欺騙性和危害性;特別是那種把符合國情民心的正確路線或意見也當作右傾、右傾機會主義來看待的「左」傾機會主義的欺騙性和危害性!!!
三、大躍進與大冒進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同一年先後出現的,兩者都是我們黨內「左」傾思潮的兩種不同表現。
首先,我們應該肯定,大躍進是我們當時面對著某種國際壓力的情況下,我們民族的上進心、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表現,是為了在較短的時期內建立自己的獨立經濟體糸,力爭兩樣東西過關:一個鋼、一個糧。
一九五八年,我們「黨」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工業和農業並舉,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並舉,土法生產和洋法生產並舉,重工業和輕工業並舉。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號召人民要在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方面把老約翰牛甩在後頭。在此之前,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面儘管經驗不足,但其發展還是符合一般經濟發展規律的。但是「超英趕美」特別是「在十五年內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大躍進口號提出後,儘管群眾情緒高漲,儘管當時一再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卻忽略了客觀的物質基,忽略了科學技術和生產設備的現代化的客觀條件,我們所追求的是一個空洞的脫離客觀實際的目標,我們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工業大躍進的結果成了得不償失的大「冒進」。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躍」即「跳」的意思,如果一個跳高運動員,他的氣力、他的體格、他的技巧使他不能跳到一定的高度時他僅憑熱情去跳,這就不僅跳不到預定的高度,還會有摔傷的可能。
一九五八年的全民大煉鋼鐵,雖然經過一年的躍進,我國的綱鐵指標當時躍上了一千零七十萬噸,與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二十萬噸相比,結果是翻了一番,但是這不是一個穩定上升的鋼鐵產量,它是全民日夜拚命苦戰拼出來的。為了達到這個指標,我們靠的不是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設備和引進外國先進的科技和設備,當時雖然和美國的關係尚未解凍,但是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很早就承認了我們,我們完全可以向人家先進的東西學習,但我們持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態度,我們並沒有這樣做,反而是付出了一個得不償失、勞命傷財到驚人程度的巨大損失和代價,我們所取得的成果是遠不能和這個代價相比較的。
社會經濟發展有它的特殊規律,要搞經濟就必須學點政治經濟學,如果不懂就虛心向人家學習。它不同於革命戰爭時期光靠人海戰術就能解決問題,要想一夜之間醒來就突然改變一個國家的經濟現狀是違背經濟發展規律本身的。革命大業創業難、守業也難,有時候守業更難,弄不好就會前功盡棄。試想幾千萬人大煉鋼鐵,到處辦起「遍地開花」的「小土群」(小型、土法的高爐群)就能把一個國家的鋼鐵生產躍上去嗎?這幾千萬人中的絕大多數既無科學技術知識(有人連起碼的文化也沒有,區別礦石與石頭的常識也不具備),又無比較熟練的現代工業生產技能怎麼煉鋼呢?同時土高爐也是一種極為原始的落後的生產方式,我們不去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的工業技術,硬性光憑一種拚命的精神在這裡蠻幹,會有什麼理想的結果呢?事實上我們浪費了大量的勞動力,濫伐了大片大片的林木取代煉鋼燃料,煉出來的鐵質量卻很差,由於不合規格,是不能用來煉鋼的。因為這樣的大搞群眾性的煉鋼運動,也影響了國家正式的鋼鐵企業的正常生產,大量急需的原材料也用去支援「群眾運動」了,反而影響了企業生產計畫的完成。另外,有些地方為了完成綱鐵指標,竟連群眾家裡的破銅爛鐵也收了出來充數。這種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是「左」順機會主義者的一大發明,在世界工業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如果用經濟效果來衡量工業大躍進是得不償失的,它雖然表現了一個民族的群眾性的進取和熱情,但從黨內來講,我們領導群眾進行經濟建設,這種超越客觀條件的做法,卻是「左」傾思潮的荒唐的表現。在大躍進運動中,工業上是大煉鋼鐵,農業上是大搞高產試驗田;工業上到處是火光熊熊的土高爐,農業上到處是標明畝產多少萬斤的小木牌。種田不講種田規律,說是「墨守成規」;也不需要真正的科學知識,說是「崇洋迷外」;正確的意見一概排斥,說是「給群眾運動潑冷水」。老農發揮不了作用,農科知識份子靠邊。田野上是「青年試驗田」、「共青團試驗田」、「三八試驗田」標牌林立,畝產萬斤甚至幾十萬斤的浮誇風氾濫成災。
究竟試驗田是不是能畝產萬斤或幾十萬斤?我國一九五八年全國糧食產量到底有多少?這只有通過實踐來證明。事實上當時許多農村生產隊是把估計的產量當作真實的產量向上匯報,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得到表揚,說這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如果你如實地反映真實的產量數字,就要受到批評,說是「保守落後」,思想還沒有破除迷信。因為說實話過不了關,大家都只好說謊,這樣在一片謊話聲中就出現了一個一九五八年的虛報的「特大豐收」。
由於出現了「特大豐收」,於是就號召「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人吃不完的倒給豬吃。但是沒有吃上一個月,問題就出現了,根據虛報的產量,國家要上調糧食、儲備和出口,但生產隊的實際產量與上報數字相差很大,哪來這麼多糧食上繳?其結果有的地區反而要中央調撥糧食救濟才能度過難關。從「放開肚皮吃飯」到最後連稀飯也吃不成,只好上山挖土獲苓度過飢荒,可以想見農民曾默默地忍受了什麼樣的痛苦?!儘管有的人用三年自然災害、蘇聯逼債等原因對飢荒加以解釋,然而人民群眾對當時的違反科學的作法是反感的。請到廣大的農村去聽聽農民兄弟的真實呼聲吧!當人們回顧到五八年的浮誇風的時候,都反感地說:「左傾」、「冒進」!!!
四、文化大革命和封建大復辟
現在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文化大革命」。我們曾提出要以一分為二的觀點正確評價歷史人物,對一個歷史人物提出「三七開」;也曾提出必須「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我們認為,對於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都必須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實事求是的衡量和評價。傑出的歷史人物對推功歷史前進所起的作用無疑是應該肯定的,否定和低估一個歷史人物曾經有過的功績與重大作用是錯誤的。但是過分誇大單個的個人對歷史的作用,忽視革命領袖人物的群體對歷史所起的作用也是同樣錯誤的。同時,就一個歷史人物而言,他有作用於歷史的一面,在某種條件下,也有可能對歷史起反作用或消極影響的一面。我們不能把任何一個歷史人物神化、偶像化、教皇化,讓人民頂禮膜拜,這是歪曲和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搞這一套和信這一套。任何一個人總是人,世界上沒有完人,更沒有人神。是人總會有錯誤和缺點,或者有功績也有罪過,無論對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完全強調一面而掩飾另一面,這是不利於總結歷史經驗、對歷史人物作出客觀的正確的評價的。而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對它的評價也同樣應該持一分為二的觀點。如果說它的正面效果就是喚醒和教育了一代人,中國出現了「覺醒的一代和思考的一代」,通過文化大革命,揪出了革命的真正對象一一「四人邦」;它的反面效果就是個人野心和權力的擴張,現代封建主義在中國的大復辟,它是黨內「左」傾思潮惡性發展到「頂峰」的產物。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林彪、「四人邦」迎合和利用了「左」傾思潮,十分惡毒地推行一條極左路線,這種思潮和這條又大又粗又長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直到現在還沒有引起舉國上下、黨內黨外普遍的注意!我們應該立即著手去觸動它,找出它的思想根源、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並且通過它的實踐檢驗出它的禍國殃民的危害!!!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欽定的革命」和「御用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它是從根本上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怪物。
在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這場「革命」中,林彪、「四人邦」一夥搞的是偶像崇拜和極端化的個人迷信,他們大喊大叫的是「大樹特樹」、「最高最活」的「頂峰」。他們向人民宣傳現代迷信和新式宗教,他們大樹的是新式偶像和現代教皇,是對一個領袖人物的醜化和歪曲。在那些黑暗的年月,全國男女老幼都必須天天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一早一晚都必須例行「請示」、「匯報」等宗教儀式!這完全是打著馬克思的旗號,大搞封建主義復辟!十分荒唐、滑稽可笑!!!他們在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口號下,矇蔽、迷惑、欺騙人民,妄圖打倒和清洗一大批革命老於部,把他們當作「混進黨內、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而進行「揭露」、「批判」、「鬥爭」和迫害。他們的手段,比封建帝王加害忠臣和功臣更毒辣,比大清洗的斯大林大批殺掉黨內高級幹部更極端和不得人心。被他們當作所謂「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正是忠於革命、深受群眾擁戴的革命老前輩,無論他們怎樣「反擊右傾翻案風」也是反不了的,無論他們尋找和利用什麼藉口也是打不倒的。他們是革命領袖人物的群體,歷史己經證明他們的路線是正確的,是符合國情民心的,是深受群眾擁護的。今天,正是這些革命領袖們集體領導人民進行新的長征,大搞富國利民的四個現代化。文化大革命中,不但是老幹部,就是一般幹部和廣大群眾也難免浩劫,動輒就被批鬥,或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至使全國性的冤案、錯案、假案成災。知識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專政對象,被稱為「臭老九」、「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無論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在林彪、「四人邦」看來,都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在那裡佔統治地位,都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篡奪了這些領域的領導權,全都應該打倒和徹底批判。特別是在文藝界中,他們提出什麼「文藝黑線專政論」,全面否定建國十七年所取得的成績,各文藝協會被他們砸爛,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受到空前絕後的打擊、壓制和迫害,受到一場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思想和精神的大圍剿。知識份子受害的人數之多是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和任何一個歷史時代也不能比擬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從黨內到黨外,本來就很微薄的一點民主被踐踏個精光!林彪、「四人邦」一夥臉不要、命不要,脫光衣服大搞赤身裸體的封建專制和獨裁。從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中,我們必須從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那場鬥爭中去尋找它的根源,從這種因果關係中,我們就更加清楚地看清了當年那場反右傾鬥爭的真像和實質。廬山會議是一個歷史人物排斥異己、打擊老幹部的開端。從知識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中,我們必然聯繫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我們同樣找到兩者之間的歷史聯繫和因果關係。「左」傾思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發展,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的,正因為前一歷史時期的「左」傾思潮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沒有被暴露、被批判、被肅清,才有它後一歷史時期的惡性漫延和發展。無論是反右傾還是反右派運動,它的實質是對老幹部和知識份子的迫害。所以否定這種人為的「運動」,是人民的要求,也是歷史向前發展的必然。
談到這裡,我們還必須提出一些另外的問題:為什麼像江青這樣缺乏思想水平和政治品格的人會躍居國家領導人的高位,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參與領導文化大革命?為什麼像林彪這樣陰謀搞政變的人會成為領袖人物的「親密戰友」,並被作為指定的接班人寫進黨章?為什麼王洪文會坐直升飛機當上中央副主席,為什麼張春橋、姚文元這樣的文痞竟被取得信任,成為黨的喉舌、國家的理論支柱?為什麼鄧小平會被撤消黨內外的一切職務,陶鑄會被迫害至死連屍骨也找不到?為什麼「四五」運動會受到血腥的鎮壓……等等這一切都是偶然的嗎?它與「左」傾思潮無關嗎?它與黨內黨外民主受到破壞和踐踏無關嗎?它與毛澤東個人當真毫無關係嗎?
誰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防修反修,但為什麼會演變成封建專制主義的大復辟呢?既然是一場革命,為什麼沒有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民主的實施,反而使社會主義經濟面臨崩潰的邊沿、黨內黨外民主受到嚴重破壞呢?!這種權力過分集中於一個人手裡的現代極權主義的「革命」究竟是一場什麼革命呢?!
我們說,文化大革命十年,封建大復辟的十年!專制獨裁的十年!人民災難的十年!民族浩劫的十年,「左」傾思潮大氾濫、大暴露、大表演的十年!它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最後完成階段的十年,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卻正是這種現代封建專制主義在中國的開端!!!
但是我們這裡必須分清,就「左」的思潮來講,它主要是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問題,思想方法的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林彪、「四人邦」所推行的極左路線卻已經超越了這個範圍,它的惡性發展也與一般的思想超越客觀實際、脫離當前現實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也有所區別。林彪、「四人邦」極左路線的實質不是認識問題,而是對抗性矛盾,它的目的在於實現篡黨奪權的個人野心。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黨內存在著「左」傾思潮、「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是個事實。這種思潮和路線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經變成了一場民族的災禍。但被他們所迎合和利用的這種「左」傾思潮路線,也不能說與一個歷史人物毫無關聯,可能這兩者有著性質的區別,但可以肯定的是,卻有著一個歷史人物不能推卸的也無法掩飾的嚴重錯誤和責任。一個在歷史上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在某些時候和某種條件下,也會起著使社會發展停滯或倒退的反作用。社會實踐證明,任何偉大人物都不能強制社會接受還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或已經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思想和路線。他不能憑個人意志使歷史進程加速,也不能阻止歷史前進的要求(雖然某些時候他有可能暫時對社會發展起遏制或阻礙的作用)。人民,真正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或一群偉大的歷史人物所能起的作用只是一一當社會經濟發展已經形成某種需要,他或他們擔負起指出這種需要和幫助完成這種需要的作用。他或他們的社會實踐活動是符合歷史客觀發展形勢的自覺的和自由的表現而不是相反。
歷史是公正的審判官。它會對一切作出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結論的。從我們對過去的回顧中,我們已經看到「左」的思潮、「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同右傾思潮、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具有同樣的危害性,有時它的危害性反而更大更烈。我們今天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總結經驗、吸取過去的深刻教訓,用求實的眼光正視中國今天的現實(國情和民心)和信心百倍地面對未來。是為了警惕和防止還沒有受到全面批判和釐清的「左」傾思潮在今天捲土重來,那種林彪、「四人邦」式的封建專制主義重新在中國復辟,把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再次拖進一場浩劫中。
從反右鬥爭開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為止,二十年來我們黨內貫穿著一條「左」傾路線,這條路線在各次運動中有它的持續性和連貫性。這條路線己經被實踐無情地證明是錯誤的。
現在已經到了對前一歷史時期進行全面總結的時候了。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不要把事情留給後代子孫去做。
不要讓死去的人躺在棺材裡也仍然繼續左右著活人的思想。
活人之所以是活的,首先思想是活的。面對中國的現實,該怎麼想、該怎麼做,活著的一代人最有發言的權利和決定的權利!
真理的探索是無禁區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都不是神聖不可觸動的。
如果我們不旗熾鮮明的反對偶像崇拜和個人迷信,我們能配稱無所畏懼的馬克思主義者嗎?!
主要的問題在於正確地評價歷史和歷史人物。應該把對一個歷史人物的個人評價和一種科學思想體系區別開來,這兩者之間是互有聯繫又互相區別的。一種思想體系不是屬於個人的思想財富,正如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不等於馬克思主義一樣。一種思想體系是前一歷史時代的科學思想體系的連續和發展,是我們黨幾十年革命鬥爭經驗的總結,是全黨和全體人民智慧的結晶,是時代和歷史的產物。它雖然和個人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但它所代表的絕不是個人,兩者之間是絕不可能混同的「左」傾思潮之所以氾濫成災,「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之所以能存在二十年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橫行十年,有著它的思想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我們認為,它的根源是:
一、無論黨內或黨外都缺乏民主精神,「一人化」領導取代了黨的一元化領導;
二、 社會主義法制不健全,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得不到確實的保障;
三、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低,致使封建意識、小生產者意識、農民意識和狹隘的民族意識能得到賴以存在的條件;
四、個人的性格、氣質、胸襟、情懷、眼界、文化素養和心理特性所帶來的影響。
我國歷史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新的時期要求有新的思想、新的路線、新的政策。四個現代化要求我們敞開門戶、打開眼界,它也向我們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社會課題,這些課題的解決已經不是穿著布底鞋在斗室裡踱著方步或在一道與世隔絕的圍牆裡坐井觀天所能解決。也不是翻開發黃的、積滿灰塵的「資治通鑒」等一類治民要術的線裝古書能找到答案。它是全新的問題、科學的問題,要求我們有更多的知識、更大的能力,更開闊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更坦蕩的胸襟。要求我們去讀更多的書和更多種的書,讀現代文明社會和未來宇宙世界那本包羅萬象的活生生的大書。要求我們把我們的思想,我們古老的中華文化和我們現存體制放到更大範圍的實踐中去接受檢驗。
四個現代化深得人心。當前的政策深得人心。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應該更多地傾聽來自下層的聲音,人民心中的真實的聲音。人民歡迎現在的路線和政策。試想,如果這樣的路線和政策不是遲至今日而是更早地得以貫徹執行的話,社會主義中國今天該是什麼樣子?!……
加註:
深度透視和最新補充
重閱數十年前的《論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作用和反作用》一文,深感物換星移、時空發生極大的變化。毛澤東時期獨裁專制中大權獨欖,但同今日沿襲專制、貪腐氾濫、民怨沸騰的現狀相比較,整個社會卻相對平靜與清廉。
面對中國的社會現實,個人思想觀念也發生深層蛻變,認為今天一代中國人已不再侷限於線性思維,凡事被動地由「我們黨」一手包攬,從無大是大非的決斷和社會參與意識,不僅思維被動而是毫無思想可言。一個高科技的全球化網際網路時代,中國人、尤其是年青的一代公民意識普遍覺醒,不認同群體社會中同類中的特權,不接受意識形態的人為灌輸,不容忍並力求改變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社會現實,而這一切首先唯有寄希望於自己,寄希望於社會公義、普世價值和起而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社會群體而不是等著求助於任何大權獨攬的黨派和個人以「救星」自居的面目出現!!!
社會情緒、意欲的隱形變遷已今非昔比,過去是少數不為社會所容者思維超前,現在是「獨立思考者」普遍湧現。「思想」已不是居高臨下並欲求駕馭全社會者擁有的專利。正是在這個深層實質的意義上,中國社會政治體制改革早已迫在眉睫,遲遲只說不動的結果,日趨一日迫使社會民怨瀕臨沸騰的極限!!!
鄧小平經濟領域改革開放,政治和文化領域原封不動。鄧小平生前無從想到,沒有新聞自由和輿論監督、世風日下的社會環境正是孕育和滋生社會貪腐的罪惡淵藪。上世紀本人提出人權,鄧小平訪美會見卡特回來就氣不打一處出,迫不及待地給一介平民「秋後算賬」:扣我一頂「害群之馬」黑帽子,我何「害」之有?!原來馬群安安靜靜的,我這一嘶叫都騷動起來了。瞬間人生、人人同命,沒幾年,鄧小平兩腿一伸走人,不意我一個文墨性情人,名字卻就此數十年長挂黑名單!!!我關注社會卻難逃權謀。鄧小平現在叫不醒、起不來了,類似此類事卻無人過問、無人插手、無人多言,想管也不敢置喙、長達幾十年撂在一邊!
從反右到文革、從「民主牆一代」到「六四」一代人,有多少人在一個現代社會、在倡導「和諧」的今日中國為言論自由、為維護人權,公民權利至今被非法打壓和踐踏?!
毛和鄧都是共產黨,都同樣不容公民言論自由、封殺公民異議之聲,「大哥不說二哥、兩人差不多」。鄧小平經濟改革玩的是「單腳跳」,卻同毛澤東一樣「一言九鼎」地唯我獨尊,全民可以將這兩個人比一比,該正面肯定誰、令人心服口服,誰也好不到哪裡去?!
我一生從未觸法犯罪,本是一匹良駿或荒原野駒,天空下仰天嘶鳴本為自然。就1978年民主牆時代在北京「哇」的一聲,鄧小平開頭讚美和利用民意稱「民主牆是個好東西」,一上臺、一轉身就翻了臉,指白為黑拿一代人開刀,定我輩犯「害群」、「擾亂」和「顛覆」之罪,實施打壓至今?!
為什麼指令踐踏我的人權、終生禁毀我的言論出版自由?!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踐踏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同樣尊重和維護的人權,無視社會公理、道義和法制,至今不改體制性弊病,
受害者的名字反而上了黑名單?這些人有何罪可言?人們行使的是公民的合法權利!
如果消息不封鎖,中國國內的網民也可從傳媒上獲悉並目擊一種有別於專制社會的場境、一個鐵證如山、無可駁斥的事實:當下美國紐約正發生「佔領華爾街」的美國人群體公開示威,如果相比較昔日中國「血洗天安門廣場」的事實,人們不能不對中國當政者憤而譴責和質疑:
代表人民的政府膽敢對這些群體示威者殘酷鎮壓嗎?!
有軍隊奉命公然朝人民開槍嗎?!有坦克從示威者身上輾過嗎?!
這是事實多麼鮮明的兩相比較:「政治比較」!「政黨比較」!「體制比較」!
中國今天還要沿襲什麼,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還是果然終有新的開創者出現,開啟空前的局面和全新的歷史,讓十四、五億中國人發自深心振臂歡呼!
受害者豈止歷屆民主運動的發起和參與者?還有遍及中國大陸的人數眾多的維權、上訪者群體,還有散佈全球範圍的法輪功修煉者群體,還有為維護自己傳之久遠的民族文化的少數民族受害者,還有過去「敢怒而不敢言」、現在「敢怒而又敢言」的絕大多數掙扎於中國社會底層的人……
哪個執政黨樹立這麼大的對立面?!唯有高踞於十幾億公民之上的特權擁有者,在擁有政治、經濟特權的同時,也陷身和「擁有」了鋪天蓋地的「政治敵人」!!!這裡還未包括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死難者及其家屬和子孫!!!
這種情況絕不會發生和出現在美國和臺灣,僅靠暴力、恐怖「維穩」能擁有民意、獲得民心嗎?!
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中,受害和受壓者之所以備受高壓和打擊,其根本原因只不過是合法行使自身公民權利。中國社會現行體制是好是壞,要敢於同臺灣民主體制相比較和媲美,看今天絕大多數頭腦清醒和思維正常的中國人到底認同誰和擁戴誰?!是毛澤東式的以「階級鬥爭加暴力鎮壓」施政的「共和國」還是推翻滿清封建專制的孫中山開創和建立的「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今天大規模的群體乃至個體的美、歐、臺旅遊者,一旦真正置身和親自目睹實行民主體制的社會,絕對聽不到中國大陸式的「言論自由」犯罪的醜聞!!!也找不出任何公民「出版自由」受禁的非法事例!!!
同種同文的臺灣,出現過「美麗島」、出現過施明德們式的思想異端,為什麼置於海島地理空間的臺灣今日卻有海納百川的民主胸襟,其政治體制內能容納社會不同的聲音?!從「階級鬥爭」到「和諧社會」的遼闊的中國大地,至今卻只能人對人施暴、「維穩費用高於軍費」、把自己胞裔視為「非我族類」、欲斬盡殺絕置人死地而後快?!
認同什麼社會?選擇何種體制?今天,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中華兒女心知肚明,自有比較和選擇!而基於公民意識覺醒的「選擇和比較」中,今天的中國人絕不會容忍誰實施謊言欺詐和暴虐強加!!!
中國社會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首當其中的是終止「意識形態」領域的「暴力強加」和政治迫害!實事求是平反「人為製造」的冤假錯案、還具有社會參與意識、面目被人為扭歪的幾代異議者以人品的純正和精神的清白,而不是自私到只顧維護一己特權,把今人「已告別」的「獨裁者毛澤東」,變為充滿社會權力和財富「多重佔有慾」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毛澤東!!!
今天的中國大陸不正是政治經濟雙重意義的「貪慾氾濫、腐敗成災」嗎?!
中國社會歷史和現實的問題、作為執政者的共產黨本身的問題,僅僅是一個已消逝的「生命個體」、「萬死無僵」的獨裁專制者毛澤東的問題嗎?!不!是無從漠視、迴避、作秀和曲解的中國「社會體制變革」本身!!!整個中國大陸和全球都「眼睜睜地」盯著!!!不能只說假話應付、只以謊言掩飾、或者「只說不動、永無時限」,今日公民社會已瀕臨忍耐極限!!!
當下中國的問題遠非一個執政黨的執政路線的「左傾」或「右傾」的表象問題,而是必須改革的體制本身的「專制」與「民主」的實質問題!
中國共產黨黨內也不是一個毛澤東的問題或換屆前的「擁毛」或「反毛」之爭,而是今日毛澤東陰魂不散,大批貪官不僅充滿權欲還外加財欲、色慾,如成千上萬的毛澤東的分身,或氾濫成災、或攜款外逃的問題。
「反毛」對批毛者應非權宜之計;「擁毛」對捧毛者應非權力之爭,而是還毛澤東一個「是非功過」的本來面目。當代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毫不含糊的政改、經改、社改、文改一一社會體制的全面變革!
經濟崛起於世之後,政治改革實施之前的文化體制改革在即,相信它不是強化無聊的「意識形態」,而是拓寬自由創造的「精神時空」,以面對新的21世紀提升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層次和文化尊嚴!
中國,從49年開始實施「愚民政策」起、直至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和延伸到當下,整個中華民族的當務之急,就迫切需要進行全民「精神自由」和「思想獨立」的文化意識啟蒙!!!
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週年前夕
附:
倒 下 的 偶 像
寫於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亡日
「讓尼古拉的統治永遠受到咒罵吧,亞門!」
──赫爾岑
給全世界已經死去和正在活著的「帶著絞刑架、苦役和穿著藍色或白色的制服的警察上臺」的「尼古拉」們,給所有「個性專橫和智力貧弱」、「殘忍多於仁慈」、「冷冰冰的眼睛沒有絲毫人性的溫暖」的「尼古拉」們。
一代暴君倒下了
從不義的權力的頂峰
從生鏽了的刺刀尖上
從一世代被壓彎了的背脊上
和億萬喘息和流血的心靈中
他倒下了
他死了
於是
一個專制王朝匆匆合上了
它的最後一頁日曆
毫不遮掩地躺在那裡
赤裸裸地脫下了共和的外衣
他死了
這個歷代帝王的最末一代子孫
他的眼睛微閉著
彷彿還在覬覦昔日的淫威與尊榮
痙攣的雙腿畸形地彎曲
癱軟了 僵硬了
再也不能在統治上移動一步
他的頭髮稀疏的頭腦
曾經運動過整整一代人的意志
此刻停止了活動
他的青筋暴露的雙手
下垂了
再也不能起落權勢
主宰世界的沉浮
他死了
他的頭頂上
太陽照樣輝煌地照耀
萬萬千千的星球照樣運轉
地球並沒有停止不動
在廣漠的宇宙世界中
像死去一片樹葉子
像消失一聲鳥音
像掉落一粒微塵
大自然任憑他在自身中溶解
如此漠不關心 如此冷落
──曾幾何時
這個漠視人權的統治者的心臟
還沒有停止它的最後的跳動
他的腳下還俯伏著麻密如蟻的人群
耳邊還響徹著虛偽的頌揚的讚歌
他運行萬千人民
像抽打萬千陀螺
永不休止地挑動
盲目的排斥摩擦和衝撞
他愚弄千萬人民
像愚弄千萬木偶
站在遮住的幕布後面
牽引著他們的每一個動作
他用流血的鞭子尺度
精神自由的空間
他不許思想作聲
甚至一聲咳嗽
他劃定生活的圈地
管制人類的渴念衝動和熱望
他在人的頭腦中布下崗哨
監視著每一個人在想些什麼
和他的自然的嗜欲
人民必須聆聽他的
口齒不清的渾濁的聲音
每天的報紙都是他的
神經質的變化不定的表情
每一個字都是他的飛濺的唾沫
這個人類文化的警察
操動和運轉著一切
像個邪惡的電鈕──
廣播──是他聲音的外化
詩歌──是他的另一個名字
他的個人意志
就是思想
就是道德和良心
就是歷史
他死了
陰瀋的人們沉默著
忍耐著堅持著等待著
不敢懷疑他已經成為過去
人們在恐懼中懷著希望
在希望中擺脫不了恐懼
人們明白
一輪炎日下沉了
它的擴散的餘溫久久不能消盡
一株大樹倒下了
漫天揚起的灰塵將緩緩降落
一個暴君倒下了
他的陰魂還在太空中游蕩
消逝了他的形體
心靈上還有他的
沒有火化的神位
沒有焚燒的遺容
然而我看見
在死神面前他正在受到正義的懲罰
這個「大人物」同樣渺小
他並不是人類中的特殊動物
他在那邊 在世界盡頭那邊
不由自主地聽憑盲目的黑暗力量的擺佈
當我回過頭來我看見
他的黑色的旗幟徐徐下降
被它長久遮住的藍色天幕上
自由之神露出了頭頂
它正在現身
開始向世界走來
帶著朝霞與露珠編成的花環
搖曳著光明的舞步
踏響著晨鐘的節奏
人民從千代蓄積的麻痺中驚醒
掙脫了順從和絕望鑄成的鐐銬
迎著它步步向前走去
他們像騷動的大森林般嗡嗡著
──我們認得你 自由
1976年9月9日
我站在中國的大門口說話
1979年7月21日(星期六)新華社記者徐西記來訪(二十日徐曾與我所在貴陽針織廠宣傳科金思鐘來家採訪未遇),要我寫一篇對自己的「錯誤」(即我在民主啟蒙運動中所提出的應對毛澤東「三七開」、對「文化大革命應重新評價」和對國際社會提出中國人權問題等」 )有所「認識」的文章。
他說:「此文將以英漢文同時向國內外發表。」但是,我完全違背了他們的意願,為此寫了下面這篇與他們要求極端相反的文章。結果使他們大所失望,本應「受寵若驚」的我也許卻為此「失寵」。不僅如此,似乎還由此決定了我終生的政治命運,使我從此被不成文地內定終生剝奪政治權利。這篇文章也從此音訊杳無,但它卻比較真實地接近表達了我的意願。
1979年8、9、12月,《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先後來訪。《人民日報》特派記者為曾同華國鋒出訪的王永安和已故國際政治部主任周修祥。他們向我傳達說,所採訪內容將在《人民日報》及其海外版以四個版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表。後來,因當時堅持兩個「凡是」的主政者華國鋒不同意,此文發表於《人民日報》內參,文章題名為《啟蒙社始末記》。
「始」是思考者「啟蒙」之「始」 ;「末」是執政者強行打壓之「末」。
文章開頭曾讓我過目,真實寫到我的「反動出身」和一生所受迫害,讓一個純粹詩人的我感動落淚。原本文章極長,其餘卻未敢讓我本人過目、表示認同。
此文在2010年8月18日《往事》第九十九期「解凍」,作為當事人或知情者的我,這才發現什麼是至今未改的令人蒙羞的「暴力加謊言」?!文中的我成了經黨由公安出面「教育」思想覺悟「得以提高」者。「認同」和「擁護」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或「黨的四個堅持」。
與此先後,我同時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10卷中,我是一個「熱忱的馬克思主義者」。民主牆時期第一個結社的本為「啟蒙社」,第一份民刊為該社的《啟蒙》。現經「黨史專家」考認指出,當時率先結社和創刊的,「大概是」已獲「平反」的「四五運動」背景上出現的《四五論壇》」。
竟公開歪曲和虛構近現代和當代史實、一以貫之矇騙國人和遺誤子孫!
什麼時候,中國大陸執政黨對「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史實還其歷史真實;對毛澤東所發動的包括「文革」在內的一系列「政治運動」還其浩劫的本來面目;對「民主牆一代」思想文化作為不潑污抹黑,坦然兼容異見和多元文化、讓社會同「黨文化」公開比較和取捨,敢於真正實施中華民族當代人文精神的變革;勇於面對舉國上下、包括國際社會還「六四」運動以血腥鎮壓的真像,而不是至今不改人為混淆視聽的劣習……那麼,就不會繼續假話連天,而能像溫家寶一樣面對「民心向背決定政權存亡」的警訊有緊迫感,正視民怨「趨近白熱化」、民心「已喪失殆盡」的當下社會現象的真實?!
我為我的時代說話:
時代應聽取人民內心的呼聲。
我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偉大的中華民族子孫。
我是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的普通工人,《火神交響詩》、《致卡特總統》、《論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作用與反作用》、《田園交響詩》(《我的奏鳴曲》)、《倒下的偶像》、《民主牆頌》等篇大字報詩文作品的作者。
我是一個受害者,思想上的懷疑者和探索者,在長期蒙受精神迫害中獨立進行自己思考的人。
我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先進的總是要代替落後,新生總是要代替腐朽,這是大自然的規律,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可抗拒的法則。中國正處於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轉折時期。中國需要變革。
共產黨也是需要變革的、更新的。
我所認識的共產黨,是一個曾經領導人民群眾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改造成為光明的新中國的黨,是面向實際、正視現實、勇於承認錯誤,敢於承擔自己責任的黨。
這是一個不同於林彪、「四人邦」式的掛著共產黨招牌的黨。
社會主義也是需要進行比較的、選擇的。
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既是一種科學的思想體系,也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嶄新的社會制度。它不是一種僵化的模式,不是現代極權主義,它現在還很不完善。它必須在億萬人民無比豐富的社會實線中不斷革新、不斷發展,才能日趨健全、日臻完善。把普遍貧困化、愚昧、落後、禁慾主義、無文化、囚禁精神生活當成社會主義是為人民深惡痛絕的,是反科學的。由於林彪、「四人邦」的橫行,中國年輕的一代經歷了迷惘、懷疑、思考和覺醒的痛苦的歷程。作為其中一員,我曾對他們那種假社會主義大膽地提出了懷疑和否定。
我堅持政治上的正義感,堅持探索真理和維護真理,也堅持思想、文化、藝術領域裡的民主。
我曾以我的大字報作品提出反對偶像崇拜和封建迷信,但這不能被具體解釋為反對毛澤東。我認為,以辯證的觀點看問題,他一生是有錯誤的、特別是晚期。毛澤東主席是人、不是神。領袖是一個集團。我反對林彪、「四人邦」的造神運動和領袖觀。他們猖狂煽動現伏迷信,不但不是對領袖的科學態度,相反徹底歪曲了領袖的形象,極大地毒害了億萬人民的心靈。真正科學的理論體系是不怕批評的,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本身。
我是這樣認識無產階級專制的:它應該是人民群眾享有最廣泛的民主和自由的強有力的保障,它只給阻礙社會前進的分子以懲罰。同社會主義一樣,無產階級專政在過去長時期中也同樣地被徹底歪曲了。人民的法律保護不了人民。
啟蒙運動也就是思想解放運動,它是為了衝破罩在整個中國土地上的現代迷信的沉霧,反對林彪、「四人邦」的封建專制主義、朦昧主義、教條主義、現代法西斯主義,砸爛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的閉關鎖國的鎖鏈,使科學與民主的火炬熊熊燃燒。
我不是一個英雄,卻是一個抗暴者。我在思想上憎恨和反對世界上一切地區對人民施行的不義和暴力;在中國,我反抗林彪、「四人邦」的奴隸封建制的暴政。在那種黑暗的年代,我被長期敵視為「思想犯」而橫遭一糸列迫害,我的兄弟也長期蒙受迫害,我的家屬也受到株連,受到這種暴政的蹂躪的還有成千上萬的無辜者。
這種暴政正在中國消亡,我也期望著它在世界上消亡。
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曾經說過,在一般的意義上來說,在人類共同生活的這個小小的星球上,每一個人都應該享有人權!人權是沒有種族、民族和國界的區分的。我希望世界上的一切地區的一切人都能享有人權;在中國,我和我的同時代人也能享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公民權。
在我的理想境界裡,地球是詩歌、音樂、藝術的搖籃,是人類共同生活的家園,人與人是兄弟。
我通過我的大字報(註:同時包括公開散發的油印《啟蒙》民刊)作品所提出的一切問題,都是獨立思考的成果,它正在接受和將要繼續接受社會實踐的檢驗,人民將對它作出公正的裁決。
我和全體人民一道把我的信賴交給新的黨中央,以求獻身於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呼籲臺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共同完成民族統一的神聖大業。
我拉著板車,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堅守在工廠平凡的生產崗位上,堅持八小時工作制。我同時也駕駛著詩歌的飛船遨遊太空,以詩人的憤怒鞭撻愚昧與黑暗,熱情歌頌新世界、祖國、生活、大自然和愛情。
無論過去和現在,我都堅持說真話。
我將以文學藝術的形式繼續探索真理。我的創作將表現我的思想個性,忠於社會良心。我相信,社會主義民主將給人民以真正的發言權和出版權。
我的親愛的祖國已經向外部世界打開了它古老的大門,我 一一 一個中國公民 一一站在這個大門口,第一次向世界公開說話。我深深地相信,世界決不會是最後一次聽到我的聲音。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於貴陽針織廠
中國當代歷史回顧:
33年前「民主牆」啟蒙運動中
面向國際公開披露鐵幕後中國人權真相
致 卡 特 總 統
中國「啟蒙社」自由民刊《啟蒙》第三期
1978年12月15日初稿於貴州省貴陽市
1979年元月一日首發於北京天安門廣場
再次以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前所寫的此文,兼致今日美國和臺灣當下執政者:歐巴馬和馬英九先生,為二位直面歷史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人權」無可迴避的「實質與真相」提供參照:
今天的中國其社會體制的深層實質變化了沒有?!
還是同以往歷史年月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
尊敬的卡特總統:
您好!
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值得紀念的日子,是中國和美國、我們偉大的國家和您們偉大的國家正式建交的日子。中美建交實現了兩國人民長久以來的強烈願望,為我們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合作和瞭解打開了廣闊的門戶。它不僅將增強兩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交流,擴大和發展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而且將有力地促進和穩定亞洲和整個世界的和平。我們相信,每個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會在心裏說:「好極了!早就應該這樣了。」
為此,請允許我以一個人的資格向另一個人的您並且通過您向全體美國人民伸出手來表示祝賀。
在我們心目中,您不僅是一個總統,也是一個普通的美國公民,地球上廣大人群中的一個平常的人!
我們是中國年輕的一代,是曾經在失望中痛苦地掙扎的一代。長久以來,我們嚮往著您們美麗的國家和美麗的人民一一我們藍眼睛的兄弟。我們多麼希望知道在同一個天幕下的另一片大陸上,在本世紀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在燦爛的星條旗下,那兒、「阿美利加」,發生了些什麼?美國人民在想些什麼、說些什麼、做些什麼?然而在那些日子,我們這些極為平常的想法卻幾乎是在一種近乎犯罪的心理狀態下存在的。我們想向美國人民唱一支歌:「我歌唱您,阿美利加人!」但是我們不敢唱。一道無形的鐵幕擋住了我們。一種由愚昧和偏見構成的政治和文化心理長城橫在我們與您們之間,橫在一個民族精神和另一個民族精神之間,橫在我們這一部分人和您們那一部分人之間。
從童年時代起,人們就給我們描繪您們是人世間的「妖魔鬼怪」、是「老虎」、是「狼」。您們給我們留下了一種極其古怪和恐怖的印象。那時候,我們曾試圖從精神牆垣的縫隙中向外探視,從它因腐朽而傾塌的缺口裡向外部世界偷看:「美國,究竟是個什麼怪物?!」然而,我們看不見您們的真相。現在,我們的共和國和您們的合眾國已經正式建交了。鐵幕拉開了。隔開兩國人民的精神牆垣正在拆除和將要徹底拆除。我們已經完全有可能站在地平線上向您們和世界眺望。我們將聽見美利堅的青年朋友發出愉快的「哈羅」聲。美利堅的青年朋友也將看見掛在我們臉上的微笑一一中國的微笑。友誼與瞭解的微笑。
尊敬的卡特總統,我們是一群中國工人,中國年輕一代的無產者。值此我們兩國建交之際,我們想向您一一我們的美國朋友一一作一次破天荒的友誼的對話。我們想向您談談人權的問題。談談有關我們的民主和法制的問題。我們的國家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正在進行新的長征。正在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地大搞四個現代化和把黨的工作的重點放到四個現代化方面來。這在我們的國家裡,標誌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端。它將在我們民族的生活史上揭開一場巨大的政治變革和經濟變革的序幕。隨著四個現代化的進展,我們已經習慣了的傳統的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倫理等方面的觀念也必將發生與四個現代化相適應的新的變化。我們完全擁護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規劃,完全擁護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維護當前的安定團結的局面。因為這種局面是必不可少的,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共同的意願。
但是,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人權、民主和法制的健全是大關鍵!!!
沒有人權,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沒有健全的法制(其中包括政治上的錯誤的明確的法律界線和保障憲法具體實施的法律條文)四個現代化就是一句空話。甚至真到目前為止,雖然我們正著手實施民主,但我們的民主不是很多、而是很少!還應該更多些、更多些,但絕不是什麼「自由化」。伸張人權、呼籲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並不可怕,並不是什麼「動亂」,不是安定團結的反動,而是四個現代化的重要和必要的組成部分。它只會增強安定團結,給一代人帶來長久的和平、幸福和安寧。
要不,即使四個現代化實現了,果實也會被那些專制者、獨裁者全部佔有和竊取!!!
人民是不會嘗到四個現代化的甜頭的!!!
我們呼籲人權!呼籲社會主義大民主!呼籲作為一個人在社會主義國家裡理應享有的思想自由和我們憲法裡明文規定的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和人身自由等!!!
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真正享有這一切!我們失去了這一切、沒有這一切!!!
那些政治騙子,視人權為異端!他們蔑視人權和民主!害怕它、恐懼它!!!
他們把「民主」這個概念顛倒過來了、變成了「主民」!他們成了人民的當然的主人!!!
他們害怕「人權」這兩個字!迴避它、不敢提這個東西!沒有膽量正視這個東西!!!
因為有了這個東西,就有了人民真正的政治自由,而沒有了他們不義的權力!!!
而人權的要求卻正是社會發展的趨勢!是人民心裏需要的東西!!!
曾幾何時,我們的「共和國」虛有其表,它雖然沒有封建專制主義的外觀形式,但每一個身心健全的人,卻具具體體、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和體會到:
封建專制主義或封建社會主義的存在!!!
「一個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種心境的平安狀態。這種心境的平安是從人人都認為他本身是安全的這個看法產生的。要享有這種自由(註:在英國要是一個人的敵人就像他的頭髮那麼多的話,也不會發生什麼事故;這是不得了的事。因為精神健康和身體健康是同樣必要的。《英格蘭札記》)就必須建立一種政府,在它的統治下一個公民不懼怕另一個公民。」(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但作為一個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們懼怕的東西卻太多了:懼怕誣陷、懼怕便衣、懼怕得罪「頂頭上司」,懼怕不可違背的「長官意志」,甚至懼怕說一句真心話,因為說了一句真心話,也要聯繫到腦袋是否存在,這裡何見人權與民主的影子?!
由於我們國家的法制不健全,人權和民主得不到保障,無故受害的不僅是群眾,甚至也包括我們黨的高級領導人、包括許許多多革命老前輩。在我們的共和國裡,歷來的運動是很多的,我們這一代卻幾乎是在被運動中長大,而有些運動則完全是為了爭權奪利,憑個人意志就可以發動一場規模巨大的「運動」或是「革命」,而不管這場「運動」或「革命」是否出於必要?是否有利於提高生產力和發展生產?是否會對整個民族帶來多麼深重的災難?!在某些時間延續得特別長的「運動」或「革命」的期間內,無論黨內的民主或是群眾的正常的民主生活都得不到保證,被運動者失去法律的保護,而運動者可以超乎法律之外,竟可以不受法制的制約。任何事物都有個暴露和認識的過程,時間越遠事物就越明顯。現在當我們回頭去看某些黨內鬥爭時,我們看見的是以「黨的面目」出現的個人獨裁,是對異已和不同意見的排斥、壓制和不擇手段的無情打擊,如我們黨的劉少奇、彭德懷和至今連屍骨也找不到的陶鑄同志以及「我們敬愛的鄧總副總理」,都是全國人民有目共睹的黨內不民主的受害者。在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中,我們看見的是被愚弄和被運動的群眾,他們像被人抽打的陀螺一樣彼此在運動中「相互摩擦和衝撞」,在一種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挑動下,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之間處於永無休止的衝突之中。法律被有些人認為只能管一部分人,不能管另一部分人,他們可以無可懷疑地凌駕於法律之上,搞一言堂,獨斷專橫、破壞民主、踐踏人權!!!
由於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獨裁的病毒以及林彪、「四人邦」的反動思想體系的影響,至今還有一些人的頭腦中還存在著特權思想和等級觀念。他們總以為作為一個人,他們要比另外的人高一點、大一點、特別一點。他們蔑視他人享有人的尊嚴和獨立的精神生活,蔑視人的個性,蔑視人的一切自然渴望和適當的權益,一句話,蔑視人權!!!
彷彿他們是「人類中的特殊動物」,殊不知「一個耗子死了和一個帝王死了在死亡的意義上價值等同」!!!
在林彪、「四人邦」專制主義淫威下,我們這一代經歷了多麼大的痛苦。共和國已經存在了這麼多年,明明作為階級差別的舊的經濟關係早已改變,私有制已經改變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剝削者已經被強迫從事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他們卻偏偏要說在人民中間還存在著「階級」。他們不去發展生產,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卻成天高喊「階級鬥爭」。他們脫離社會客觀實際,人為地製造一種「階級」的觀念,為搞階級鬥爭而搞階級鬥爭,用以掩蓋他們爭權奪利和愚弄人民的實質。在他們看來,到處都是「階級鬥爭」,到處都發現「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到處都是只存在於他們頭腦中的「假想的敵人」,他們藉此混淆人民的視聽,達到維護他們罪惡統治的目的。
他們的敵人是那麼多:有思想、有勇氣、有良心的作家、藝術家是「敵人」,有意見敢「放」、有觀點敢「鳴」的學者、教授、編輯是「敵人」,富於獨創性的、勇於表現自已個性的音樂家、畫家、電影演員是「敵人」,不迷信「菩薩」敢於維護真理、探索「禁區」的人是「敵人」。總之,一切不願意做「套中人」的敢想、敢說、敢干的、思想真正地衝破牢籠的人都是他們的敵人!都可以借用各種「運動」或「革命」打下去、壓下去!進行殘酷迫害和極其恐怖的鎮壓!!!
他們就是要你在套子中思想。在套子中生活。在套子中度過一生!!!
否則,你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就是「右派」、「反革命」、「壞分子」!!!連帶著紅領巾與共和國一起長大的一代人也被他們套老了,沒有青春、沒有理想、沒有精神生活、沒有閃光的回憶。歲月在「今天重複著昨天的日子」中消磨。生命在機械、單調、乏味中白白虛度。他們到處樹菩薩、造神像、把領袖人物「偶像化」,逼迫人民叩頭作揖、頂禮膜拜,把人的意義歪曲得不成樣子!正像我們開始富於暴露性的黨報所說的,在那些黑暗的年月,誰損壞了一枚像章,誰弄壞了一張偉人像,誰說了一句牢騷話,就以反革命罪論處。一個基層單位就可以無視法制,自行給公民定罪,戴上各種各樣的帽子,從青年戴到壯年,從壯年戴到老死!有的人甚至從童年時代就被戴上什麼「階級異已分子」之類的帽子至今!這些單位不經法院就可以終身剝奪一個人的政治和經濟權益。應該重申:必須明確政治上的錯誤的法律界線!不能隨意踐踏人權!隨心所欲地對公民加以法律制裁和非法迫害!
必須制定確保憲法實施的具體的法律條文,否則憲法上規定的人民的各種權利就會成為一句空話:「言論自由」就會被人看成「反動言論」、「反革命輿論」;「思想自由」就會被人扣上「非無產階級觀點」、「思想反動」的帽子;「結社自由」就會被人誣陷為「反動組織」、「反革命集團」;「集會自由」就會被人藉口鑽進「壞人」、「階級敵人」而任意對公民進行抓捕;「罷工自由」就會被人歪曲成「有意破壞生產」;「示威自由」就會被人指控為「擾亂社會秩序」;「出版自由」就會被人捧出「金科玉律」對作品進行扼殺,而不是取決於人民的意志,以社會實踐作為檢驗作品的唯一標準;「人身自由」就會被人偷換成「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概念而以「組織」的形式強加干涉乃至野蠻的壓制……
尊敬的卡特總統,我們常常在想,為什麼像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自由這樣少、這樣缺乏,而使人無時無刻感到的僅僅是「全面專政」的一面?!為什麼我們往往閉口不提人權,長久忽視這樣一個本世紀世界議程中的中心議題,不是由我們而是由美國把人權的大旗高高擎起?!(難道說「具有先進社會體制」的國家裡不要人權嗎?!難道人權僅僅是您們資產階級國家的東西嗎?!)為什麼我們要堤出「防修反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裡不用提出「防止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發生」?為什麼社會主義國家會和平演變到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像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竟復闢為資本主義),而不能防止自已「無產階級的國家」變質?而資本主義卻絕不能演變為社會主義,而無須防止資本主義國家的變質?難道他們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竟如此安於現狀,如此缺乏階級覺悟和反抗精神,如此沒有改變現實的要求嗎?!難道這一切不值得令人深思嗎?難道我們不應該去尋求這些問題的積極答案嗎?
在我們國家裡,我們常常聽到有關民主的說教,認為無產階級民主是最高類型的民主,但這僅僅是一種理念,它還遠不是既成事實。這裡不能忽視的一個事實恰恰是民主是個外來詞彙,它源於希臘,意即人民政權。民主制對於資產階級來說,它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而僅僅誕生幾十年的無產階級民主制還遠遠談不上成熟,它還存在許多缺陷(如我們現狀中還存在專橫獨裁、官僚主義、假公濟私、迫害群眾、一花獨放、一家獨鳴、人民沒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自由、沒有遷徙的自由、沒有發表自已的意見和出版自已的作品的自由、公民不敢批評領導人、不敢批評自已的政府、不敢觸動「長官意志」等等、比比皆是),無產階級民主制在力量的對比上也遠遠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完善,它還沒有成為強有力地促進社會科學技術、文化藝術和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巨大槓桿(如曾幾何時,我們的經濟幾乎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逐年提高反而猛烈下降,科學技術遠遠被甩在世界先進水平的後面。文學藝術蒼白貧血、枯躁乏味,處於極度的窒息狀態),而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比較完善的民主制總是和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聯糸在一起的(雖然您們的民主制也有它的不足,但這裡是相比較而言)。我們相信,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就其本質意義來說,是有可能充分調動全體社會成員的聰明才智和創造精神,高速度地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其達到最高類型的民主的境界的。這樣的民主是和四個現代化在本質上相適應的。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距離這個理念很遠,我們的民主制所客觀存在的各種弊端,卻成了社會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嚴重障礙和桎梏。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必須著手和已經開始著手掃除這些弊端。同時,無產階級民主制還沒有真正做到在廣大的範圍內為全體公民的社會利益服務,它還不能防止無產階級的國家變質。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不是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是要防止封建主義復辟,因為我們的共和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母胎裡孕育出來的,我們的國家根本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我們國家的前一時期的現實狀況正是比中世紀更黑暗、更恐怖、更野蠻的封建主義的復辟。林彪、「四人邦」這些騙子能夠在中國搞現代封建主義,正是鑽了無產階級民主制不成熟、不完善、還存在有許多缺陷的空子。所以,防止現代封建主義在中國的復辟,正是我們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切切不可忽視的一件頭等重要的大事!
尊敬的卡特總統,一個國家是否尊重人權、維護民主,既與它的法制是否完善分不開,更主要的是與它的社會結構分不開,如一個全國實行專制的君主總是首先獨攬各種職權,像東方的一些國家存在著的情況一樣。在這些國家,立法、司法、行政三種權力往往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因此可怖的暴政便會統治著一切。正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裡所指出的:「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權同立法權合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而為一,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一代人沒有享有真正的人權、作為一個人我們沒有自已獨立的個性和生活方式。我們國家的各民主黨派也徒具形式,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打的打下去了,還有什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可言?!國家的一切公職人員的選舉,從人民代表到各級領導,完全是任命、指定、授意選出,根本談不上真正的經由人民選舉產生,更談不上不稱職者可以隨時撤換。這些公職人員可以超出群眾的監絡之外,由社會公僕變成人民意志的主宰。一個堂堂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度披著的是共和的外衣,骨子裡都是專制獨裁,它根本違背了無產階級的第一個政黨一一巴黎公社的原則,它也沒有膽量對巴黎公社的偉大原則作一次大膽的社會實踐!
尊敬的卡特總統,我們知道,您們有您們美國人民引以為驕傲的《獨立宣言》,有您們美國史上光榮的一頁一一美國獨立戰爭。馬克思在評價《獨立宣言》時指出,在美國「第一次產生了一個偉大的民主共和國的思想」;列寧在談到美國獨立戰爭時說,它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最早的最偉大的真正的解放戰爭」。《獨立宣言》中宣稱:「人人生而平等,他們從他們的造物主那裡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力,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系得自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是損害這些目的的,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您們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則正是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今天我們兩個國家已經正式建交,我們希望瞭解美國,更多地、更真實地、更全面地瞭解美國。如果不是一種奢望,我們多麼希望能夠以一個普通中國公民的身份(而不是政府指定的官員永遠代替我們)到美國去看一看,讓人民成立一個「中國普通公民參觀團」去美國看看它到底是個什麼怪物?從而對世界上的不同的國家的各個方面作一作比校,然後決定我們的選擇:我們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我們應該揚棄什麼、應該留下什麼?!
當然,美國和他的人民對我們也不是完全陌生的,我們頭腦裡有著一長串閃光的名字:
那就是華盛頓、林肯、傑弗遜、倍恩、富蘭克林、惠特曼、愛迪生、海明威、艾略特、傑克倫敦、馬克吐溫、福特、尼克松等等,他們中間有的對進步政治、科學、文化作出過傑出的有益的貢獻;有的為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完成中美建交的歷史性大事作出過積極的辛勤的努力。
尊敬的卡特總統,我們敬愛的鄧副總理即將應邀訪問您們的國家。他將代表八億中國人民向美國人民帶去美好的祝願。他是我們時代中人民最信任的人、寬洪大量的人,最有見識和實事求是的人。這是我們人民通過考察和實踐現在對他所獲得的認識。中國與世界隔絕已幾十年時間,但是我們兩國人民的心靈並沒有因此而隔絕。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抱有好感,對中美建交感到高興。美國是今天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它的高度的社會文明必然與它的高度的社會民主相適應。因此在相對的意義上來說,它也是今天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
在美國,人的價值和「人應該是什麼樣的人」受到重視和正常的探索,並且正在揭示它可能具有的深刻而豐富的內涵。美國人民享有很高的物質生活水平,也享有遠比世界上其它地區的人民更多的精神自由,這是不容置疑的。
一個普通的美國公民絕不懼怕另一個公民,不管這另一個人握有多大權勢!
他們不會因為正常地批評了自己國家的「頭號人物」而構成「犯罪」,以「反革命」或「壞分子」的名義受到逮捕;國家的最高元首也不會因為觸犯刑律而不受法律的制裁,因為他同樣像一個普通公民一樣受到法律的約束,法律有比他個人更高的威嚴!
人權在今天的美國人民中受到普遍的珍視和尊重。美國的文化普及程度很高,美國人民是很有教養的人民,他們不缺乏高度的民主素養。我們相信,他們自己享有的東西,他們也希望地球上的其他兄弟同樣能夠享有。人權在今天的美國人民心目中是個傳統的字眼。從美國最早的《獨立宣言》和卡特總統最近的講話,我們都注意到這兩個字的閃光!「人權」不管是對於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在人類共同生活的這個星球上,它是沒有種族、民族、國家的區別的。它是我們時代全體人類共同的願望和渴望。
我們國家是個發展中的國家,它的信仰是馬克思主義。這一信仰和人權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我們年輕的一代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去探求一種發展中的新的哲學觀念一一實踐哲學;並且試圖在馬克思主義未來發展中去探索它的基本原理本身。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是不害怕檢驗的。永遠運動的物質以及物質運動所固有的辯證規律這一原則也同樣是適用於馬克思主義本身的。人們曾好心地描繪了一種美麗的未來,那時候人們生活在共同的社會政治體中,世界變成一個大同的社會結構,中國的幾代人深信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但當我們回顧我們以往(回顧以往是為了更好地總結經驗和面向未來),特別是當我們按照一種實餞的哲學觀點實事求是地去檢驗這一理念的時候,我們發現人類社會(無淪是中國還是世界範圍內)情慾的發展並沒有導致這樣的趨勢。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世界發展的客觀情況並不是朝著大一統的單一化的方向發展,而是給我們科學地披露和揭示了世界多采多姿的多元化運動,人們普遍尋求表現和發展不同個性的機會和條件。
我們覺悟到並沒有任何一種人為的固有的規律在主宰世界,能夠確定世界運動的方向。
每個時代只有產生於它自身內部的那種特殊的歷史必然性在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無論是為反抗英國殖民者的暴政和殘酷掠奪的美國的民族獨立戰爭和它的被馬克思稱為「第一個人權宣言」的《獨立宣言》的出現;無論是第一次宣布「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的《人權宣言》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生;無論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呼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作為無產階級綱領性文件的《共產黨宣言》的問世和以此為實踐指導的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暴發,都不是一種我們在理論上已經習慣認識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的必然規律」在起作用,而是取決於某一時代自身內部的各有其特殊因素的真正的歷史必然性。
誠如任何理論都不是「設計」好的,任何革命也不是「規定」好的。都不是受某種人為的「規律」概念制約的,都必須接受社會實踐的檢驗的。
在我們當前所生活的這一歷史時代,人權是全世界洶湧澎湃的浪潮。
這是本世紀人類要求對人的價值重新估價的強大的呼聲!是全人類意識新的覺醒的表現形式!是集中一切進步人類的視線的時代的中心課題!
這一潮流是誰也抗拒不了也不能抗拒的!!!
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以及其他國家的人民,雖然生活在不同的大陸上,有著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但是人權卻是全人類共同理解的東西。任何國家的人權問題都應該受到全世界的關注、同情和支持!!!
最後,值得強調的是,我們的共和國自成立以來,憲法明文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權利。但是這些權利在現實生活中根本沒有得到兌現和實施。我們國家的憲法雖然幾經修改,但人民的權利並沒有因憲法的修改而增加,而是越改越少、越修越少。開始結束這種人民無權狀況的,是在黨的十一大路線精神指引下由葉委員長親自主持制定的五屆人大新憲法,正是在這一不同於以往任何憲法的新憲法的保障下,我們開始真正行使自己的權利,於1978年11月24日在北京(新註:當時地點在天安門廣場、面對的是毛澤東紀念堂、整個中國大陸和國際社會)成立「啟蒙社」。
「啟蒙社」是我國解放後破天荒第一次由群眾自發組織的人民會社。它自成立一個多月來,沒有受到阻止、干涉、壓制和扼殺。這雄辯地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證明了五屆人大新憲法是一部真正維護人民民主權利的偉大憲法,是一部說話算話的憲法。我們今天能夠享受到結社的權利和可能爭取到的「出版自由」的權利,這要感謝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感謝葉劍英委員長,感謝因保護人民民主權利而贏得人民信賴和擁護的鄧副主席,人民需要民主,人民更需要保衛民主的領袖。這樣的民主和領袖正在我們國家出現。我們希望,無論現在和將來,這樣的民主將不會被人收回,這樣的領袖將不會使人失望。
向您和偉大的美國人民致敬!
未來屬於進步人類!
中美友誼萬古長青!
最新補註:
數十年後的歷史證明,異質於共產黨內的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是個政客,同毛澤東一樣是共產專制獨裁者!!!
這位一度自身受到過毛澤東打壓者,復出前曾渴求獲得民間的廣泛支持。1978年10月10日午夜,「啟蒙」第一期「大牆報」出現於北京王府井大街。次日10月11日白天至深夜,王府井大街交通堵塞、人山人海,這就是曾一度出現在北京的中國社會公民運動中最早的「佔領王府井」行動!!!
大勢所趨,在當時改革開放之前,由民間啟蒙社首先提出「批毛反文革」的歷史問題,獲得民間也同時在共產黨內受到一些人的認同。其聲勢浩大,震驚中南海,當時鄧小平曾公開面向國內外社會發出讚美之聲:「民主牆是個好東西」 !對民主牆表示支持、力挺群眾運動!正因此如此,他也才一度贏得人民的「同情、信賴和擁護」。
然而,也正是這位「鄧副主席」,恰是一位「使人失望」和「收回民主」的政客!扮演了上世紀全民思想解放運動中,以暴力加謊言對「中國民主牆」運動實施鐵腕鎮壓者的角色!
事實向中國人民證明,今天中國社會的深層變革,只能寄希望於現代公民社會群體意識的普遍覺醒,而不是寄託於一如既往專制獨裁的執政黨!!!
任何社會大權獨攬的專制性質,都無從跳出個人或黨派私慾、從中孕育和產生出現代社會高層次的精神意識,從而改變中國社會政治的現實格局!
更無從面對全球真正開創21世紀偉大中華民族文化的新的輝煌!讓自身真正具備參與或引領人類文明整體轉型的全過程的資質!
若說今天中國社會與毛澤東執政時期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一個毛澤東死了!毛澤東身後出現的是大大小小的一群毛澤東!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空前絕後的專制獨裁的毛澤東的無數分身!!!同毛澤東玩「大文革」的「四人邦」垮了,「六人邦」、「七人邦」仍步其後塵,以搞「小文革」為權謀,繼續愚弄社會,積累和撈取政治資本,欲求在權爭中顛覆政敵、而至民生而不顧。
中國改革開放前夕,一代人曾對鄧小平寄於期望,結果歷史證明他的政治與經濟的「改革」與「開放」,只是「經濟改革」的「單腳跳」而迴避社會政治體制改革,這就是事實和史實:這一國史或是他生前未竟之事;或是他留下的專制歷史的後遺症!
當年鄧小平應邀訪美時,卡特曾向他具體提及中國人權問題。「人民敬愛的鄧副總理」小平同志歸國後,對敢言的一代人實施打壓,魏京生、任畹町、劉青、徐文立、王軍濤、王希哲、傅申奇和當初「啟蒙社」主要成員楊再行、李家華、莫建剛、方家華、梁福慶等及其後貴州「人權研討會」陳西、黃燕明、糜崇標、廖雙元、吳玉琴、盧勇祥、王藏們均為先後持續受害者。
而在全國範圍內,從過去到現在,飽受打壓而無懼暴政的人權抗爭者高智晟、胡佳、陳光誠們早已不是個別或孤立現象,而在社會底層和網際網路世界已凝聚成風起雲湧的當下社會的趨勢……
數十年已過,當初一介平民的我由此被扣上一頂「害群之馬」黑帽,至今黑名單上有名。時間已跨入21世紀,中國社會未還歷史以清晰的「真相」和澄清幾代人權抗爭者的天然本色!何談全社會政治和文化改革?!
文革浩劫的血腥背景上,中國出現民主牆運動,當時網開一面、終獲容忍面對社會和公眾亮相的唯有「朦朧詩」。
時過境遷的今日面對新的世紀和新一代人,借網際網路時代之便,將此文電子版首次公諸於眾,以「真話」對照「謊言」,讓歷史是非分明、大白天下!
民主牆時代「啟蒙社」民刊第1期《火神交響詩》(1978、10、10、午夜張貼於北京王府井大街),第2期《評「火神交響詩」》和《論人權》(1978、11、24、張貼於天安門廣場),第3期《田園交響詩》(1978、12月底於天安門廣場),第4期《致卡特總統》(1979、元月一日公布於天安門廣場、門對「毛澤東紀念堂」),第5期《論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作用和反作用》(1979、2、25、西單民主牆)。
同一時期,繼「啟蒙」之後出現的第二個民間社團和民刊是「中國人權同盟」,曾首次破天荒全文公開傳播法國啟蒙運動歷史上的《人權宣言》!!!
1979、3、25、民刊「啟蒙」以《民主牆頌》一詩發表於西單民主牆,與此同一時刻,「探索」民刊主編魏京生發表《是民主還是新的獨裁》,公開怒斥復出後重又大權在握的鄧小平對民主牆實施下令鎮壓,而成了以莫須有罪名在「民主牆運動」中第一個獲判重刑者,由此震驚中外!!!
民主牆在全國受到封殺和鎮壓後,啟蒙社成員、列車員梁福慶隻身頂風冒雪赴京在天安門廣場公開拉出中國需要「民主啟蒙」運動的橫幅!
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週年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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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