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雙重角色:神像製造者與毀壞者

林彪不是搞毛澤東崇拜的始作俑者,卻是神話毛澤東的登峰造極者。

現在人們知道,最早宣傳毛澤東個人的是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理論,共產國際的每一個支部都需要有一位「領袖」,共產國際最後為中國支部選定的「領袖」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劉少奇、彭真為樹立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支配性地位作出了貢獻。1966年當毛澤東把彭真定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頭子時,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聲喊冤:「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意思是他是「毛澤東萬歲」的始作俑者。1967年所謂「二月逆流」時,陳毅拿彭真在延安整風中的表現與文革小組作對比,說:「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嗎?」毛澤東勃然大怒,說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

但是,林彪總在關鍵時候給毛澤東撐場子。當毛澤東把「大躍進」搞成「大災荒」的時候,彭德懷寫意見書給毛澤東,林彪則在軍委會議上攻擊彭「總想當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林彪從彭德懷手中接過軍權後,率先在軍內開展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並把這一運動從全軍擴大到全黨、全國。

1962年,劉少奇痛心疾首地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林彪則在七千人大會上對毛阿諛奉承:「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昧著良心為毛澤東開脫,把幾千萬人餓死的責任推給所謂的「干擾」。

當毛澤東下決心「炮打(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的時候,1966年1月25日《解放軍報》刊登林彪指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5月18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又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澤東思想能改變人的思想面貌,能改變祖國的面貌,能夠使中國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來,永遠站起來。能夠使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站起來,永遠站起來。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為清華大學的第一個毛澤東塑像題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為遍及全國的「紅海洋」、「塑像熱」、「像章熱」、「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等現代巫風推波助瀾。

由於林彪為毛澤東的文革路線立下汗馬功勞,毛澤東才會把林彪確定為「接班人」,並且寫入了九大黨章。但是,林彪與中共塑造出來的很多人一樣,是一個典型的兩面派。他一方面總結出一套公開的行為模式:「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訣,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一方面又在私下表示對於毛澤東路線、方針的不滿:「大躍進,憑幻想胡來,是蝕本生意,搞得過分,過極了,破壞了個人積極性。對蘇聯,做絕了,絕則錯。」「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民主集中制——服從——紀律。」

受林彪真實思想的影響,他的兒子林立果對毛澤東這個人看得很透:「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密(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不被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臺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林立果和他的「小艦隊」確信,毛林蜜月是不會長久的,毛澤東肯定會對林彪下手。

在理論和路線上,林立果和周宇馳、於新野等人比林彪要走得更遠。《五七一工程紀要》稱:毛澤東「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紀要》號召:「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紀要》主張:「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B-52的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這個主張可以說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先聲。雖然沒有證據證明林彪與《紀要》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他的「折戟沉沙」,已經在客觀上把他和《紀要》聯繫在了一起。

在文革中,也有不少平頭百姓寫文章「批毛」,但是他們的影響都比不上《五七一工程紀要》。胡平在1971年「九一三」後曾寫過一首詩「聞林彪事件有感」:「惜乎不中秦皇帝,畢竟漁陽鼙鼓來。縱有家書欺海內,奈何神像落塵埃。」神像製造者的批判,對於神像的毀壞來說,顯然是最有說服力、最有效果的。

神像製造者與毀壞者的雙重角色,林彪並不是一個孤例。前有蘇聯的貝利亞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後有柬埔寨的英薩利和宋成對波爾布特。製造領袖的個人崇拜,又打破對於老領袖的個人崇拜,如此循環往復,這是極權國家的一個通病,反映出此類國家普遍具有「繼承危機」。

一個政治領袖不可能「萬壽無疆」,一個政權想要延續到百年,就必然要面臨繼承問題。民主政權是用選舉的方法來解決繼承問題,專制政權不要選舉,就只有兩條途徑:一是傳子,一是傳賢。中國古代皇朝都是傳子,最大的癥結是一代不如一代。朝鮮的金一世到金二世再到金三世,顯然也有這個問題。幸好毛二世和毛三世沒能接班,他們的智力缺陷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再說傳賢,傳者與被傳者的高度信任很難建立。毛澤東先後選擇了劉少奇、林彪、王洪文、鄧小平幾任接班人,都被他自己給否定了。最後選定的華國鋒,在他死後沒幾天,就逮捕了他的老婆和侄子。鄧小平選擇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最後也沒有好下場。

專制極權政權解決不了「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問題。從歷史上來看,像佛朗哥和蔣經國那樣,在死前為民主轉型做好鋪墊,才是一個獨裁者最明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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