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當年的「非典」事件和河南愛滋病氾濫,都有權力亂點鴛鴦譜,將其視為國家機密的原因。既為國家機密,黨員和領導幹部就應率先垂範嚴防死守,把其上升到講政治的高度。「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已經被特色社團寫進誓詞,違反它無異於背叛組織的行為,在一個團體處於絕對領導的國度,這種行為有時可能放大到叛國的程度。當然,判定何為國家機密,「老大哥」們自然是仲裁者。
國家機密的泛化是權力膨脹的結果,它往往以損害政府形象為藉口,保護的卻是權力者「維護權力」的隱私。當一種真相的暴露可能威脅權力者的地位時,他們總是挾國家以令僚屬及治下的萬民,以紀律和暴力來阻塞真相。此時,國家秘密不過是為實施暴力和濫用紀律提供合法性。這種現象的頻繁出現,只能證明中國社會已經是遍地「老大哥」的社會。
「老大哥」社會上行下效的結果,這也是權力社會的「絕症」。當「螞蟻」一度成為敏感詞,蓋因為權力者對其有過敏症狀。官員們篤信「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因為一個小小的「螞蟻」被撤下梯子,這是權力者的悲劇,它自然不會成為官場達人的「魔咒」,能量是消蝕危機的致命武器,而用十數年埋下的「炸彈」,它的引擎自然可以用納稅人的錢財來輕意拆除。其實,在一個化腐朽為神奇的國度,是無法阻礙高人們「紅」遍天下的,每想到這個現象,我真為記吃不記打高喊「老大哥萬歲」的人害臊,也為拆騰威權「模式」的文化人臉紅。
國家秘密究竟泛化到什麼程度,最近發生的一個事件可以讓我們為其圈定一個模糊的輪廓。今年9月有23日,《中國廣播網》刊登了一篇文章,揭示了一個這樣的事實:記者揭洛陽「挖地窖囚6性奴」案被指「侵犯國家機密」。據說,河南洛陽警方近日破獲一起公職人員將6名歌廳女子誘騙至地窖中囚禁為性奴的案件,洛陽方面一直秘而不宣,《南方都市報》記者紀許光經過調查將其大白於天下,該報導於9月22日見報後成為焦點。但此後的遭遇令許記者驚悚異常,有神秘人物在洛陽的酒店內質問他,追查洛陽性奴的稿子是誰報的料,並指責許記者侵犯了「國家機密」。該微博被大量轉載後,有網友說:「不法幹部養性奴,這算哪門子國家機密?」
這些神秘人物是誰,他們代表誰而來,想必不用回答都能知道。從問話的內容上推定,他們一是要追查內部的「叛徒」,二是要警告記者。如此大言不慚的「國家機密」,顯然是土皇帝們的欽定,並用黑社會般的條規來防止泄露。對此,一位網友調侃道:「國家機密是誰定的?怎麼館陶縣縣長的簡歷是國家機密,一個普通的刑事案件也是國家機密,什麼都成了機密,都藏著掖著是要幹什麼?我看這一次根本不是機密,是政績。」當然,這種政績是地方大員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其原因是得不償失。因為偵破這個案件技術含量非常低,一個「性奴」的僥倖逃脫才讓這個案件得以偵破。
而這一案件如果大白於天下,洛陽的有關部門將處於尷尬境地。怎麼一個公職人員居然幹出如此令黑社會都自慚弗如的的大案,難道特別重視官員幹部道德教育的治吏方法徹底失效了麼?當然,這只不過是極端的個案,但無數的個案疊加後得到的結論難道不能說明問題麼?更值得懷疑的是,樂於在掃黃戰線上秀身段的干警們,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罪犯,他公開從各色黃色場所中尋找獵物,在手頭緊時又把獵物放回賺錢,而且大搖大擺如入無人之境,這豈不是讓警察們難堪?也許正是由於這種考量,才做出了「封殺」真相的決定。
「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是喬治.奧威爾的作品《1984》中的經典語錄,也正是基於這個認識,奧威爾筆下「大洋國」政府架構中有一個「真理部」,它的下設機構有沒有「真相管理委員會」,作者並沒有提到,但這一職能想必應該包涵其中了,按照這一推斷,對真相進行過濾和「裝修」就是一件必要的工作。因為在「老大哥」壟斷一切的社會中,真相如果不被控制,謊言就無法被人們接受,「老大哥」社會也就土崩瓦解了。
在喬治.奧威爾的這個政治寓言中,溫斯頓生活在一個虛擬國度「大洋國」裡,故事發生在1984年(即奧威爾創作此書時的30多年後)。「大洋國」的統治階級是「內黨」,「內黨」的領袖是「老大哥」。儘管「老大哥」從不露面,但他卻實現了對社會的絕對控制。主人翁溫斯頓屬於「外黨」,他服務的機關是「真理部」。溫斯頓擔任「記錄科」的科員,工作是修改各種原始資料,從檔案到舊報紙,全都根據指示改得面目全非。
溫斯頓的家與所有私人居室一樣,有一個無孔不入的現代化設備,叫做「電子屏幕」。每個房間右邊牆上都裝有這樣一面長方形的金屬鏡子,可以視聽兩用,也可以發號施令,室內一言一語,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受這面照妖鏡的監視和支配。平時無事,電子屏幕就沒完沒了地播送大軍進行曲、政治運動的口號。這些噪音由中央樞紐控制,個人無法關掉。在這樣一個極度空間裡是無個人尊嚴可言的,更別說反抗了,一切與「內黨」不一致的言行都會視為非法,都可能帶來滅頂之災。
許記者的行蹤和言論,想必已經被洛陽官方的「電幕」所探測到,多虧他是一個外地記者,這個「電幕」不過是地方「電幕」,他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有限的超然性,這也決定了許記者不可能成為溫斯頓,否則不堪設想。須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作為一個普通的刑事案件,它的受害人達到6人,而且手段令人髮指,這樣看似不可能保密的事情,居然以「國家機密」的形式打包,可見他們已經比肩「老大哥」了。試問,有多少真相在「國家機密」的挾持下淡出人們的視野,而在這個「國家機密」的籠罩下,又塵封了多少的罪惡?也許,這才是人們最關心的事情。
「老大哥」社會是可怕的,而一個社會充斥了帽翅不同的「老大哥」時,確實讓人生發出「國將不國」的慨嘆,似乎他們已經化國為家了,而無所不用其極地鞏固既得權力才是他們所有行為的源頭。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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