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車司機的收入，最近成了城中議論的話題。由於出租車收入的大部分，落到出租車牌所有者的手上，而只剩小部分歸司機支配，所以公眾普遍同情司機，認為他們受了剝削。許多人呼籲對出租車牌所有者施壓，逼他們向出租車司機多讓出一點「暴利」。
巧的是，我寫這篇專欄的當晚，看到《財經》也有一篇針對同種現象的報導：「ZARA在巴西的血汗工廠環境被指為是一種現代的奴隸制度，一條售價為126美元的ZARA牛仔褲的勞動力成本只要1.14美元，該成本由參與生產過程的7個人平分，工人們每天要在危險和不健康的環境下工作16－18個小時，每個月的工資僅為156至290美元。」
假如你習慣從「善惡」的角度來理解世事，那或許會得出結論，認為「出租車牌持有人」和「ZARA的老闆」都比較貪婪，而那些高薪打工族的老闆則比較慷慨。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改進世界的辦法，要麼就是團結抗爭，要麼就是道德教化。由此觀點出發，不少人甚至還會主張政府規定工人的最低收入水平，或者主張拒買血汗工廠的產品。
我完全不同意這些觀點和主張。我的解釋如下。
首先，讓我們考慮一個並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即「團隊的成員之間，是如何分配共同創造的收入的？」比如，兩隊籃球隊比賽，要比逐個隊員輪流上場投籃要好看得多，能帶來出多得多的收入。那麼，一場無法分割的表演所帶來的收入，是如何在那些水平參差的隊員之間分配的呢？
抽象地看，一個養豬場也是一個團隊它由場地、資金、勞動、管理和技術等要素共同構成，並產出混合的產品豬肉。那麼，市場是根據何種原則，將不可追溯來源的豬肉，分別歸功於各種要素，並恰如其分地支付租金、利息、工資、分紅和各種費用的呢？再設想，如果有位營養學教授，發明瞭一種「肥豬丸」，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每頭豬只要吃一粒，就能增一百斤豬肉，那新增的豬肉收入將如何分配？養豬業的回報率是否會提高？
答案是：在競爭之下，那位營養學教授會把他的「肥豬丸」賣給出價最高的養豬場，而每粒「肥豬丸」所能得到的報酬，最終將等於它帶來的增值，即那一百斤的豬肉。教授發明「肥豬丸」的結局是：消費者多吃了一百斤肉，教授得到了一百斤豬肉的報酬，而其他要素提供者並不會多佔教授的發明所得；而養豬業的「回報」和「成本」同步提高，故其回報率不是大幅上升，而是始終向市場上的一般資本回報率靠攏。換言之，在競爭之下，任何團隊或企業，其內部各種要素所得的報酬，都將趨向於它們各自給團隊或企業帶來的邊際貢獻。
讓我們回看出租車的收入分配問題。出租車服務是壟斷行業，政府嚴格控制發牌數量，而沒有牌照參與營運是違法行為，會受到國家暴力機關的制裁。因此，出租車的車資，是高額的壟斷收入。問題是，高額壟斷收入，究竟是「出租車服務」中的哪種要素帶來的呢？顯然，不是汽車、不是汽油、也不是司機的勞動，而是牌照。既然如此，那麼超出市場競爭價格部分的壟斷收入，就應該且只會歸牌照的所有人所得。
肢解「出租車服務」的各項要素，能把問題看得分明。假如車主得不到購置汽車所應得到的資本收益，他就會將資金轉為其他用途，那出租車司機就會無車可開；假如出租車司機改行能賺得更多，他就不會繼續當出租車司機，那出租車就會無人來開；而假如出租車牌照能夠賺取比其他投資更高的回報，人們就會哄搶出租車牌照，直到出租車牌的價格飆升，令其資金回報率跌到一般回報率水平為止。
由此可見，出租車司機繳納的「份子錢」，只是司機代「出租車牌投資者」收取的投資回報而已。既然是代收的營業收入，那就不是司機的收入。這好比超市的收銀員，主要是代別人收錢一樣。份子錢源自特許經營，要消滅份子錢，就必須取消特許經營。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出租車營運從「發牌制」改為「登記制」，不管是私人還是公司，都可以到政府那裡登記，聲稱自己要加入營運；而政府只負責記錄和核實來人提供的資料，以備乘客投訴和其他安全防備之用。
這種改革，得益的當然是消費者；問題是，哪些人會堅決反對這樣的政策？出租車牌投資者首先反對。政府增發牌照，改變了他們的投資預期，損害了他們的投資收益。其次是出租車司機，因為他們原先享受到的「行業壁壘」消失了，他們不得不與過去的「黑車司機」同臺共舞。要知道，出租車司機的競爭對手，是黑車司機；前者的工資水平，是由後者決定的。
再看ZARA的例子。一件ZARA時裝的售價，由生產和銷售環節中無數的要素瓜分，任何一種要素所佔的分配比例，都是由它在別處的回報率決定的。具體而言，巴西「血汗工廠」中的工人的工資，不是由ZARA老闆的貪婪、或ZARA消費者的無良決定的，而是由千千萬萬和這些巴西工人的情況相近的越南工人、印度工人或墨西哥工人決定的。
可與《財經》的這篇報導相提並論的，是先前《中國企業家》雜誌聲稱：「富可敵國的蘋果背後，是不為人知的巨摳：蘋果生產線上，每個工作桌上原本有兩根燈管，要求關閉一根後，每條生產線每個月可以節約101.46美元；32G容量3G版本的iPad2，製造成本僅287美元，毛利率高達60%。成本低，價格卻不便宜，業界對蘋果的‘暴利’產生了疑問。」
我的評論是：（1）所謂「暴利」，其實是應歸股東所得的「資本的市場回報」。若股東拿不到這「暴利」，就會把資金轉投別處，蘋果就無法順利開展研發和再投資。（2）這些拿「暴利」的股東，與富士康工人之間，是合作而非競爭關係；越南工人才是富士康工人的競爭對手，前者的競爭力決定了後者的工資水平。
人人都有同情心，見到「血汗工廠」不免難過；但受過經濟學訓練後，我便知道之所以有「血汗工廠」，是因為有更血汗的農村的緣故。我不希望自己購買的襯衫和電子產品，是由童工在惡劣的環境下生產的；但受過經濟學訓練後，我便知道如果我抵制這些產品，那些童工的處境只會變得更糟，而不會因此就去上學。的確，有人應該受到譴責，但那往往不是企業家和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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