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祖笙：我在大監獄和小監獄
１
我被關押後，妻和母親、岳母大放悲聲，仰天而哭。母親和岳母今年同是86歲高齡。母親為打探我的消息，在四處奔走中摔傷了右腿。我在死亡線上掙扎煎熬了5個白天，6個夜晚，獲釋後簡直不敢相信鏡中急劇消瘦者，是本微胖的自己。嚷著要瘦身的妻，也驀然顴骨突出。
從小監獄回到大監獄，雖經內人悉心調理，但我仍覺身體不適，慵懶得要記錄這段人生的磨難，也一拖再拖。文字在瘋狂的強權面前何其蒼白，充其量只是為歷史留下了一點印痕。而這在他們抑或只是又一次開始。我知道不將我夫婦倆折磨至死，惡勢力是不會收刀檢卦的。
一個溫文爾雅的作家，怒言要殺了某個政法委書記，雖說的只是氣話，但其間無疑蘊含了故事，也給人以足夠的想像空間和反思。在我哪怕只是一種憤怒的排遣，固然也不該說類似的氣話，但這從又一個側面所凸顯的，又何嘗不是傷天害理的殘酷迫害，強加給人的難耐呢？
憑藉我在外力作用下所說的一句氣話，就迫我蹲班房，並折磨我全家，所引發的心理暗示適得其反，會使人油然推斷：一個作家不堪長期迫害，只說了句氣話就要吃牢飯，那麼寫下過大量令當局不悅的文章呢？匪類惱羞成怒、投鼠忌器殺了其孩子，這八成也是幹得出來的。
我一家所遭受的迫害，要比外界所知道的更為嚴重。為免自己處境更加艱難，有些事情我不能對外詳述。講述這次的無妄之災以及事件背景，我也只能是以粗線條的形式，大致勾畫，有所取捨。在全然不講法理和道德的荒野，文字的言說有如羊膻，有時只會招來狼群而已。
２
他們僅憑一句氣話，就在8個多小時裡將一個作家囚禁在鐵籠內，隨後又將我關了5個白天，6個夜晚，只是一種幌子和警告，其真正目的在於鉗制我的生命自由和言論自由，以阻止我擺脫迫害，逼使我繼續處在高壓之下。我的被抓起因上街賣房，故而不能不講述賣房的背景：
正月期間國保和片警登門，我就已坦承自己的打算：妻子取環後一直沒懷上孩子，我夫婦倆準備用房產抵押，向銀行貸款35萬元，拿5萬元去找出妻子不孕的原因，用30萬元開個商鋪，以免被封殺後坐吃山空。國保聽後當初還挺高興，說這樣的話，政府對你廖祖笙就放心了。
我不該明說不準備在本地經商。每次有人和我夫婦倆說起夢君，我們的胸口就要痛上一次。這還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還是因為這般「和諧」生態，使我夫婦倆感覺到了僻壤的恐怖。當時我因言被「取保候審」，行伍出身的我家鄉觀念較強，不想讓家鄉官方陷得更深。
結果貸款遇到阻礙，銀行的人說有批示「不宜貸款」。我致電國保，請求予以協調，國保要我夫婦倆去找政法委領導，我夫婦倆去了，但在推三阻四中看不到助人的誠意，於是寫了篇文章向上反映自己的生存困境，豈料次日公安就「命令」電信對我家斷網、斷電視到現在。
憋屈和恐怖的不只這些。我家曾被警方包圍過，我也屢被傳喚，被騷擾，房門旁被刻有侮辱我的字畫……許是巧合，在我發布《何以最好的改良是解散中共》的當天，有人拉了滿滿一車的煤氣罐，把車停放在我窗外任其暴晒，我夫婦倆找了保安兩次，司機才來把車開走……
我夫婦倆的社交圈不斷遭到破壞。某些人對我的故交做了什麼或說了什麼，只會比我更清楚。已有故交告訴我們，有司某官員曾向其明示，誰和我走得近誰就沒好果子吃。在故鄉我夫婦倆再不能像當年那樣，宛若水中的游魚，而是被隔離開來，難於和鄉親們有正常的交往。
在維穩經費高於國防開支的「和諧」年月，悲慘的人生會衍生出巨大的食物鏈，也可能或多或少滋生著貪腐。早前在家鄉亦商亦文，也曾春風得意的我，這次回鄉定居，有著前所未有的孤獨感。我夫婦倆發現我們無盡被啃食人血饅頭的男女糾纏，這並非我們所想要的生活。
心靈的傷口鮮血淋漓，回鄉後非但不能癒合，在換了政法委書記後反而被不時撒鹽。這個政法委書記和其前任大為不同，迄今不曾找過我，我夫婦倆去了政法委幾次，也一次沒見著他。我覺得他官僚，工作方法不如前任，簡單粗暴，對他有所抱怨，認為他有責任制止迫害。
前陣子我遇到信訪局局長，也讓局長給政法委書記帶話，要其制止迫害。我說我家已是被斷網、斷電視兩百多天了，就這事，我已向縣裡的多部門反映了兩次，但到現在沒人管，這讓我夫婦倆真沒辦法正常生活，這樣會逼得我夫婦倆跟人拚命。不料這也成了「證據」之一。
我夫婦倆在當局對我們斷網、斷電視不久，就已感到心寒，決意賣掉房子離開，但在街頭貼出的賣房小廣告往往很快被撕掉，而且有一陣專撕電話號碼。在僅有的3家中介放盤，不見任何效果。總算熬至房產交易旺季，電話的接聽又出現明顯的異常，於是只能上街擺攤賣房。
３
我夫婦倆被鄉親們反覆問及賣房的緣由，我一遍遍講述，一天天聲音嘶啞，後來說得煩了，於是在A4紙上列印了兩段文字，簡述自己的賣房緣由。黨國警察在抓我之前，就已多次來搶奪這張貼在我們自己摩托車上的A4紙。隨後我便有所風聞，當局在準備把我給「弄進去」。
2011年10月16日下午4時許，我夫婦倆像往日一樣在市民廣場上靜靜坐著，突然來了一群穿制服的警察，說要對我夫婦倆進行傳喚，我要其出具法律手續，他們說去後會把手續補給我（後來沒給）。我們不想去，結果十幾個警察個個凶神惡煞一般，將我夫婦倆硬往警車裡塞。
警察的蠻幹，當即招來大量群眾的圍觀。我也感到窩火，故隨口說了句，你們這樣搞，等於是在逼我夫婦倆去殺了政法委書記×××。後來警方竟倒果為因，製作對我的處罰決定書時，寫成民警巡邏至廣場時，看到有很多群眾圍觀，經詢問得知我在揚言要殺掉政法委書記。
在那樣的情況下，別說我被逼得說出了那樣一句氣話，就是說出了任何氣話，均屬正常。街上每天說了類似氣話的人，也大有人在，而且還有說得更激憤的，倘使個個都要像我一樣，被當局另類「以言治罪」，就是把整個中國的樓房全部改成囚室，只怕也還是要人滿為患。
在肢體衝突的過程中，我妻子的提包和衣服被警察們扯壞，手腳也多處被他們抓破並現出淤青。被控制在警車裡了，我妻子拿在手上的摩托車頭盔還被一名警察搶走，扔在車外。妻子要求車外的一名警察幫她撿起頭盔，那警察一腳把頭盔踢出了老遠，說：「去你媽的頭盔！」
在警局我夫婦倆被他們分開扣押。他們解去我的皮帶，之後對我全身上下進行搜身，接著將我關進一個兩米見方的鐵籠子，開始給我做筆錄。他們這次共給我做了兩次筆錄，第一份筆錄側重於問賣房的事，第二份筆錄則圍繞我的那句氣話以及我過去寫下的政論、時評訊問。
做第一份筆錄時，我幾次問他們百姓賣房不能如實講述賣房緣由的法律依據何在，他們依然答不上來。有人在等著看筆錄，也許是他們自己也覺得僅憑我上街賣房，就弄我去蹲班房，理由不夠充分，操作邪門，於是後來又給我重做了筆錄。以前他們傳喚我都只做一次筆錄。
做筆錄並花不了多少時間，但我夫婦倆在警局卻被拘禁了8個多小時。當時我多次強調家裡有兩個86歲的老人，我母親和我岳母見我夫婦倆遲遲未歸，肯定會受到驚嚇，但說了和沒說一樣。那時我就感覺這是惡意的報復，他們在折磨我夫婦倆的同時，不惜折磨我家裡的老人。
其間我幾次上衛生間解手，也都有幾個警察跟著，而且不讓把衛生間的門給關上。後來我和妻子見了面，妻子說她上廁所時，狀況與我相差無幾，區別所在，只是近距離監視她上廁所的，是一個女警察。那天我衣著單薄，被他們長時間拘禁在那個鐵籠子裡，感覺又冷又餓。
妻後來在拘留所探視我，說為她做筆錄的警察，當時只顧埋頭書寫，根本就是在自問自答。他寫一會兒，拿出去給頭頭們看看。回來後又寫一陣子，又拿出去給頭頭們看看……常被國保騷擾的我知道所謂的筆錄是怎麼回事。看到妻驀然消瘦並淚眼汪汪，我的心裏滿是憐惜。
筆錄做完了，國保們隔著鐵籠子的欄杆和我沒完沒了東拉西扯，主要圍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圍繞著我那篇《何以最好的改良是解散中共》說事，二是說我在一些文章中為身陷囹圄的異議人士說話，是在搞「串聯」。他們嘻嘻哈哈，儼然在這種折磨中，感受到了一種快意。
快深夜一點了，警方宣布對我拘留5天，准許我妻子回家。他們要我在拘留書上簽字，我拒簽，並憤然指出：「這是中國法律的恥辱！這是中國人權的恥辱！」要和妻子分開時，我不只一次對我妻子說：「記住，不論發生什麼事，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一定不會自殺、自殘！」
４
被押送到拘留所後，我剛扎上不久的皮帶又再次被解走，被警察又搜了一次身。我被關進了一個通常情況下，能關5個人的號子，大統鋪上當時已經睡著兩名被拘留人員，這兩個人後來被挪到了隔壁的監倉。在被囚禁的6個夜晚當中，我單獨一人在這個號子裡捱過了4個夜晚。
號子裡裝有攝像頭。我得知這個攝像頭在將我關進來的前兩天，加裝了一條視頻線。我看到新連接的視頻線露在塑料管外面，介面嶄新，亮閃閃的。「臥室」沒門，窗戶上無擋風玻璃。「臥室」外有個小「天井」，上面罩有鋼網，「天井」裡有個洗臉池，還有個蹲式馬桶。
我在這的遭遇連殺人犯都不如，吃喝拉撒睡均得在牢門內進行。隔壁監倉關有一個燒傷了手腳的殺人犯，白天有家人照料，晚上有被拘留人員照顧，他能在別人的攙扶下到外面的走道上吃飯、聊天、晒太陽。而我不行，不能放風，也不能和其他被拘留的人一塊進飯堂吃飯。
其他被拘留人員相對自由，白天的監倉門是開著的，可以自由進出，能整天在外面的走道和一個院子裡活動。而我在被囚禁期間，只在短時間內4次走出過監倉：第一天和第二天，在所長的准許下在走道上呆了一會兒，第三天因妻子探視出來過，第五天國保找我談話出來過。
一日三餐有人按時送來，伙食極差。米飯顏色奇怪，透著淡淡的藍色，這種米飯是我先前所不曾見過的。我有所顧慮，加上也根本就沒有心情吃喝，因此差不多是餓了5天。有時飯不沾唇，有時則勉強自己吃兩三個湯匙的米飯。心想不要餓倒在這地方就好，能活著出去就好。
每天的飲用水，也是有人隔著鐵門上的監視孔給我遞來的。我對這種「專門為你一個人這樣服務」的特別監管方式，內心充滿了不信任，但是每次把送來的茶水或白開水都禮貌地接下，並向送水者道謝，之後就把水杯放到一旁。實在渴得受不了，我也寧願喝點自來水解渴。
這個號子裡本來有三張凳子：一個塑料凳，一個竹編靠背椅，一張籐椅。但在我被關進來的第二個上午，全被拿到了外面的走道上。看守在將我單獨攆進號子時，我要帶個凳子進去，不讓帶。於是我基本上得在大統鋪上坐臥，日夜的一舉一動，都在那個攝像頭的監視之下。
第4個夜晚十分恐怖。外面有人來回走動，這個監倉的鐵門拉栓時不時被人輕輕轉動或是拉動，直鬧騰到半夜。單獨睡在號子裡的我，內心七上八下，在這期間因了那聲響，也一直睡睡醒醒。這個夜晚，我感覺特別的無助，覺得自己就像是一隻隨時可能被人輕輕捏死的螞蟻。
一方面我被隔離關押，一方面每天有人隔著監視孔找我說話，這些人裡有看守，也有被拘留人員，說的話宛若一個模子裡倒出來的，那就是異口同聲叫我不要再寫文章了。我在被關的第5天，仍在問為什麼一直這樣將我關著，不讓出去放風，有人答曰：「因為你是政治犯！」
這天上午我向拘留所方面提出最好讓我晚上一點前回家，省得我在外面接受採訪時說他們超期羈押。結果當天下午，有兩個國保來把我叫到會議室談話，談的都是我接受境外媒體採訪的事。國保說，你以後有任何「違法犯罪」的事，我們都不會對你再客氣，我們盯上你了！
５
陰森的牢房關得住人的肉身，但關不住人的思想。妻子給我送來的恰好是一床軍被，我躺在軍被裡，又冷又餓，晚上聽到樓頂武警巡邏的腳步聲，白天聽到他們在操練在打槍，想想這國家已是成了這副模樣，想到自己竟也身陷囹圄，想到當兵在外的日子，就覺得真夠諷刺。
在看守所裡苦熬，雖然度日如年，使人難耐，但想到就是坐在家裡，我一家人就連上個網、看個電視，在「和諧社會」也已變異成了一種奢侈，內心不由有了對大監獄和小監獄的對比，有了「既來之，則安之」的泰然。其間我也浮想聯翩，想得較多的，是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反對的艱難。想到我寫評論後所遭遇的種種，想到我為反對而付出的慘重代價，被關後竟還不能和殺人犯、盜賊、搶劫者等等，同等享有十分有限的權利，便也真切體會到了中國反對派人士所面對的是怎樣的凶險和艱難。容不得任何反對的黨國，來得真可謂窮凶極惡。
二是為這個黨付出不值。我立過軍功，為黨國付出了青春中最美好的年華，在部隊機關每天工作到深更半夜，當時勞累得自己的身體幾乎垮掉，回到地方後，在寫作中也多為忠告，嘔心瀝血，華髮早生，可在我遭受接連不斷的迫害時，這個黨在哪裡呢？黨的正氣在哪裡呢？
三是這個黨莫非朝中無人？若非朝中無人，何以手段極其下流，竟要長期默許縱容公安來對付一個苦難的文人？警察的工作職責真的是不擇手段修理作家嗎？文字上的事情本當在文字上解決。學會傾聽不同的聲音，學會高貴、優雅並走向博大，在政治團體而言到底有多難？
那些天，我每天在逼仄的號子裡不時來回踱行，想到了「蠢人執政＋惡人執政＝和諧盛世」的混帳公式，想到了一些本來不難解決的社會問題，卻一直這樣久拖不決，想到了大江南北的慘像萬千和悲聲四起……當然，我同時也想到當局對我百般折磨，實無必要，且無意義。
何以沒有必要？我不過是一介文人，而且是個心如死灰、言說場地非常有限的文人，黨國犯不著在我的身上不斷浪費國家資源，甚而動用國家機器，更犯不著為悲慘若我者有失「大國」風範。我再怎麼說也是個文化人，與其愚蠢到用強權壓服我，毋寧嘗試從心靈上折服我。
何以沒有意義？我清楚地知道我為何而活。於私而言，我希望孩子的亡魂能安妥，希望正義得到伸張，祈盼司法重拾尊嚴。於公而言，我希望看到國家有公平、正義、民主、法治實現的那一天。故此別說關我5天，就是將我放逐於荒島，活著我就必會以百般的堅忍迎接朝陽！
６
我在22日天亮時分，終於被允許回家。回來後電話的接聽更是異常，我的一些親人在使用電話時也發現反常。一場噩夢，未必就已經過去。我肯定永遠忘不了自己被關在鐵籠子裡的情景，忘不了被囚禁在號子裡的一幕幕，忘不了母親右腿的傷口，忘不了妻子婆娑的淚眼……
黑夜醒來，我仍然不敢相信正居住之處，就是生我養我的家鄉。我從20歲開始就走南闖北，去過不少地方，人見多了，鬼也見了不少，可我這幾十年來在異鄉所遭受的凌辱，加在一塊，也不如這一年多來在家鄉所遭受的十分之一。還能再說廖夢君的慘烈遇害是地方行為嗎？
當初我不過是希望政府正視百姓的看病難、上學難、買房難，撰文談論的不過是一些民生的問題，結果卻「莫名其妙」家破人亡，隨後在國內傳媒和網路完全失去了表達權……我夫婦倆創傷纍纍回到家鄉，豈知家鄉在世事蒼茫中，竟然也是物是人非，竟是這樣的一番景象！
許多時候，我在讓自己努力去理解。長期以來，我也一直在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可換來的是什麼？換來的是步步緊逼，換來的是一次次迫害的升級，一次次對我夫婦倆做得更趨惡劣！我夫妻倆就是再柔善可欺，在這種「大環境」下胡作非為就是再安全，也不能整人無度啊。
這種罪惡體制下的公門中人，除了「當今聖上」，哪個吃公家飯的，會沒有「上面」？「上面」如何如何，不論在現在還是在將來，都不能真正成為逾越起碼底線、放任自我沉淪或助紂為虐而免於良知叩問的充足理由。「上面」讓你整人你就去整人，你到底是人還是機器？
既然我的回鄉在有些人來說是個麻煩，那麼就乾脆給我夫婦倆辦兩本護照，讓我們走得遠遠的，一了百了好了。可我夫婦倆的出境自由被非法剝奪。那麼，我在本國自由遷徙，另換個環境生存，這總可以吧？然而似乎不行，只是想賣了房子走人而已，居然也會被弄成這樣。
我曾以為在故鄉能安放一張書桌，現實告訴我這完全是奢望。我曾想盡一分孝道，陪伴著兩位老人走完最後的人生旅程，但他們總讓老人哭泣，並一次比一次受到更嚴重的驚嚇……我不過就是在文字層面表達了不同的觀點而已，一個「泱泱大國」，何至於此，何至於此啊！
一處窪地的淪陷，何嘗不是整片荒野全面呈現扭曲的反射呢？沿襲了幾千年的某些道德傳承，而今竟然不要了，已在棄之如敝履了。一個國家的是與非、對與錯、罪與非罪，也反覆出現了公然的模糊化。那麼，往後讓這國家雨霽雲收或奔向井然有序的起跑點，又是什麼呢？
史無前例的人生大痛，加上回鄉後所深味的種種凌辱和悲涼，使我夫婦倆已是無法承受更多的淒風苦雨，我們早就受夠了這種喪盡天良的「定期修理」，寧可隱居於深山野墺，也不想再領受類似變態的高壓。故鄉讓我們這般傷感，就是房子不要了，我們也將尋找新的開始！
寫於2011年10月28日（廖夢君同學慘烈遇害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黃岐中學，「偉光正」與絕人之後的惡魔連袂共舞第1930天！廖祖笙居所被反動當局連續斷網、斷電視231天！遇害學生的屍檢報告、相關照片及「破案」卷宗是「國家機密」！作家廖祖笙在國內傳媒和網路的表達權被黨國非法剝奪！廖祖笙夫婦的出境自由被「執法」機關非法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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