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挖、撞、潛、飛 千方百計為翻牆(組圖)

東德民眾28年翻牆史

美國總統肯尼迪針對柏林牆說過一段話:「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從未建造一堵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裡面,來防止他們分開我們。」「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1961年8月12日晚上,《柏林牆》一書作者弗雷德里克剛剛13歲,他的父親在這天心臟病發作,聞訊趕來的鄰居立刻對他的父親採取搶救措施。這時有人打開了電視機,閃爍的黑白畫面顯示的是一個城市,裡面有憤怒的人群、挎搶的人、帶刺的鐵絲網,還有幾輛巡邏車。

也就是在這天晚上,100多萬柏林人上床睡覺時,恐怕和這位13歲的少年一樣,並沒覺得和往常有什麼不同。午夜過後,黑暗無人的大街上突然警笛狂鳴,坦克帶領著滿載東德軍隊的卡車一直開到東西柏林之間的邊界線,頭戴鋼盔的東柏林警察乘車前往主要通道站崗,士兵從車上卸下木樁、鐵絲網、水泥柱、石塊、鎬頭、鐵鍬。

第二天,整個柏林人聽到的第一條新聞是:「華沙條約國請求東德政府對柏林內部和周邊地區建立有效的控制。」一個小時內,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81個路口均被封鎖。東德與西柏林間所有的交通路線全部切斷,地鐵和有軌電車也不再通行。

「必須看起來民主」

1945年2月,二戰接近尾聲,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三巨頭在雅爾塔約定,由這些國家的人民通過自由選舉建立民主政府。然而,斯大林似乎對民主選舉並不感興趣,他真正想要的是藉機擴大蘇聯的勢力範圍。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柏林被劃為四個佔領區,而人們習慣稱蘇佔區為東柏林。

波茨坦會議之後,在關於最終「允許」三個西方盟國在柏林擁有各自防區的談判中,西方盟國認為自己犯了一個極其嚴重的戰略失誤。西方盟國同意由蘇聯總指揮簽署所有命令,並在另行通知之前都具有法律效力,這為今後柏林和德國的分裂埋下了伏筆。

這年5月,一個名叫烏布利希的德國人悄無聲息地進入柏林,這位來自蘇聯的流亡者,一直嚴格執行斯大林的政策,他依托蘇聯的支持,很快在柏林建立了親蘇的臨時政府。

烏布利希極力推行「副手體制」,其宗旨就是各個重要的行政機關一把手可以不是共產黨員,但副手必須是烏布利希的人。最關鍵的是,以烏布利希為核心的東德黨中央必須服從他們真正的「老大」——蘇聯軍管局。而烏布利希所信奉的原則就是他曾經對下屬所說的:「必須看起來民主,但我們必須掌控一切。」

烏布利希借由蘇聯在柏林的優勢地位,依靠他所組建的團隊更加忠實地執行斯大林的意圖,努力整合國內各政治勢力。1946年4月21到22日,在東柏林的德國國家歌劇院內,合併同類項之後的德國統一社會黨成立,烏布利希的權力如日中天。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團隊可以在蘇聯的政治體系中獲得穩定的地位,甚至是要在冷戰中充當急先鋒的角色。

「鐵絲網出現的星期天」

1949年5月23日,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合併後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五個月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蘇聯佔領區宣告建國。德國雖然就此公開分裂,但柏林的角色卻依然曖昧。

1961年初,潛伏在東德的美國間諜發回了讓美國決策層感到不安的情報:由於東德經濟狀況持續惡化,加上西方媒體永不停息地揭露各種黑幕,越來越多的東德公民開始通過關係逃入西德。

赫魯曉夫一再提醒烏布利希,他馬上要和美國總統在維也納舉行歷史性會談,在這期間不希望柏林「出事」。而就在1961年維也納會議舉行後第2天,烏布利希秘密組織了1500名警察趕往東西柏林邊界。經過細心策劃,東德政府當局決定在8月的一個星期天進行邊界封鎖,因為在週末的時候,工人通常會和家人在一起。

1961年8月13日凌晨1點11分,華約組織發表聲明:通過欺騙、賄賂和要挾,西德政府機關和軍事機構幫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境內一些立場不堅定的人逃往西德??華約組織成員國必須採取必要措施保護自己的安全,而首先要保護的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安全。與此同時,第一批帶刺的鐵絲網已經被拖到東西柏林邊界。

根據美國蒐集的情報顯示:當赫魯曉夫聽到東德開始修筑柏林牆的報告時大吃一驚。他擔心此舉會觸怒西方,引起整個西方對蘇聯實施經濟制裁,害怕與肯尼迪的衝突進一步加劇,甚至擔心會引起與西方的戰爭。

不過,赫魯曉夫隨後的講話足以體現出他已經被逼得沒有退路了:「柏林牆是阻止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籬笆,德國工人階級修起這堵牆後,惡狼就再也別想闖進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弗雷德里克所著《柏林牆》一書中提到:8月13日之後,在貝瑙爾大街的西柏林人的日常生活頓時陷入混亂。以前,他們常常去東柏林購物,孩子們放學後會到花園大街旁的旱冰場溜冰,星期天他們會去弗裡德裡希斯海因公園附近的童話泉野餐,而這些在13日之後早已灰飛煙滅,甚至經常去的教堂也被隔在了東柏林。這個週日被柏林人稱作「鐵絲網出現的星期天」。

被困的東柏林人紛紛從自家窗戶跳到屬於西柏林的貝瑙爾大街上。而東德警察意識到有人可能逃走,於是進入樓房展開搜查。與此同時,西柏林的人群、警察和消防隊員都趕到了貝瑙爾大街,在樓下鋪開充氣墊。這場激烈的東柏林人命運抉擇戰,通過各國通訊社在西柏林的記者站,以及眾多電視臺鏡頭,很快就傳到全世界。

10月4日那天,蘭瑟準備藉助晾衣繩從貝瑙爾大街公寓樓的樓頂滑入西柏林。在公寓樓下的大街上,西德消防人員已經鋪好充氣墊準備營救他。東德警察卻步步緊逼,蘭瑟在未找準氣墊位置的情況下縱身一躍,30歲的他結實地摔在地面上,幾分鐘後就死去了。

蘭瑟事件後不久,所有居住在該區域的354戶居民被勒令10月21日前搬離,以此防止居民逃走。

東德中央機關報《新德意志報》稱讚了封鎖邊界所代表的偉大意義。「對戰爭販子來說,這是黑暗的一天??歷史的軌道已經轉向了和平??工人們對勝利的回應是刷新的生產記錄。」該報頭版社論的標題為《一目瞭然的局勢》。社論中如此描述西柏林政府當局:「只需輕輕一擊,就可看出他們的政策多麼腐化,他們的境遇多麼岌岌可危。」

接著,烏布利希判斷,邊界封鎖已是既成事實,誰也無法否認。東德政府安排了一些集會,讓統一社會黨領導幹部發表演講,並讓民眾展開自由討論。在討論中,一經發現有異議的知識份子做得太過火,他們立刻就會被認定為「反動分子」,很快被秘密逮捕。

1961年之後,東德政府開始對國內有過西德經歷和背景的人進行清算。所有在東柏林生活但曾經在西柏林授過課的教師,被終身禁止在東德的教育系統工作。

曾經在西德求學的東柏林學生,也會受到懲罰。這些「西德學生」被劃為階級鬥爭分子和工農國家的叛徒,此類學生被「明確」禁止在東德繼續完成學業。學理科的學生直接被派往工業企業工作,一段時間後,經領導同意,他們可能獲准回到東德的高等教育機構繼續學習。

而那些學文科的學生則沒有這麼幸運。在政府頒布的命令中:「凡是在西柏林學習社會學科目的西方學生,包括大學即將畢業的西方學生,都將一律派遣到生產加工部門工作。」1961年上半年,大約1500名東德人因為政治罪被逮捕。1961年下半年,這個數字增加至7200人。

西柏林婦女爬上梯子,望著對面的「遠方」。柏林牆所隔斷的,不僅僅是德國人的遷徙自由,更隔斷了德國人的精神家園

1961年8月15日,本來正在柏林伯諾爾大街東西柏林邊界巡邏的東德士兵舒曼,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突然跨過鐵絲網,奮力逃向西柏林。而他的家人在這之前已經逃到了西柏林。攝影記者雷賓用東德產埃克薩克塔牌照相機拍下了這張舉世聞名的照片

封鎖意味著翻牆的開始

從德國被劃分為不同的佔領區時起,就不斷有人從東德逃向西德,截止到1961年,陸續有近350萬東德人逃亡西方,佔東德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約有6000名醫生和藥劑師、8000名司法人員、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師和工程師。

封鎖終究會被自由衝破,翻牆成功的故事陸續上演。1961年8月15日,負責守衛邊界的19歲的東德士兵舒曼,頭上戴著鋼盔,肩膀上掛著自動手槍,不停地吸菸,偶爾朝西柏林抗議者們看過去。

來自西柏林的慫恿聲越來越大。一輛西柏林警車開過來停住,車裡人出來與車外的人一起高喊著:「過來!過來!」舒曼突然扔掉手裡的香菸,跑向鐵絲網,到達邊界屏障的時候,他扔掉手裡沈重的武器,躍入西方。攝影記者雷賓用東德產的埃克薩克塔牌照相機拍下了那張舉世聞名的照片。照片裡的舒曼戴著頭盔,穿著長筒靴,在跳過帶刺鐵絲網的那一刻被鏡頭捕捉到了。

在邊界封鎖的最初36個小時內,就有超過9名邊界守衛逃到西柏林,有的是跳過鐵絲網,有的是從底下鑽過去,特別是邊界屏障建起來後的一個月內,有一支68名特別警察部隊成員逃到西柏林。其中,有37人是像舒曼一樣的單獨逃亡,有12人是兩兩結伴逃跑的。

波茨坦廣場之下的大地鐵站已經關閉,地鐵仍通過該站,但從來都是甩站通過。這條路線從西柏林起,往北行穿越東柏林,然後再返回西部。乘客們會看到地鐵站台上站著全副武裝的警察。另外一條從西往東的跨區地鐵線路,也被截斷,而奧托格羅提渥大街則成了它的起點。

8月18日凌晨1點30分,6輛卡車起重機分別抵達波茨坦廣場、柏林皮卡迪利廣場、布蘭登堡門以南的哥倫布圓環廣場,從卡車起重機上卸下幾十塊水泥板。大約40分鐘後,來了一隊由消防車、混凝土攪拌車和泥水匠組成的「施工隊」。在東德警察的監督下,他們開始建造橫跨整個廣場的屏障。5點過後,他們留下一堵混凝土牆,牆的頂端蓋著兩排陰模塊,總共5英尺多高,上面的金屬條的主要功能是用來穿帶刺的鐵絲網。

在隨後數週內,這道邊界屏障依然主要是由設置在交通線路上的帶刺鐵絲網、木頭和水泥板構成,而其附近都有全副武裝的警察在巡邏。與此同時,毗鄰西部的建築物門窗全被水泥封住。但讓烏布利希頭疼的是翻牆率仍然居高不下。

利特芬和霍夫在翻牆時被亂槍射殺

並不是每一個翻牆者最終都能擁抱自由世界。曾經在西柏林開服裝店的岡特爾·利特芬則沒有這麼幸運,這位24歲的男青年在8月24日下午期望通過連接東西柏林的輕軌橋走到西邊去,但很快便被東德警察發現。他開始朝著其中一個碼頭狂奔,然後一頭紮進洪堡港的水中,奮力朝西柏林的方向游去。

利特芬離東岸已有大約25碼。這時,一名邊界守衛向利特芬四周掃射。當這名邊界守衛停止「瞄準掃射」時,利特芬沉入了水中。事後東德警察描述:一顆子彈從他的脖子後面射入,貫穿了他的下巴。

300多名西柏林人親眼見證了這場殘酷的殺戮,卻只能嘆息。東德警察將利特芬的屍體從洪堡港昏暗的水中拖出來。作為翻牆者,他只是希望回到他已經適應了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當中去。然而,他卻丟了自己的性命。

東西兩邊的人都被震驚了,因為開槍僅限於鳴槍示警,沒有東德政府高層的秘密指令或者是暗示,邊界守衛根本不可能隨意開槍。幾天後,27歲的霍夫在游往西柏林的途中也被槍殺了,而霍夫選擇的路線則是橫穿泰爾託運河,游過這條河可以直達美國佔領區。

因為開槍,東柏林人心開始不穩。一週後,《新德意志報》刊登了一篇用來平息局勢的文章。文章把利特芬稱為同性戀,並且編造了他的生活方式。文章暗示,利特芬受到西柏林風流社會的引誘,從而犯下了可恥的錯誤,而且是和霍夫有洗不清的關係。

「牆」成了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

1961年9月20日上午8點半,在烏布利希欽定的繼任者昂奈克的主持下,東德黨中央召開了一個特殊會議。在此次會議上,「邊界安全體系的不足之處」被明確表述出來。昂奈克嚴肅告知與會的各部門官員:「必須阻止一切跨越邊界的企圖。」

他們討論的一切事務都與如何加固柏林牆有關,包括剛提議的新修18至20公里邊界牆;修建車輛無法通行的壕溝,以阻止卡車或公共汽車的靠近;增加豎立起來的水泥板和邊界屏障,在通往邊界通道上鋪設少量沙礫,以便更容易偵查。

這時的柏林牆已經超過了單純的「牆」的物理意義,而是一套龐大複雜的系統工程。靠近西柏林的那堵牆被加高至3.5米至4米,牆頭鋪設一根鐵管使人無法攀登翻越,靠東的牆大體也差不多。兩牆之間是一條寬窄不等的狹長地帶,作為控制區,其中建有一條寬6-7米的軍車通道,在108公里長的地段挖有攔截汽車的坑道,有的地方深達5米。沿著柏林牆總計有265個警戒塔、137個碉堡和274個養有警犬的設施,牆上普遍裝有報警器和照明設備,一接觸鐵絲網就會發出警報聲。

不過在反車輛障礙加固之前,有一列火車成功地突破障礙進入了西柏林。12月5日,27歲的火車司機哈里駕駛一列旅客列車,在到達東西柏林邊界火車站後,以最快的速度撞毀阻擋在火車軌道上的邊界障礙,沿著還存在的鐵軌,進入西柏林斯班道的安全區域。火車上共有32個人,其中的24人,包括哈里的7名家人以及他的司爐工哈姆特都對這次逃跑知情,而另外8個人則是被稀裡糊塗地帶向了「自由」。

地下組織:假證受青睞

諸多方法中,最受歡迎的翻牆方法還是辦假證。一個名叫「格爾曼」的西柏林地下組織專門為東德人提供假護照,以便讓大家前往西德。而西德官方對「格爾曼」的存在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暗地裡還支持。

1961年之後,「格爾曼」組織利用在西德積攢下的廣泛人脈,根據有意向翻牆的東德公民的長相,在西德尋找長相相似的公民,之後再「借用」西德公民的護照,通過西德外交圈和官方的線人,把護照交到相對應的東德人手裡。

維格爾代號為「黑鴿」,是「格爾曼」組織的骨幹成員。他不僅前往東柏林做「通訊員」,還會去一些外國城市,收集大量空白護照。外國的同情者還會主動來找他們。維格爾記得其中一個人來自比利時,提著一大箱子護照,還有一枚家鄉城市的官方印章,這枚官方印章可以讓東德人堂而皇之地進入西柏林。不過這個組織更喜歡使用比較「低調」的歐洲國家的證件,因為使用英國、美國或者法國的護照可能會面臨更嚴格的檢查。

很快,這個組織便學會「篡改」現存護照,這種「本事」讓他們的服務更加受到翻牆者的青睞。一旦這些已經「篡改」好的證件被送到東柏林,翻牆者們要在「格爾曼」的指導下熟記護照持有者的「簡歷」,並要與護照的細節一致,接著要學習一些該國語言中的常用短語。最後,「格爾曼」成員還要培訓翻牆者如何填寫出境文件,以及如何應付東德邊檢人員提出的任何難堪的提問。

「57號地道」:富克斯的翻牆事業

「57號地道」是由一個叫富克斯的人挖掘的,誕生在東德政治空氣非常沉悶的60年代。之所以被稱為「57號地道」,緣於通過這條地道逃亡的人數是57人。柏林牆建成之後,富克斯和妻子以及孩子從東柏林逃了出來。和很多翻牆的東德人一樣,富克斯也是激情洋溢的反蘇主義者,並且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幫助其他人翻牆到西柏林的事業中。

地道挖掘工作開始於1964年春天,富克斯小組成員從西柏林貝瑙爾大街附近一個麵包店潮濕的地下室開始挖掘,他們在邊界下邊挖了150米,地道的出口開到東柏林史特利茨大街一套公寓的浴室內,開口有一米寬,被一個包裝箱遮蓋起來,要進入地道只需推開這個包裝箱。

富克斯很善於「找」錢,用來支撐地道挖掘,其中包括德國記者的15000西德馬克,也包括從法國雜誌《巴黎競賽》和倫敦《每日郵報》各獲得的2000美元,而且還以每張370美元的高價把照片賣給美聯社與(美國)合眾國際社。直到最近史料逐漸解密,人們才知道富克斯還收到過由波恩「全德事務部」控制的秘密基金提供的30000西德馬克的資助。

富克斯招募了一群志願者,其中多數是來自西柏林的學生。同時,他還雇佣了一個採礦工程師,以保證地道能得到較好的支撐。在每次逃亡開始的時候,富克斯會派人給翻牆者發一份電報,內容是「艾瑪姑姑突然離世,望立即趕來,吉塞拉。」在接到這份電報之後,這個人要負責通知其他翻牆者,因為這是行動開始的信號。

在弗裡德裡希大街車站,專門有「自己人」負責接應。之後,他們就被護送到東西邊界。在那裡,富克斯的人通過無線電對講機與西柏林的觀察者進行聯繫,而此刻西柏林的觀察者正在柏林牆上觀察東柏林邊境警察的行動,翻牆者會等西柏林觀察者的信號,如果信號允許,他們會趁無人注意的時候進入建築,那裡就是地道的入口。

貴族式翻牆:使館車、潛水艇和熱氣球

還有一種貴族式翻牆服務。這種服務是由在東柏林的外交官提供的,他們把逃亡者藏進大使館的車裡帶到西柏林。擁有外交特權意味著東德人很少檢查挂有大使館牌照的汽車,因為這些大使都來自與東德關係很密切的國家。但是這種逃亡方式的收費並不便宜,從10000西德馬克到15000西德馬克不等。

1968年,一位東德青年自己造了個潛水艇潛過界河到達西德,他用的是摩托車馬達,配上自己組裝的鋼板,還有導航、壓縮氣體等系統,硬是在家造出了一個小潛水艇。這艘潛水艇在水下航行了5個多小時,才從西德那邊冒出來,沒有發生任何事故。青年的逃亡過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機械公司競相聘用該青年為設計師。

最讓人稱奇的恐怕就是「熱氣球」的故事。1979年的一個夜晚,從一個東德家庭的後院升起了一個28米高的巨大熱氣球,氣球下面的吊籃裡裝著兩對夫婦和他們的四個孩子。這個氣球完全由這兩個家庭手工製成,兩個家庭自學成才:從材料學到工程學,從氣體動力學到氣象學,一直到建立實驗室。

經調查,此熱氣球是當時歐洲歷史上最大的熱氣球,已被記入吉尼斯世界記錄!這個熱氣球在通過柏林牆的時候被警察發現。警察開槍射擊,逃亡者操縱熱氣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槍打不到,連探照燈都照不到。警察只好緊急呼叫空軍支援把它打下來。蘇聯戰機立刻出動,但是熱氣球在經過28分鐘的飛行後,已經完成了使命,安全落地。

熱氣球降落後,到底是到了西德,還是在東德,誰也不知道。他們不敢走出這個氣球,就這樣躲在吊籃里長達24小時之久,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禱。24小時以後,軍人來了,揭開了氣球,對這8個逃亡者說出了他們盼望已久的話:「你們自由了,這裡是西德領土。」

「格殺勿論」秘密取消

蘇共二十二大前後,烏布利希開始推行所謂新經濟體制,雖然在行事風格上,烏布利希像極了斯大林,但他並不像以前那樣維護斯大林主義了,而是與赫魯曉夫一起,放鬆了僵化的政治控制,允許商品擁有自主定價權,爵士樂也被允許走入年輕人的生活。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東德平均每個家庭的個人消費增加近25%,這在50年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但東德接著面臨的是一個更致命的挑戰,就是官僚階層的貪腐、尋租以及財富分配不公所造成的巨大貧富差距。

20世紀70年代末,世界銀行公布相關數據表明,依照美元計算,東德人的生活水平比英國人要高,但這一數據與東德人自身的感受不符。事實上,在烏布利希的繼任者昂奈克的統治下,整個國家在政治體制上的結構性矛盾一直被官方所鼓吹的經濟「奇蹟」所掩蓋。

積攢已久的社會矛盾終於在80年代一波又一波地爆發,失業與通脹問題越來越嚴重,對文藝與思想的管制嚴格到扭曲的程度,所有問題伴隨的是東德出境簽證量的直線上升。1984年,東德政府頒發了3萬張出境簽證;1985年,出境簽證的申請人數為2.7萬人;而到1987年,人數猛增到11.2萬。

1987年9月,昂奈克訪問了西德,柏林牆的問題被正式提出。西德領導人對東德「格殺勿論」的命令表示質疑,而昂奈克早已為這個問題準備好了答案,就是西德邊防警察在緊急情況下可以使用武器的規則,並說這個命令是為了人民。雖然昂奈克還在繼續推行強硬的意識形態路線,但東德已經出現了自由化的某些跡象。1987年7月,東德正式廢除死刑。

1989年2月5日晚上11點,兩位年輕男子選擇簡易的抓鉤幫助他們通過第一道腹地牆,這個時候他們並沒有被發現,前面5米遠的地方是一道低一點的圍牆,他們也成功地爬了過去,但他們不小心觸動了警報,探照燈照亮了整個區域。傳說中的「格殺勿論」並非空穴來風,他們立刻被一陣彈雨覆蓋。事後,死者的母親被禁止去看兒子的遺體,但這件事通過海外媒體傳遍了全世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當年4月,昂奈克秘密取消了「格殺勿論」的命令。

牆倒眾人推

在柏林牆被推倒前10個月的1989年1月,昂奈克還充滿自信地說:「當年導致筑牆的條件存在多久,這座反法西斯的護牆就存在多久,50年和100年後它也必定還巍然屹立。」

1989年10月9日這一天,7萬萊比錫人舉行了空前規模的示威遊行,就在這個時候,「當局要嚴厲鎮壓」的消息也在四處流傳。

37歲的家庭婦女蘇珊·羅梅爾也趕來參加遊行,她看到教堂被包圍了,突然意識到自己可能要參與一場流血的衝突。蘇珊事後回憶說:「我想我必須去阻止事件的發生。於是,我向歌劇公園旁站立的民兵走去,其他示威者也走了過去。我們與他們談話,問他們:我們看起來像不像是這個國家的敵對分子?」這一天,萊比錫市7萬民眾的和平示威被載入史冊。

那個宣稱50年100年不變、誰也無法阻止社會主義前進的昂奈克終於無法繼續前進了,他被迫於1989年10月18日辭職,隨即又被他領導了多年的執政黨開除出黨。繼任的克倫茨向人民承諾要進行全面改革,他首先釋放了被抓的示威者以表示誠意。但到了這個時候才承諾改革已經沒有用了,革命與改革的賽跑,顯然革命已經領先很久了。

奔向自由

11月9日,在東柏林爆發了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示威,近百萬人走上街頭,到晚上11時,過境關卡上聚集了3萬人。11時過後不久,東德的國家安全部少將尼布林下令打開了邊界。柏林牆首先被東柏林的青年衝開,急不可耐的藍衣金髮的人們,像動畫片裡為逃生而狂奔的恐龍那樣,霍霍有聲地掠過查理檢查站的玻璃窗子和慘白的探燈,向西柏林奔去。

一場觸怒官方的遊行隨即變成了狂歡,氣氛馬上感染到西柏林的市民,他們迅速加入到這個歷史時刻,衝向東柏林人湧入的入口處,給東柏林市民拋去巧克力、石竹花和玩具熊。素不相識的東西柏林人相互擁抱,新朋友在痛飲之中見證了曾經不可逾越的牆一點一點地坍塌,很多人眼裡閃動著淚花。在勃蘭登堡大門前,德國人爬上了牆頭,像馬戲團裡演的雜耍戲那樣,把一個又一個的人拉了上去。他們打著手勢,齊聲呼喊:「把牆推倒!」並唱起「我們必勝」!

1990年10月3日,柏林牆倒塌328天以後,德國正式宣布統一。兩個德國並存的現像一去不復返,而柏林牆對現代人的記憶,從冷戰的枷鎖已經變作藝術家們塗鴉的彩牆……

(參考資料:《柏林牆》,弗雷德里克著,劉強譯;《從東歐到新歐洲》,金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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