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作曲家歌頌黨的奇特悲慘命運(圖)
李劫夫，一個紅色作曲家的奇特悲慘命運

2011-08-13 12:43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鼓動起來大唱毛主席語錄歌的時候，知道所有語錄歌的作曲名叫劫夫所作，我以為劫夫是個有外國血統的人，後來才知道他是個中國人，他的全名叫李劫夫。

李劫夫（網路圖片）

關於李的個人資料比較凌亂而斷斷續續，尤其是關於解放以後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他為什麼被關押學習班受審長達五年時間？另外，他為什麼和副統帥林彪一家的關係非同一般？但他又被什麼人檢舉揭發？等等，我的事情就是將這些比較凌亂而斷斷續續的資料經過分析並加以歸納整理，便形成了這麼一篇既符合那個時代特徵的較為完整又極為奇特而荒謬的個人傳記，現予以發表。

李劫夫，中國著名紅色作曲家。1913年11月17日生於吉林省家安縣，1976年12月17日病逝於瀋陽。

李劫夫，原名李雲龍。1937年5月，24歲的李劫夫到了延安，參加了八路軍西北戰地文藝服務團。曾任延安人民劇社教員，西北戰地服務團、冀東軍區文工團團員，東北野戰軍第九縱隊文工團團長，1948午後任東北魯藝音樂部部長，東北音樂專科學校校長，瀋陽音樂學院教授、院長，中國

音樂家協會第一、二屆理事和遼寧分會主席。

1938年9月，李劫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丁玲主編的《戰地歌聲》一書，由武漢生活書店出版，書中收錄了29首歌，其中13首，為李劫夫所作。到「文革」前，劫夫擔任了瀋陽音樂學院院長。

李劫夫有著十分廣泛的文藝天才，對美術、文學、戲劇都有較高的造詣，其突出的藝術成就表現在歌曲創作方面。他對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及人民群眾的音樂審美習慣有深刻的瞭解。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和通俗、質樸、自然和生動的藝術特色。他以民間分節歌形式寫作了許多敘事歌曲，文革前最著名的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等，生動地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人民群眾的鬥爭生活和英雄事跡，歌曲曲調親切動聽、結構簡練嚴謹，曾流行於華北各抗日民主根據地。他運用北方說唱音樂、戲曲音樂的藝術手法於歌曲創作之中，擴大了歌曲體裁的表現容量。他還創作瞭解放以後最著名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等。1964年由春風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了《劫夫歌曲選》，其中收入了他在各個歷史時期的主要歌曲作品205首。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劫夫的歌曲創作也隨之全民的崇拜浪潮進入了一個特別的時代，他為那些散不成詞、律不成韻的《毛澤東語錄》寫下了大量的「語錄歌」，他不但是「毛主席語錄歌」的創始人，他還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讓毛澤東的詩詞，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並被廣為傳唱。

當時，中國的主要媒體是這樣評價這件事的：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報》第一次刊登毛主席語錄歌時，編者按說：「這是一種嶄新的形式。」即這種產生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嶄新的音樂形式。

1966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報》在發表第三批毛主席語錄歌的編者按說：「廣大工農兵群眾和紅衛兵說，我們最愛唱毛主席語錄歌。唱起毛主席語錄歌，就想起毛主席。唱起毛主席語錄歌，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導。唱起毛主席語錄歌就更覺得毛主席在我們身邊。唱起毛主席語錄歌，就越是心紅眼亮，鬥志昂揚！」

《文匯報》1966年11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說：「為毛主席語錄譜寫的歌曲，是幫助群眾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嶄新而有效的一種形式……我們越唱毛主席關於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語錄，越是從心裏感到毛澤東思想的偉大，人民群眾的偉大！」

上海的《解放日報》的一篇報導中說：「用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的語錄譜成的歌曲，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經出現，就立即成為我國億萬革命人民最心愛的革命戰歌，成為億萬革命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毛主席語錄歌的出現和迅速普及，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勝利，是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的表現，是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大事！」
李劫夫在瀋陽工作，因此瀋陽是「語錄歌」的發源地，是從瀋陽誕生並流傳到全國各地的。「文革」期間，李劫夫所引領的「語錄歌」狂潮，使歌曲徹底「異化」成了「文革」的政治工具。分析它的某些藝術特點，如曲調來自語錄，盡量將曲調規範化、對稱化，在旋律上力求簡單而有效果，節拍、調式上極度貧乏。「文革」時期專制制度統治下的盲從觀念，使李劫夫完全失去了作為音樂家的獨立思考能力；特殊的路線鬥爭的經驗，使他喪失了獨立的人格，終於形成了慘痛的「李劫夫悲劇」。

李劫夫是個激進的紅色作曲家，他為林副統帥親自創作的《毛主席語錄》「前言」譜的曲子，簡直就是中外音樂史上空前絕後的作品了，那乾巴巴的內容，口號式的文字，長長的頌歌，居然可以唱足20多分鐘。沒有音樂的天分和沒有狂熱的政治激情，是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歌曲的。

文革中，據說有人居然要把《毛澤東選集》4卷本全部譜上曲子讓全國人民傳唱，我想，這大概就是李劫夫了。

李劫夫，一個樸實的從農村來的音樂天才，直接將自己和瘋狂的時代連在一起，隨著時代的殘酷變化，隨著政治中的殘酷鬥爭，就像許多中國特色的政治弄潮兒一樣，在歌聲中，掌聲中，輝煌中，悲哀的命運正在等待著他的到來---這也許就應了那句話：爬的越高，跌的越重！

李劫夫悲劇的由來---

現在的人們已經遺忘了李劫夫了，但經過「文革」的人，唱過紅色語錄歌的人，是能夠想起李劫夫的，那首著名的《我們走在大路上》，還有《革命人永遠是年輕》，這些歌曲在「文革」中不僅是耳熟能詳，而是人人會唱，這些歌都是李劫夫作曲。我在小學4年級唱過的《歌唱二小放牛郎》也是李劫夫的作曲作品：「牛兒還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卻不知道哪兒去了……」

李劫夫是一個非常勤奮的音樂創作家。從他在抗日根據地開始創作歌曲時起，一生中，他一個人寫了兩千多首歌；其中，有相當部分，在「文革」中被人傳唱不衰。儘管這樣，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李劫夫就依然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選」的黑名單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對家人，對老朋友說：「我完蛋了，就等著抓我的右派了！」幸虧，當時的省委宣傳部長是劫夫在抗日戰爭時的老上級，非常瞭解他，而負責抓右派的省委書記，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詩化性格，故不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來勸他放心，不要著急！

不過，1959年進行黨內「反右傾」，作為瀋陽音樂學院院長的劫夫，卻沒能逃脫。因為，他那業務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風，幾乎眾所周知。因此，瀋陽市委給他定了一個「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不過還算幸運和寬大，沒給他戴正式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只需作一番檢討就行了。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李劫夫奉命前往參加救災活動。其間，他遇到了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對李劫夫說：「劫夫，我最佩服你的《我們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詞我都會唱！」說罷，周總理還唱了幾句《我們走在大路上》。

受到周恩來的鼓舞，李劫夫在災區還創作了後來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無疑，李劫夫的音樂創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說，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但是從1972年初起，在其後長達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天空，不論是廣播電臺中，還是電視裡，卻突然再也聽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李劫夫站錯隊了嗎？劫夫的確是誠心誠意地以藝術的規律去為政治服務，以音樂的美感來傳導時代的旋律，而並不是生硬地將政治塞進歌曲。所以，他創作的歌曲，甚至連那些《語錄歌》，都能讓人傳唱流行多年。

李劫夫一生中，擔任的最後一個官職是瀋陽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1968年8月）。

李劫夫的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罪名

李劫夫的「政治錯誤」，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團」。他怎麼會陷到「林彪反革命集團」中去呢？用一句政治術語說，是「事出有因」，但絕對「查無實據」。

「文革」一開始，劫夫其實就很害怕。因為，他是個音樂天才，在音樂方面，能無師自通，但對其他方面，則常顯幼稚。尤其是，他的確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遊戲中的潛規則，而從延安時期起，偏偏又看到過許多個人政治生活的悲劇。因此，對政治運動，他常常害怕，害怕會整到自己頭上來。

但是，他在中國的十分複雜的政治風浪中，躲過了第一劫，卻難以躲過第二劫---

果然，像成千上萬的領導幹部一樣，劫夫自然逃脫不了被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批鬥和抄家的厄運。對此，李劫夫只好逆來順受，等著挨批鬥，等著被抄家。

事情到此，李劫夫與絕大多數其他領導幹部一樣，若熬過了此關，以後「文革」的日子，無非就是檢討檢討所謂「走資派」之類的錯誤，然後，便能隨「眾神歸位」，可重新回到音樂學院院長之類的職位。

然而，此時發生的一件「好事」對李劫夫影響極大。當時瀋陽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分為兩派：一派為「紅色造反團（紅造團）」，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岡山」，卻是想保李劫夫的。

「紅造團」是激進造反派，勢力不小，而「井岡山」雖是擁軍派（擁護軍區），但估計力量鬥不過「紅造團」。於是，他們為了不讓「紅造團」劫走院長李劫夫，於1967年1月15日，派專人將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來，同時，向「中央文革」與周恩來總理送信反映。

1967年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成員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書劉漢，來到李劫夫的住處瞭解情況，並將李劫夫轉移安排並住進了北京航空學院。因當時，北航已由「北航紅旗」造反派紅衛兵掌了權，沒有「中央文革」的話，誰也不可能從北航將李劫夫弄走的。

1967年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見了李劫夫與瀋陽音樂學院各派紅衛兵代表，並公開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與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為，他們認為，李劫夫所創作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等，他們都熟悉，也都認為是符合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

因為受到中央要害人物的保護，李劫夫便對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當他於3月8日回瀋陽後，僅僅過了一個多月，在瀋陽發生了武鬥，又據軍區情報，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鬥之時，他便以要為《人民日報》寫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的文章為由，在瀋陽軍區的安排下，於4月份，又回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報》招待所。在以後一年多中，李劫夫的大多數時間都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間，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領導人的重視，李劫夫零星但非正式地參與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一些活動，而重點則是為一段段的《毛主席語錄》譜曲，同時寫下了那首當時全國億萬人都會唱的至今在每個卡拉OK歌廳也都會有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樣，原本是從外省逃亡來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過起了充實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還被邀請出席了當年中共中央舉行的「八一」盛大宴會。

文革」初期「語錄歌」在國內的傳唱情況，真可以說是家喻戶唱，老少咸歌。因此後來有人戲稱語錄歌是「文革」中的「流行歌曲」。從其流傳的廣度來說，「語錄歌」的確當之無愧！

李劫夫的語錄歌在海外或外國人中流傳的情況很少見到報導。僅見的兩則記載是：(一)1967年「草田指揮的合唱團」在香港大會堂舉行「中國現代歌曲演唱會」，其中有一首《應當向一切幫助敵人、反對同胞的偽軍、偽警提出警告》的毛主席語錄歌遭到了港英當局的禁唱，當時，「主辦者在場上宣讀了抗議信，於是聽眾振臂抗議，高呼口號，情緒激昂。」(二)據《人民日報》1966年12月28日報導《阿爾巴尼亞國家歌舞團在北京首次演出》中提到：整個演出是在歌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恩維爾•霍查同志和歌頌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嘹亮歌聲中開始，以後的節目中，一位阿爾巴尼亞歌唱演員手臂上還戴著‘紅衛兵’袖章，高舉著紅彤彤的《毛主席語錄》走向臺前，隨著手風琴的伴奏，用中國話高唱毛主席語錄歌《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阿爾巴尼亞文藝戰友對毛主席的熱愛使首都觀眾很激動，這時台上台下同聲高唱：「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當年我在中國電影《新聞簡報》中也看到這一情景了。

李劫夫不斷的創作革命歌曲和語錄歌曲，使得他在文革中不像其他當權者「靠邊站」，或是挨打，挨批，成了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的主任。雖然林彪接見他，雖然說只是為了太太熱心幫林彪的女兒介紹男朋友。無論如何，那時候，是劫夫的藝術生命和政治生命中，獲得了最高，最輝煌的一頂皇冠。對人的忠厚，對藝術的痴情，對黨和領袖的愚忠，對副主席的感恩，他為林彪寫出了《重上井崗山》。

1970年的一天，他的夫人張洛在林彪的干將李作鵬的家裡偶然看到了林彪寫的那首《重上井岡山》，當時是寫在條幅上的。張洛便將它抄下，回瀋陽時帶給了李劫夫。

為毛澤東詩詞譜曲譜上癮了的李劫夫，主動為林彪的這首《重上井岡山》譜了曲。後來，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醫院治病時，總參謀長黃永勝與空軍司令吳法憲以及林彪的老婆葉群便特地又接見了他一回，並請他吃了一餐飯。其間，李劫夫便向黃、吳、葉展示了他為林彪詩詞所譜之曲，並當場演唱了一番。黃、吳、葉聽後，都很滿意，說曲子「很雄壯」。

那時，李劫夫大多數時間留在了北京。除為《毛主席語錄》譜曲外，他還加強了與黃永勝一家的往來，這是導致劫夫陷入萬劫不復的人生黑洞的開端。劫夫1943年就與黃永勝認識。上世紀60年代初，李劫夫將黃永勝年僅12歲的三兒子黃春躍招到瀋陽音樂學院學音樂，並讓他住到自己家中。後來，黃永勝的妻子項輝方還讓黃春躍做了劫夫的乾兒子。

那麼，李劫夫又是怎樣和副統帥林彪套上關係的呢？這個問題說來蹊蹺：1968年初的一天，黃永勝夫人項輝芳告知李劫夫夫人張洛，葉群委託她幫林豆豆找一個非幹部子弟做對象，因此，問張洛能否在文藝界找找，因張在瀋陽文聯工作。張洛還真在文聯給林豆豆找了一個小夥子，葉群便讓項、張帶給林彪看。可是，怎麼讓林彪看呀？葉群便安排了一個由林彪接見無產階級革命音樂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動，讓那小夥子冒充劫夫的隨行人員，一道參加接見。

接見中，葉群將李劫夫介紹給了林彪，為李劫夫大肆吹捧了一頓，說他是八路軍出來的音樂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說了幾句鼓勵的話，表揚了寫語錄歌的方式很好！

這是李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副統帥的接見。

雖說事情由「作媒」做起，但當時受到「林副統帥」的親切接見，畢竟是一件人生大事。回家後，夫婦兩人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　

這封信，在後來林彪事件發生後便成為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成為李劫夫的一樁重大罪行。

除以上兩個問題以外，劫夫還有以下一個「投靠林彪集團」的嚴重問題----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從偷聽到的外蒙古電臺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外蒙古時墜毀了，但飛機上有許多文件，是中國內部出了事？毛澤東病危了？到了國慶節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沒有像往年那樣舉行國慶慶祝活動，便愈來愈猜想高層出了事，但見報上報導了周恩來總理依然如舊，他便猜想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戰勝了江青集團而接了班。

他以為老態龍鐘的毛主席要是去世了，那麼，林副主席自然將成為黨的主席，全國人民必然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跟著林主席向前進啦！

於是，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想提前操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其他歌詞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時，他的夫人張洛進來看見了，問他寫什麼，李劫夫就告訴她：毛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如果林彪接了班，咱們就可以及時把這首歌拿出去！

不過，歌詞還沒寫一個字，歌譜還沒有一個音符，他就在太太的警告下，便撕掉了剛寫了歌名的那張紙---

想不到，他太太在後來隔離審查的「學習班」中，將他所犯的「罪行」一一供了出來----

　自以為政治覺悟特別高的的李劫夫，被自己盲目的信仰所迷惑，大好的藝術天分當了獨裁政治家政治宣傳的奴役工具，是劫夫的一個悲哀；這是李劫夫在政治上判斷失誤，站錯了隊所導致的

眾所周知，在文革中，家家或多或少都有一本難念的經，自古以來，任何處在動盪的大時代？每個人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每個時代，都可能有意外的逆境，何況在史無前例的十年文革「浩劫」中？趙丹女兒趙箐寫道：文革中，趙丹被關進牢房，夫人黃宗英馬上要和他辦離婚，和他脫離關係，為的是不要「連累」孩子的畢業分配。趙箐馬上上門哀求這位「後娘」，說趙丹第二次冤獄，（上一次在解放前的新疆）如果家人都拋棄他，他會崩潰，他會吃不消---，黃宗英總算沒有當了「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同林鳥」。海歸大作家老舍，紅衛兵鬥他，他還擺弄了牌子，據說是瞌到紅衛兵而發怒了，挨打了，去自殺了。劫夫的所謂的「罪狀」--就別說和他為革命做出的「貢獻」相比較顯得多麼微不足道。為林彪詩詞《重上井崗山》譜曲的時候，個個都在喊「永遠健康」呀！在林出逃之前，江青還為他拍個人封面相片呢！所以，林彪出逃五年來，被隔離的劫夫還都安然無事。專案組的人誰沒唱過他的歌？誰不知道他是藝術家脾性沒有政治野心？誰不知道他只是忠心耿耿為黨為領袖--為人民？然而，致命的打擊來了，連同情他的專案組人員都束手無策。

1971年10月20日，上面決定將李劫夫作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人對他進行隔離審查，結果經他太太的供述，在1971年9月與10月間，李劫夫居然還寫出了準備迎接林彪上臺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一歌的題目，這是在全國乃至全軍是獨一無二的。於是10月20日，李劫夫夫婦從錦州押到瀋陽，正式被解放軍戰士予以分別逮走，爾後，被關進了地處瀋陽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嚴加進行政治審查。

凡經歷過「文革」中那種所謂「學習班」的人，都能明白「學習班」的厲害，「學習班」雖然不是正式監獄，但其精神摧殘力度，卻大大強過正式監獄。

首先不讓你好好睡覺，一批又一批的專案人員對你搞「車輪戰」，輪番上陣來對付你；還有精神戰，拿你親人的前途威脅恐嚇你，沒日沒夜。不怕你是個多麼堅強的人，也能將你的神經折磨成病態。在那種情況下，除非是曾受過特別訓練的人，是沒有一個人能將心中的秘密長期守住的。

終於，老天前來喚他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辦五年多，直到「四人幫」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還沒有「散班」的消息。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時多一點，因心臟病發作，李劫夫終於猝逝於「學習班」。

1979年，遼寧省紀委於11月20日作出如下結論：「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其全部歷史與全部工作，定為嚴重政治錯誤，並因其已死，對其處分不再提起。」這是官方對李劫夫問題做出的最後正式結論。

當然，如果真正按實事求是的原則看，分析一下劫夫作為音樂家作曲家的歷史與性格，也就會知道，即便他寫了這個什麼《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也不應將他視為林彪集團的人。其一，以當時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團，顯然還不夠格的，並且，也的確沒有劫夫參與了林彪集團活動的證據；其二，他原本就是個喜歡為黨的事業、為黨的領袖寫歌的文化人，並非只為林彪而寫。況且，當時，林彪還是個被寫進了黨章的名正言順的領袖接班人，在情況不明之時，為他寫了歌，也不是什麼投靠。

1981年7月，在「第四屆長春音樂會」上，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路見不平，公開說話了。他說：「劫夫同志寫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後應該繼續唱。他生前的後期有過錯誤，但他寫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說是我們音樂創作中的珍品！」7月24日，《遼寧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上刊登了呂驥的這番話。

1997年慶祝香港回歸的音樂大會上，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總書記等，同首都數萬名群眾一道，齊聲高歌了《我們走在大路上》。

1999年慶祝50週年國慶節，天安門廣場進行的盛大閱兵式上，展示1960年代成果的方隊經過廣場時，伴隨著前進步伐的，便是高昂的《我們走在大路上》的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