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史學家遺憾：沒有把國民黨軍改成國軍(圖)

在政治氣候冷暖不定的年代，民國史研究者們如履薄冰。張憲文當時一手研究民國史，一手研究黨史。「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隔七八年要來一次，萬一來了怎麼辦？黨史不能放，不然沒飯吃。」

一位領導就曾質疑：「國民黨是正面戰場，難道我們共產黨是反面戰場？」

中國社科院幾代研究者主編的36冊《中華民國史》，於辛亥革命百年前夕出版，南方週末記者走訪多位修史學者，還原民國史修撰四十年的秘辛。

在中國昆明的大壩機場，一名中國衛兵站立在一輛破舊的坦克殘骸上警戒放哨。（選自《國家記憶》/圖）

民國史的新說法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韓信夫，今年終於如願以償，對30年前的「民國大事記」的寫作，作一次完整的修訂。

「民國大事記」，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上世紀70年代啟動的民國史寫作計畫的一部分。這一包括「民國史、大事記和民國人物傳」的龐大研究項目，歷經「文革」和改革開放的時代變遷，今年完成全部編撰工作，全套36冊於辛亥革命百年前夕出版。

在最新修訂出版的「民國大事記」中，韓信夫在「遵義會議」的條目中，加上了「推舉張聞天為總書記」的話。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黨史的表述中，歷來沒有這一條。

「大事記」裡的1949年9月26日新增一條史實：周恩來就未來的國號是否簡稱中華民國，徵求六位辛亥老人的意見，只有黃炎培一人堅持應該使用此簡稱。韓信夫說：「就是提供一個事實，讓大家去判斷。」

韓信夫和同事們還對一些說法進行了調整，例如把「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改成「四一二事件」，把重慶談判雙方定位為「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

近史所副研究員黃道炫主寫了國共兩黨上世紀30年代的圍剿和反圍剿鬥爭。他感覺，過去的歷史書只強調這過程中中共的壯大，他的寫作更側重於「每一次共產黨的壯大，都是以國民黨的內亂為背景，因為弱者永遠是在強者衰落時尋找生存空間」。

近史所副所長、研究員汪朝光撰寫的抗戰部分也有變化。「蔣介石對待抗戰的態度是比較堅決的，通過說服勸解來打通各方面的關係，發動抗戰，抵抗日本的侵略。我們這一卷就寫到了這樣的看法，倒退十年五年，就不會有這樣的認識。」

汪朝光說，1980年以前寫綏遠抗戰，一定會寫這是傅作義排除了國民黨中央的不抵抗政策的壓力之後做出的舉動，「現在我們的認識是，這場戰役得到了國民黨中央的支持。」

近史所研究員嚴如平當年負責寫「人物傳」中的蔣介石。這次修訂，他新增了蔣介石對蘇聯的看法，「蔣介石到蘇聯去，看到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非常反感。」

去掉「小人之心」的揣度，為「反面人物」摘帽子，也是這次民國史修訂的工作。嚴如平刪掉了「投機家、冒險家」的表述。「以前資本家為家鄉做建設，往往我們會說他為了籠絡人心，當年對杜月笙的一些評價就是這樣，這次也都盡量改過來。」

「大事記」改動的幅度最大。「以前中共的事情會排在前面，這次的標準是，影響大的事情才能上，誰影響大誰就排前面。」韓信夫說，「八路軍打死十幾個日本兵，以前會列一條，這次刪掉了。」

在民國史寫作之初，學者們曾定下原則：民國史不是中共黨史，盡量不寫中共的事情。人物傳一概排除收錄中共的人物，大事記盡量少列中共的事情。

民國史和中共黨史的界限，今天也被打破。歷史學者楊天石在第六卷裡，仍然用相當篇幅寫了中共的五大。「如果不寫中共五大，不寫陳獨秀，就沒法解釋後來兩黨分裂的一些情形。當然，我不會在陳獨秀前面加上‘右傾機會主義’。」

「有些人還說你們要搞兩個中國呢！」

把中共歷史排除在外，受民國史研究早期時勢所限。

民國史寫作計畫始於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會議。會上，周恩來提出要修民國史，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後又交給中華書局，中華書局找到了社科院近史所副所長李新。

不寫、少寫中共，是李新的決策。黃道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當時正值「文革」期間。如果把中共歷史納入，可能對民國史寫作有很大影響。「需要花大量的筆墨去寫中共，這個很難處理，乾脆只寫國民黨。」

參與者們認為，這正是研究主持者李新的高明之處。李新是中共黨史界權威，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李新曾形容，黨史是個堡壘，攻不動，搞民國史就是打外圍戰、迂迴戰。

不過事實證明，外圍戰也不好打。近史所的榮孟元1957年就提出修民國史，結果被打成右派。時隔14年後，雖然周恩來對民國史研究作出指示，因為沒有正式文件，誰都不敢輕舉妄動。李新領銜的近史所給上級打報告提出，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述中國剝削制度社會最後一個朝代「中華民國」的興亡，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報告很快獲得批復。

研究最初的成果是「民國人物傳」第一輯，當時為穩妥起見，只在內部發行。耿雲志寫的是地質學家丁文江，丁當過上海總辦，有學問又有管理能力，很受汪精衛賞識。耿拿到地質所去徵求意見，一個老前輩說，「怎麼可以給丁文江寫傳記呢，他是反動派啊！」

嚴如平最初的任務是寫「1927年大事記」。「這一年重大敏感的事件很多。表述和研究受黨史的影響很大。比如說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

韓信夫還記得，「1938年大事記」初稿來了，他一看就覺得不行，完全是革命史的腔調。「國民黨的報紙不查，都是查抗戰時期的《新華日報》。臺兒莊大戰影響那麼大，卻沒有寫。」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原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張玉法說，當年他看了大陸寫的民國人物傳後，發現離學術有相當距離，「不怪近史所，當時的政治環境是那樣」。

受制於時代和政治氛圍的侷限，研究者們最初的寫作中，一條紅線貫穿始終：只要革命就是對的，研究歷史就要歌頌革命、總結革命經驗。耿雲志開始寫立憲派時，眼力所及，全是批判性的小冊子，「各省諮議局開會的記錄，以前都沒人看過」。

主持人李新努力矯正傳統的思維。他希望在民國史研究中建立一種扎根材料、平實公允的新學風，一種有別於當時主流的史學研究態度。

楊天石至今受此影響。他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當年他寫作時用了一段毛澤東語錄：中國人為什麼要革清朝的命，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李新把這句刪了，認為講道理不需要靠領袖權威。

寫「蔣介石傳」的嚴如平，對李新的一句話印象深刻：「對蔣介石的評價，不要老是毛澤東、周恩來怎麼說，如果能寫胡漢民、馮玉祥怎麼說，可能更有力量。」

1975年，民國史研究突生雜音，有領導要求民國史項目下馬。據李新學生、近史所研究員陳鐵健回憶，當時李新堅決拒絕：我們當初寫了報告，是中央確認的，誰要求下馬，請給個書面解釋，如果只是口頭的，對不起，我們做不到。

在政治壓力下，民國史寫作堅持了下來。陳鐵健記得，1981年民國史第一卷出版，1983年春節，李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社科院副研究員以上的團拜會上見到時任中宣部長鄧力群。鄧對他說，「民國史我看了，寫的不錯，有些人還說你們要搞兩個中國呢。」

在政治氣候冷暖不定的年代，民國史研究者們如履薄冰。張憲文說，他當時一手研究民國史，一手研究中共黨史。「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隔七八年要來一次，萬一來了怎麼辦？黨史不能放，不然沒飯吃了。」

黨史、革命史和民國史的鴻溝，至今依然存在。黃道炫說，他幾年前寫的「論攘外必先安內」的文章，在民國史界得到好評。評職稱時，他把文章作為代表作拿出來，有黨史專家覺得存在政治問題。

轉折點：抗戰勝利40週年

民國史從1981年出第一卷之後，進展緩慢。臺灣學界一直在關注。

在臺灣學者蔣永敬看來，北洋政府之前的歷史，寫得很客觀，有的部分甚至比臺灣的研究水準還高。不過，「越往後寫，越多涉及國共兩黨問題，感覺就不那麼客觀了」。

到90年代，寫作步調開始變慢。汪朝光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後期停滯，跟90年代的學術環境有關。「集體項目對大家沒有吸引力，很多學者都願意搞自己的研究。」

更多的參與者認為，民國史寫作計畫的拉長，與上世紀90年代以來海外檔案的開放、官方歷史觀發生變化，關係更大。

上世紀80年代後期，臺灣國民黨黨史館、國史館的檔案全部開放，90年代蘇聯解體後，大量的蘇共檔案解密，令大陸學者如獲至寶。

社科院近史所民國室主任金以林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2002年去臺灣，想看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時的有關資料，「人家就給我調出來了，7頁紙，毛筆字的原件，這放在我們這裡是特別珍貴的歷史文獻。」

自1985年紀念抗戰勝利40週年後，官方對國民黨評價出現明顯鬆動。據楊天石回憶，當時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要搞展覽，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說，展覽不能光提新四軍、八路軍，要把國民黨加進去，還提出在盧溝橋建一個抗戰紀念館。此後，抗戰史的研究就發展較好，但期間也有反覆，一位領導就曾質疑：「國民黨是正面戰場，難道我們共產黨是反面戰場？」

辛亥革命的定調，也經歷了緩慢的變化。金以林說，民國史前兩卷還強調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了1996年中共十五大明確講是民族民主革命，十五大報告徵求各省意見時，還有人問：中央為什麼不提資產階級革命了？

黃道炫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高層對一些問題的敏感度也在下降，同時民國史的研究確認的一些事實，對於黨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影響和推動。

「當年共產黨和國民黨互罵共匪、蔣匪，現在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中央領導打電話去祝賀，稱呼對方是‘貴黨’。這不僅反映了歷史的變化，也反映了歷史觀的變化。」楊天石說。

「想顛覆以往研究，不容易」

儘管金以林三番五次地說明這次出版不是官方修史，沒有受到政治的影響，臺灣記者在電話中開口就問：「我們中華民國還在呢，你們就給我們寫歷史了，這是否違背九二共識，怎麼解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汪朝光接受《人民日報》的採訪，被登載在「國內政治」版，有朋友問，是否有某種用意？

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國共關係研究很多都不敏感，敏感的是國民黨官員的評價，因為很多國民黨高官的後人還在，有些人可能還有一段不愉快的經歷，比如「文革」和反右，他們對這些事很在意，這是相當棘手的問題。

他還提到，1961年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選集，充斥批判性的語言，1978年後出的文史資料，對同樣的人又有溢美之詞，娶了三個老婆的，抽大煙，貪贓枉法勾心鬥角，這些事又不能寫了。「政治的影響也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單一。」

「外界說我們有很大顛覆，其實只是吸收了之前的研究成果，要想顛覆，不太容易。」汪朝光說，「我們確實沒受到任何干擾。不過作者處在這個時代，自我有一些設限，下筆的時候就有猶豫。」

與40年前相比，民國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但與現實政治關係依然密切。

「就抗戰來說，我們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還有很大距離。」楊天石說。

韓信夫的遺憾是，沒有把「國民黨軍」改成「國軍」，「我們只能在歷史條件允許的範圍內，做到尊重事實」。

人物傳沒收入中共領導者，是幾位參與者共同的遺憾。「共產黨跟國民黨在民國時期有分有合，董必武還跟宋子文一起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呢，怎麼能夠不上呢，這個說不過去。」韓信夫說。

對於大陸的民國史研究來說，一個更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把已有的研究成果，讓更多的民眾知曉。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曾跟近史所聯繫過，「要麼講北洋軍閥，要麼講宋氏三姐妹。」一位知情人透露。

楊天石曾經在「百家講壇」講過「戊戌變法」和慈禧太后，之後有人建議講講蔣介石，有關人士說，現在還不是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