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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作曲家歌颂党的奇特悲惨命运(图)

李劫夫,一个红色作曲家的奇特悲惨命运

2011-08-13 12:43 桌面版 正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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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鼓动起来大唱毛主席语录歌的时候,知道所有语录歌的作曲名叫劫夫所作,我以为劫夫是个有外国血统的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个中国人,他的全名叫李劫夫。


李劫夫(网络图片)

关于李的个人资料比较凌乱而断断续续,尤其是关于解放以后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他为什么被关押学习班受审长达五年时间?另外,他为什么和副统帅林彪一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但他又被什么人检举揭发?等等,我的事情就是将这些比较凌乱而断断续续的资料经过分析并加以归纳整理,便形成了这么一篇既符合那个时代特征的较为完整又极为奇特而荒谬的个人传记,现予以发表。

李劫夫,中国著名红色作曲家。1913年11月17日生于吉林省家安县,1976年12月17日病逝于沈阳。

李劫夫,原名李云龙。1937年5月,24岁的李劫夫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曾任延安人民剧社教员,西北战地服务团、冀东军区文工团团员,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长,1948午后任东北鲁艺音乐部部长,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沈阳音乐学院教授、院长,中国

音乐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和辽宁分会主席。

1938年9月,李劫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29首歌,其中13首,为李劫夫所作。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李劫夫有着十分广泛的文艺天才,对美术、文学、戏剧都有较高的造诣,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歌曲创作方面。他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及人民群众的音乐审美习惯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通俗、质朴、自然和生动的艺术特色。他以民间分节歌形式写作了许多叙事歌曲,文革前最著名的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等,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事迹,歌曲曲调亲切动听、结构简练严谨,曾流行于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运用北方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艺术手法于歌曲创作之中,扩大了歌曲体裁的表现容量。他还创作了解放以后最著名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1964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劫夫歌曲选》,其中收入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歌曲作品205首。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劫夫的歌曲创作也随之全民的崇拜浪潮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时代,他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语录歌”,他不但是“毛主席语录歌”的创始人,他还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并被广为传唱。

当时,中国的主要媒体是这样评价这件事的: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毛主席语录歌时,编者按说:“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即这种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崭新的音乐形式。

1966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发表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的编者按说:“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说,我们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更觉得毛主席在我们身边。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越是心红眼亮,斗志昂扬!”

《文汇报》1966年11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说:“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是帮助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崭新而有效的一种形式……我们越唱毛主席关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语录,越是从心里感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人民群众的伟大!”

上海的《解放日报》的一篇报导中说:“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语录谱成的歌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经出现,就立即成为我国亿万革命人民最心爱的革命战歌,成为亿万革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毛主席语录歌的出现和迅速普及,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表现,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李劫夫在沈阳工作,因此沈阳是“语录歌”的发源地,是从沈阳诞生并流传到全国各地的。“文革”期间,李劫夫所引领的“语录歌”狂潮,使歌曲彻底“异化”成了“文革”的政治工具。分析它的某些艺术特点,如曲调来自语录,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在旋律上力求简单而有效果,节拍、调式上极度贫乏。“文革”时期专制制度统治下的盲从观念,使李劫夫完全失去了作为音乐家的独立思考能力;特殊的路线斗争的经验,使他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终于形成了惨痛的“李劫夫悲剧”。

李劫夫是个激进的红色作曲家,他为林副统帅亲自创作的《毛主席语录》“前言”谱的曲子,简直就是中外音乐史上空前绝后的作品了,那干巴巴的内容,口号式的文字,长长的颂歌,居然可以唱足20多分钟。没有音乐的天分和没有狂热的政治激情,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歌曲的。

文革中,据说有人居然要把《毛泽东选集》4卷本全部谱上曲子让全国人民传唱,我想,这大概就是李劫夫了。

李劫夫,一个朴实的从农村来的音乐天才,直接将自己和疯狂的时代连在一起,随着时代的残酷变化,随着政治中的残酷斗争,就像许多中国特色的政治弄潮儿一样,在歌声中,掌声中,辉煌中,悲哀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的到来---这也许就应了那句话:爬的越高,跌的越重!

李劫夫悲剧的由来---

现在的人们已经遗忘了李劫夫了,但经过“文革”的人,唱过红色语录歌的人,是能够想起李劫夫的,那首著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些歌曲在“文革”中不仅是耳熟能详,而是人人会唱,这些歌都是李劫夫作曲。我在小学4年级唱过的《歌唱二小放牛郎》也是李劫夫的作曲作品:“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写了两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在“文革”中被人传唱不衰。尽管这样,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依然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和宽大,没给他戴正式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只需作一番检讨就行了。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李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间,他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李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唱了几句《我们走在大路上》。

受到周恩来的鼓舞,李劫夫在灾区还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无疑,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但是从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李劫夫站错队了吗?劫夫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李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

李劫夫的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罪名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他怎么会陷到“林彪反革命集团”中去呢?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许多个人政治生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但是,他在中国的十分复杂的政治风浪中,躲过了第一劫,却难以躲过第二劫---

果然,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和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李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职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对李劫夫影响极大。当时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院长李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1967年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成员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到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并住进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1967年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创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

因为受到中央要害人物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回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在以后一年多中,李劫夫的大多数时间都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但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的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请出席了当年中共中央举行的“八一”盛大宴会。

文革”初期“语录歌”在国内的传唱情况,真可以说是家喻户唱,老少咸歌。因此后来有人戏称语录歌是“文革”中的“流行歌曲”。从其流传的广度来说,“语录歌”的确当之无愧!

李劫夫的语录歌在海外或外国人中流传的情况很少见到报导。仅见的两则记载是:(一)1967年“草田指挥的合唱团”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中国现代歌曲演唱会”,其中有一首《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提出警告》的毛主席语录歌遭到了港英当局的禁唱,当时,“主办者在场上宣读了抗议信,于是听众振臂抗议,高呼口号,情绪激昂。”(二)据《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8日报导《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北京首次演出》中提到:整个演出是在歌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和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嘹亮歌声中开始,以后的节目中,一位阿尔巴尼亚歌唱演员手臂上还戴着‘红卫兵’袖章,高举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走向台前,随着手风琴的伴奏,用中国话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阿尔巴尼亚文艺战友对毛主席的热爱使首都观众很激动,这时台上台下同声高唱:“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当年我在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中也看到这一情景了。

李劫夫不断的创作革命歌曲和语录歌曲,使得他在文革中不像其他当权者“靠边站”,或是挨打,挨批,成了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虽然林彪接见他,虽然说只是为了太太热心帮林彪的女儿介绍男朋友。无论如何,那时候,是劫夫的艺术生命和政治生命中,获得了最高,最辉煌的一顶皇冠。对人的忠厚,对艺术的痴情,对党和领袖的愚忠,对副主席的感恩,他为林彪写出了《重上井岗山》。

1970年的一天,他的夫人张洛在林彪的干将李作鹏的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李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李劫夫,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总参谋长黄永胜与空军司令吴法宪以及林彪的老婆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他吃了一餐饭。其间,李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

那时,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除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外,他还加强了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这是导致劫夫陷入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洞的开端。劫夫1943年就与黄永胜认识。上世纪60年代初,李劫夫将黄永胜年仅12岁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学音乐,并让他住到自己家中。后来,黄永胜的妻子项辉方还让黄春跃做了劫夫的干儿子。

那么,李劫夫又是怎样和副统帅林彪套上关系的呢?这个问题说来蹊跷:1968年初的一天,黄永胜夫人项辉芳告知李劫夫夫人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林豆豆找了一个小伙子,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李劫夫介绍给了林彪,为李劫夫大肆吹捧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很好!

这是李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副统帅的接见。

虽说事情由“作媒”做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的亲切接见,毕竟是一件人生大事。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在后来林彪事件发生后便成为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成为李劫夫的一桩重大罪行。

除以上两个问题以外,劫夫还有以下一个“投靠林彪集团”的严重问题----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到了国庆节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国庆庆祝活动,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猜想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集团而接了班。

他以为老态龙钟的毛主席要是去世了,那么,林副主席自然将成为党的主席,全国人民必然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跟着林主席向前进啦!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李劫夫就告诉她:毛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如果林彪接了班,咱们就可以及时把这首歌拿出去!

不过,歌词还没写一个字,歌谱还没有一个音符,他就在太太的警告下,便撕掉了刚写了歌名的那张纸---

想不到,他太太在后来隔离审查的“学习班”中,将他所犯的“罪行”一一供了出来----

 自以为政治觉悟特别高的的李劫夫,被自己盲目的信仰所迷惑,大好的艺术天分当了独裁政治家政治宣传的奴役工具,是劫夫的一个悲哀;这是李劫夫在政治上判断失误,站错了队所导致的

众所周知,在文革中,家家或多或少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自古以来,任何处在动荡的大时代?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每个时代,都可能有意外的逆境,何况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浩劫”中?赵丹女儿赵箐写道:文革中,赵丹被关进牢房,夫人黄宗英马上要和他办离婚,和他脱离关系,为的是不要“连累”孩子的毕业分配。赵箐马上上门哀求这位“后娘”,说赵丹第二次冤狱,(上一次在解放前的新疆)如果家人都抛弃他,他会崩溃,他会吃不消---,黄宗英总算没有当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同林鸟”。海归大作家老舍,红卫兵斗他,他还摆弄了牌子,据说是瞌到红卫兵而发怒了,挨打了,去自杀了。劫夫的所谓的“罪状”--就别说和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相比较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为林彪诗词《重上井岗山》谱曲的时候,个个都在喊“永远健康”呀!在林出逃之前,江青还为他拍个人封面相片呢!所以,林彪出逃五年来,被隔离的劫夫还都安然无事。专案组的人谁没唱过他的歌?谁不知道他是艺术家脾性没有政治野心?谁不知道他只是忠心耿耿为党为领袖--为人民?然而,致命的打击来了,连同情他的专案组人员都束手无策。

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李劫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结果经他太太的供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李劫夫居然还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的题目,这是在全国乃至全军是独一无二的。于是10月20日,李劫夫夫妇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严加进行政治审查。

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正式监狱。

首先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轮番上阵来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的秘密长期守住的。

终于,老天前来唤他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消息。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终于猝逝于“学习班”。

1979年,辽宁省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如下结论:“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做出的最后正式结论。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其一,以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的,并且,也的确没有劫夫参与了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个被写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1981年7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路见不平,公开说话了。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7月24日,《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吕骥的这番话。

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等,同首都数万名群众一道,齐声高歌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1999年庆祝50周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展示1960年代成果的方队经过广场时,伴随着前进步伐的,便是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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