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在寧波演講處（汪校芳博客）
孫中山先生到底到過寧波幾次，已無據可查。據傳，辛亥革命前，中山先生曾秘密來甬聯絡革命同志；另有一說是，周淡游的母親去世時，孫中山作為周的好友，前來奉化弔唁；但被媒體報導並留有痕跡的，是孫中山先生於1916年8月22日至23日的寧波之行。
1916年8月23日中山先生講學的舊址（汪校芳博客）
寧波東恩中學校園內，在整齊有序的校舍和花樹綠蔭環繞中，一塊高聳於臺基上的白色大理石碑，鐫刻「孫中山先生演講處」8個大字，這就是1916年8月23日中山先生講學的舊址。今為海曙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因在寧波的浙江第四中學校長厲建侯電請，中山先生在胡漢民等陪同下，於8月22日搭甬曹段火車由紹興抵達寧波。寧波國民黨員與士紳等都到車站歡迎，陪同至省立第四中學(現為寧波東恩中學)，是晚中山先生即在四中留宿，與教育文化界人士開座談會。第二天上午發表演講，到約200人，大部分為文教界中人，小部分為工商界。先生穿美國式學生裝，胡漢民則穿袍褂。中山先生講演時，操國語，但帶有廣東音，演講歷時約90分鐘。
講詞如下：
「今兄弟之最希望於寧波者，在於實行地方自治。蓋政治與社會有相互之關係。而政治之良否，必導源於社會。欲社會之進步，而實行地方自治，猶如造屋之必先奠基礎，地方自治，即為社會之基礎。寧波風氣之開，在各省之先，將來整頓有方，自可為各省之模範，以地位人才，均具有此項資格也。
然欲求自治之有效，第一、在振興實業：寧波地方之實業，非不發達；然其發達，多在外埠。鄙見以為發展實業，在內地應更為重要。試觀外人，其商業發展於外者，無不先謀發展於母地，蓋根本堅固，而後枝葉自茂也。寧波人對於工商之經驗，本不淺薄，而甬港有此良港，運輸便利，不獨可將商品運銷於國內沿海各地，且可直接運輸於外洋。若能悉心研究，力加擴充，則母地實業既日臻發達，而甬人之經營於外者，自無不隨母地而益形發展矣。此所望於寧波者一也。
第二、在講求水利：寧波地方，以地位論，其商業之繁盛，本不至於在上海之下，而上海商業之所以繁盛，實在於其為外洋之總匯。寧波人若能悉心講求水利，其情形未始不如此。蓋寧波之地位，較杭州、漢口為佳；杭州、漢口不能直達外洋，而寧波可以直達。如甬江疏濬得宜，則可與各國直接通商。以繁盛之上海，其港口尚有淤積之患，欲改進交通，頗非易事。若在寧波，僅有鎮海口岸一處，容易修理。若能將甬江兩岸，筑一平行之堤，則水無淤積之患，極大之輪船可以出入，則寧波之商務，自無不發達矣。此所望於寧波者二也。
第三、在整頓市政：此事在自治中更宜注意。市政最要者，道路之改良、街道之清潔是也。試游上海之公共租界，其道路之廣寬為何如？其街道之清潔為何如？寧波何嘗不可仿此而行？但此事有一難題：要整頓街衢道路，不可不有經費，此經費將何由出乎？吾知人人皆將默然不能答也。上海街道之所以如此清潔，道路之所以如此寬廣，其整頓之費果何所出乎？必將曰外人自出也。若細思之，則此種經費決不出諸外人之手，何則？外人之來華也，其目的在謀中國之利，不可不粗治道路街衢。及市面既興，則此項經費，自有所出，故外人用以整頓上海者，實皆吾國人之錢，並非外人之錢也。今吾人動輒以無錢故，不思整頓地方；不知地方不整頓，則生意鮮少，將來更無興旺之一日。所以吾人對於此事，不宜畏難，而在設法。其法維何？殆莫如組織一公共團體，收土地為地方公有；其巨大經費，一時或無從籌集者，可以地方公債法舉辦之。然現在之土地，均各為私人之產業，若欲收為公有，勢不能向私人購買；欲向私人購買，則私人不免故昂其價，大足為購買之阻力。故莫如先行報價之法。如人民有土地若干畝，須先令報告價額，每畝值銀若干。報價之前，先由公共團體規定每畝收稅之率，以地價百分之若干徵收之。如是，人民之報告地價，過昂則恐稅多，過低則恐被公家收買，自不至有過昂過低之弊，而酌中之價出焉。將來公家收買之後，地歸公有，辦理公共事業，所向無阻，市政自能善良。市政既良，人民樂趨，商務自然繁盛。不數年後，其地價必可增高數倍，同時而稅額亦因以增加，收入何患不巨。謂整頓市政之費無出者，吾不信也。此所望於寧波者三也。」
中山先生的寧波之行，由民革寧波市委會第一至三屆主委莊禹梅先生任秘書，演講由莊記錄並經孫本人修改，次日在寧波《四明日報》上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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