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中國下的腦死亡
2011年6月27日，聯合國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正式開庭審理農謝、喬森潘等4名前紅色高棉領導人案。這4人被控的罪行包括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嚴重違反《日內瓦公約》以及違反1956年柬埔寨刑法謀殺、酷刑和宗教迫害等罪……。紅色高棉，意為柬共。1960年9月30日，在金邊火車站的一間破舊房屋裡，柬埔寨勞動黨宣告成立，它是由波爾布特、農謝、英薩利等1950年代初從法國回來的柬埔寨知識份子，為擺脫越南共產黨對柬埔寨的控制而創建的，後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2006年2月，聯合國工作組進駐柬埔寨，開始組建審判紅色高棉法庭班子。2006年5月8日，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簽署王令，批准了由柬埔寨最高法官理事會提出的審判紅色高棉特別法庭的29名法官和檢察官名單。他們中間17人來自柬埔寨，其餘12人由聯合國提出，分別來自澳大利亞、奧地利、加拿大、法國、日本、荷蘭、紐西蘭、波蘭、斯里蘭卡和美國10個國家。
3年8個月零20天的執政期間，紅色高棉推行了「大撤民、大鍋飯、大生產」的政策和「先群眾，後黨內」的大肅反、大清洗。其結果是出現了一場以社會重構為目的的民族和種族大屠殺。所謂民族屠殺，是以1975 年至1978年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總的死亡人口為依據的，雖然至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計，從保守的40萬到有所誇大的300萬。一般認為，100萬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估計。然而對於一個當時人口在700萬到800萬之間的小國來說，即使100萬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數字，它遠遠超出了許多國家在新政權建立後的政治清算和鎮壓的規模，因此學者把柬埔寨的這段歷史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
種族屠殺，指在柬埔寨的2萬名越南裔全部死亡，43萬名華裔死21.5萬人。
那個時候越南跟我們的關係就好很多，可是越南對華僑、對華人、對華商都很壞，基本上是對他們實行剝奪政策的。而且老實說，這個剝奪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國和越南翻臉了以後才有的，在這之前就已經剝奪了，可那個時候中國跟越南的官方關係還是很不錯的。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對華人已經不是剝奪的問題了。紅色高棉統治柬埔寨只有三年多的時間，但是華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紅色高棉屠殺華人，不光是屠殺所謂的富有的華人，甚至連僑共也殺。什麼是僑共呢？就是華僑中的共產黨，當時不屬於紅色高棉，而是屬於中共系統的。僑共在紅色高棉時期幾乎全部被殺光，死亡率比一般華僑還要大。
但是，那個時候中國大陸是紅色高棉的鐵哥們，為了紅色高棉，不僅敢得罪泰國，也敢得罪越南。為了拯救紅色高棉，還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說對華人最壞的國家，大陸認為是最友好的國家，對華人最好的國家大陸則認為是最敵對的國家。這種思維，和腦神經嚴重患病毫無二致。
這種病態的思維，是在病態的意識形態支配下形成的。改革開放後，由於意識形態的改革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雖然中國的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但病態的意識形態支配下形成的習慣思維，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在很多時候卻呈現變本加厲的趨勢。以最近幾年的「國進民退」為例，比如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發出整合煤礦文件，兩年時間，2000億浙商投資山西煤礦資本血本無歸。浙江商會支持企業紛紛去法院起訴，回答是，中央有通知，全國各省對煤礦國有化和征地拆遷統一不立案。浙江商會胡會長解釋自己為什麼全身而退說，自己完全是出於幸運提前一年賤賣了煤礦才倖免於難，不少負債纍纍開煤礦的浙江投資者上吊，跳樓，媒體都不報導，僅蒼南縣就三個煤礦礦主自盡，他們的錢全是面向全鎮借來的。現在山西煤礦國有化整合完成了，但大家發現，這些煤礦都歸了四家：國電、華能、神華、電力科技。看上去，是「國進」了，但事實上，所謂「國有」，都在紅色貴族子弟的實際控制之下。浙商普遍得到了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補償，被打發回家了；「國有」淪為了紅色貴族了的私有，而民不僅退了，而且淪為了賤民。
山西重演1911年的鐵路國有和1956年的公私合營。1950年代，通過公私合營奪取了8萬戶私營企業的產權，1980年代，當局號召農民想致富先修路，1990年代沒收了農民辦的公路和小水電；2010年代，關閉了農民辦的小鋼鐵、小化肥、小煤窯、小五金、小水泥、小造紙，不予補償。現在大家才真的明白，紅色貴族果真厲害，惹不起。中國大陸的紅色貴族其實和太平天國、卡扎菲、薩達姆、金正日、紅色高棉、塔利班、卡斯特羅是一樣性質的。目前媒體鼓吹民營企業進入鐵路、電力、電信、公路領域投資，過幾年很可能看你做大了就眼紅，給你個超級低價把你「國有」化。例子就是：2008年媒體鼓吹向四川地震災區捐款，事後860億捐款紅十字會提取15%工作經費後，全部納入當地財政開支，用於支付龐大的三公消費，實際用於貧困戶救助的寥寥無幾。
引誘、欺詐、眼紅、掠奪，並且道貌岸然，堂而皇之，振振有辭，是一切專制統治集團的本質。動輒以黨和人民的名義，「國有」化的名義，層出不窮的高尚名義，擅自就判處企業和投資項目死刑，讓老百姓身敗名裂，欲哭無淚。其指鹿為馬、招搖撞騙、粉飾太平、強姦民意的本事，是人無法想像的。這和當年把民選的國民政府指控為賣國賊、四大家族一樣，是同一個運作模式。但歷史經驗值得注意，當年清末的鐵路國有化，激怒了四川湖北鐵路投資者，使得立憲派站到了革命一邊，引發了保路運動和武昌起義。
在病態的意識形態支配下，民不僅淪為了賤民，而且在淪為「毒民」。為了和「國有」爭奪奄奄一息的生存空間，民只能不擇手段地謀取利益。這種「毒民」的形成，和中國的政治經濟環境息息相關，誠如網路所傳，「通貨膨脹是掠奪百姓最好的手段，是誰幹的？據說，不是政府干的，是豬肉乾的。」
前一段時間，西方主流熱議中國的「西瓜爆炸事件」，讓很多西方市民對中國食品感到恐慌。幾年前國際社會就發現，中國國內很多摻了有毒化學製劑或造假的食品不僅「施惠國民」，也早已飄洋過海，向西方人悄悄進攻了。中國國民的「中國胃」，也都對許多原來愛吃的食品已經不敢問津，比如酸菜、木耳、咸蛋、皮蛋、辣醬等；後來報導又揭露許多乳酪製品也承繼了三氰胺酸，香油、醬油、醋也被發現不對勁，就不再買「中國製造」了。但人們對中國的水果還抱僥倖心理，以為水果總不能造假。誰知最近一段時間又讀到中國大陸出口的木瓜幾乎百分之百是轉基因木瓜。科學研究顯示轉基因木瓜可能會導致過敏反應，為抗病而導入的外源基因會產生一種蛋白，這種蛋白與可能導致過敏反應的蛋白非常相似。又讀到中國產的西瓜有許多加了膨大劑，出現西瓜莫名其妙爆炸的現象。爆炸的西瓜自然不能出口了，但加了膨大劑又沒爆炸的西瓜是不是悄悄出了國，到了國外的超市？!
有西方的輿論說，在中國超市看到那些包裝鮮艷且貼著各式通過國家檢測或得了各式獎的中國食品，就想起近年來中國大陸大量的文化出口——孔子學院。到 2009年為止，中國大陸在8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282所孔子學院和272個孔子課堂。中國兩千多年前的聖人孔子在一夕之間，忽然被以反孔起家的中國大陸政權大舉尊捧且揚名海外。
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儒家文化的「仁義禮智信」是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關鍵內涵。孔子留下了幾千年來中國人入學必讀的大量著作，比如《論語》，《春秋》等，他還編注了《詩》、《書》，《禮》，《樂》，《周易》等。但這些所謂的孔子學院，卻並不教這些正統的，受到西方高度尊敬的中國傳統文化。正如一位美國孔子學院負責人所說，「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導往往是有偏見的，是負面的。我們希望通過孔子學院的工作，把真實的中國展現在美國人面前，讓他們瞭解我們民族，理解我們民族，成為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橋樑，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所以，中國在世界上大量出口孔子學院，既不是宣揚傳統的儒家文化，也不是向西方展示一個道德淪喪、假惡遍地的現代中國社會；而是以孔子華麗的外表為掩護，推銷黨文化，為紅色貴族專制建立正統性與合法性，更多地迷惑西方人。
這些思想上，文化上的「致癌物質，三氰胺酸」，被巧妙地包裝在孔子的大名之下，與中國大陸向西方源源輸入的有毒食品，有異曲同工之效。
因此，有人形容在病態的意識形態支配下形成的中國大陸六十年的變化：誓言變成了謊言，宣傳變成了欺騙；紅色變成了特色，官僚變成了貪官；流氓變成了大款，土匪變成了警官；農民變成了流民，工人變成了癟三；人民變成了屁民，幹部變成了老闆；改革變成了掠奪，開放變成了污染；草原變成了荒漠，青山變成了荒山；碧水變成了臭水，藍天變成了黑天；……。
一個月前，瑞典籍的小夥子應斯文成了新聞的熱點，而這位曾經的復旦大學留學生成為新聞熱點的原因，卻是因為其被「特色中國」以「妨害社會管理」為由驅逐出境。出於純粹的好奇，查了一下相關的新聞，原來這位不遠萬里來學中文的大孩子曾經連續三次在網上批評中國沒有民主和自由，並呼籲線民7月1日到上海外灘舉行「快閃式」抗議活動。他要求參加者用中文在自己身上寫上「自由」二字，然後到外灘指定地點集合，站立5分鐘之後解散，以示對中國政府的抗議。——看來，應斯文還是對「特色中國」基本國情不瞭解，不清楚「特色中國」境內一切人員唯一的「合法義務與權力」便是「唱讚歌、唱紅歌」。
然而，在此事件中，有幾個說怪不怪的現象卻很值得大家品讀。
第一，就是這個叫應斯文的大男孩所謂的三次在網際網路上批評中國沒有民主與自由，其實只不過是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發表的幾篇文章而已，雖說現在已經無從查找其博文內容，但僅從其現存的博文內容來看，其中文水準實在一般，並且其博客的粉絲（估計也都是同校的同學）亦僅有數人而已，其熱度絕達不到「公開」的程度，至少被驅逐前似乎未見有人評價與轉載其文章。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博客內容，竟然能被「「特色中國」的國安部門發現並如此重視，足以見當今「特色中國」在網路監管上投入的人力與財力達到如何程度，而這個財力卻是無數納稅人「被節省」下來的血汗收入。
第二，若論影響程度，一個外國留學生的人氣度與社會影響力，任何人都可以想像，更何況這位應斯文同學竟然是一位單純到留什麼髮型都在網上發投票要同學們表決的程度。這樣可以說是頑皮成性的大孩子的行為，卻能令國安部門如臨大敵，在其「號召集會」的日子裡，將其禁固於學校警衛室裡直至「號召集會時間過去」，再匆忙將其簽證改成限期離境。這恐怕仍然是數月前的「花粉過敏症」尚未痊癒。
第三點，在此事過程中，「特色中國」似乎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恰恰是對應斯文同學的「驅逐離境」令這位本來句不見經傳的留學生名聞天下了。試想，假使「特色中國」國安部門對其所謂「快閃號召」視而不見，到了時限便真的能有人去回應嗎？估計頂多也就是三五個同學「黃浦江邊半日游」而已。可如今這樣幫襯，不但將本來毫無影響的「快閃」變成了世人同見的「閃電」了，如若應斯文同學回國後，再著書立作，大講特講一下與「特色中國」國安的相處過程，那才叫一記大耳光打在「特色中國」的臉上，而真正掄這一記耳光的，卻當真是「特色中國」自己的國安部門了。
不過，回頭細想一想，最近「特色中國」似乎格外的缺乏「正常理智」，便如那位宣稱「德國民眾上網非常難」的堂堂市長大人一樣，似乎整個「特色中國」上下都已經陷入了一種不思後果、不思他人智商的程度。
大概在一個多月前，中國大陸忽然流行一個詞語：「腦死亡」。也許，整個「特色中國」，在某種程度上，進入了「腦死亡」的狀態；也許，因為長期在病態的意識形態支配下，中國的大腦已經失去了思維功能，中國僅僅在「利益」的藥物輸液下，靠「維穩」勉強保持著紅光滿面、神采奕奕。
可是，一旦「維穩」失靈，整個身體，就將後果危殆。
這種狀況，只要頭腦還稍微清醒的中國人都心急如焚。無論體制內外，正常而正直的人們都在著急，比如中國八個「民主黨派」之一的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梅穎日前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就一反「民主黨派」自反右以後不與執政黨政治相左的常態，而大聲呼籲政治改革，從而引發民間輿論的廣泛關注。
張梅穎說「如果有人一聽見政治體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上，只能說他是偏執和神經過敏」；對「政治體制改革」，張梅穎又說，「現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壓力、動力不足，與一些人擔心政治體制改革會觸及他們的既得利益大有關係。」由於中國的「民主黨派」被定位為「參政黨」，再加上民盟在反右時被「引蛇出洞」的經驗，因此，「民主黨派」的高層往往謹言慎行，除重複執政黨政治話語外，難見個人政見表達。因此，張梅穎關於政治改革的坦率呼籲引起了網民的重視和共鳴，更有網友擔心張可能會遭遇強硬派打壓。
對中國的改革，張梅穎呼籲，「在當前這個關鍵時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改革是絕對不能倒退的。開弓沒有回頭箭，倒退沒有出路。」她建議重視改革的頂層設計，「第一，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頂層設計，杜絕改革的部門化和碎片化。」對中國政壇對「穩定壓倒一切」的說法，張梅穎建議要「正確解讀」。她說，「現在一提就是社會剛性維穩。要知道為什麼不穩定，不穩定的背後還是個公平問題。所以，我們要解決公平和民生等問題；同時，穩定背後還是一個公正問題；穩定還涉及到政策的穩定」；「老百姓沒有過多的要求。中國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只要中國老百姓得到一點兒好處，就感激得不得了。這也是我們國家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張梅穎說，我們處於轉型矛盾高發期，注定與各種社會矛盾衝突共生，在共生中要提高社會管理藝術和能力，體現出的是生存與發展的智慧。
但筆者以為，中國大陸的病態，主要原因還在於是在病態的意識形態支配下形成的；改革開放後，意識形態的改革卻維護現狀，且在權貴資本主義氾濫中變本加厲。意識形態屬於腦神經，一旦腦神經有問題甚至死亡，那麼一切問題，都成了無法解決的問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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