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地外人造物的質疑中，大多數讀者面臨的眾多核心問題之一，就是我們的故事並非開始於這些人造物竣工的伊始，也並非它們慘遭遺棄的中期，反而是接近蓋棺論定的收尾階段。過去相信這些外星生物傑作存在的人並不多，而在 1976年7月25日，大多數人們突然意識到了這一點。那天，NASA噴氣動力實驗室的一名科學家，托比歐文（Toby Owen）在使用放大鏡觀察海盜一號探測器（Viking Orbiter 1）拍攝的35A72號圖片（圖1-1）時，驚聲叫道：「看這兒！」
正是這張後來被稱為「火星人面像」（The Face on Mars）的圖片在當時引起了一陣轟動。在NASA每日例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人面像」總是當仁不讓的焦點。海盜號項目的另一名科學家，傑拉德索芬（Gerald Soffen），負責向各路新聞記者介紹情況，有一次霍格蘭也參與其中。索芬每次介紹「人面像」時，都會說：「這麼特殊，這麼罕見的現象，難道只是光影的把戲？但是幾小時後，我們再次拍攝時，它又消失了不知去向了。所以說這不過是個把戲，是光照造成的。」最後那段說法後來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這也使清白正直、未受過指責的空間管理局，第一次被抹上了污點。儘管在第二天各大報紙上滿是關於「人面像」的消息，卻沒有幾位記者（包括霍格蘭在內）把它當回事兒。 NASA解釋說他們還存有在火星上同一天晚些時候拍攝的照片，並且這些照片足以推翻這些假設和猜想。甚至大家也都對此信以為真了。
然而，這張「人面像」的照片，顯然在JPL實驗室裡引起了不小的驚恐。海盜船計畫通常包括四個部分 它由兩個著陸艙和兩個探測器組成，分別叫做「海盜1號」「海盜2號」。兩個著陸艙從探測器上分離後，降落到星球表面，以探測生命跡象、拍攝火星地表照片。 「海盜1號」著陸艙於1976年7月20日在火星上的克利斯平原（Chryse Planitia）降落，發回了一張又一張的星球表面照片。「海盜2號」著陸艙則選擇了塞東尼亞（Cydonia）地區作為著陸點。但是，在第一張「人面像」圖片，即35A72號圖片發布以後，人們紛紛議論，認為應該更改「海盜2號」的著陸點。
塞東尼亞（「海盜2號」指定著陸點B.1，北緯44.3°，西經10°）被當作首選著陸點，是因為其地勢較低 比火星表面平均高度低5∼6千米，也因為它就在冬季北極頂最南邊的區域附近。B-1也具有與第一著陸點在一條線上的優勢，這樣「海盜一號」探測器就能從二號著陸艙接收數據，而二號探測器則能夠在任務需要延長時繪製火星兩級和其他地區的情況，並且這一地帶還極有可能是一處水源地。對「海盜號」項目的科學家哈爾馬索爾斯基（Hal Masursky）來說，他所擔心的是這一地帶的地理狀況。於是，他要求準備地理學地圖的大衛斯科特（David Scott）製作一份特別的地圖，名為「B-1可能遇到的危險」。在經過一番研究之後，馬索爾斯基得出結論：這一地區「不適宜著陸」。這當然是根據基於 「水手9號」製作的地圖進行分析而得出的結論。然而，他告訴湯姆楊（Tom Young）和吉姆馬丁（Jim Martin）說，還是有一線希望的，因為一些隨風傳播的物質也許已覆滿這粗糙的地表，遮住了「所有我們面臨的難題」。
這樣一來，要改變已定的著陸點，唯一說得過去的理由是，塞東尼亞地區太過崎嶇，「海盜號」著陸艙不敢貿然降落。而後又有人說，地表粗糙的原因之一還可能是由於塞東尼亞地區地處北方且緯度較高，而更適宜的著陸點應該在靠南某些地區。但最後「海盜２號」選擇在一個叫做「烏托邦平原」（Utopia Planitia）的地區降落，但是這裡甚至比塞東尼亞地區緯度更
高，地表更粗糙。
當時的人們都沒有認真考慮過著陸點易地的問題，但後來有人發現：新著陸點的選址理由，卻與放棄選擇塞東尼亞地區的原因相互矛盾。似乎JPL實驗室裡沒有人擔心那處「人面像」，也沒想過讓「海盜號」遠離它。某些NASA科學家對這種反反覆覆的行動感到不解，他認為在火星上進行這樣的行動，無異於在地球上的撒哈拉沙漠上尋找生物，氣候的原因就更不用說了。NASA還有一次更為怪異的決定：他們在八月份拍攝了兩張塞東尼亞地區的高解析度圖片 70A11和70A13 然而，在此之前，他們就已經判定了該地區不適宜著陸。這樣一來，他們就浪費了探測器本可以用來拍攝其他更為適宜的地點的寶貴資源。難道他們在35A72號照片上看到了什麼，使他們好奇心倍增？
在那以後，關於塞東尼亞地區的討論暫時消停了一段時間。而在1979年，NASA的戈達德航天中心的兩位科學家，文奇迪皮耶特羅（Vince Dipietro）和格雷格莫勒納爾（Greg Molenaar）決定再次研究一下「人面像」照片。很快，他們找出了35A72號照片（在「海盜號」的系列照片中被標記為第一張），但是這些早些時候的增強圖片似乎與「光影作用」的解釋相違背。於是，他們又繼續尋找從其他軌道拍攝的照片。令他們感到震驚的是不僅後來從其他軌道拍攝的「人面像」照片消失了，甚至傑拉德索芬五年前提到的可能「推翻這些假設」的照片也不知了蹤影。在一番筋疲力盡的搜尋之後，他們發現了另一張被錯誤歸檔的「人面像」照片，編號為70A13，比前一張軌道繞行35 圈之後拍攝時的太陽高度角要高出17°。而他們根本沒有找到那張所謂的可能「推翻這些假設」的照片。「海盜2號」的拍攝點靠近塞東尼亞地區，拍攝時間是火星上的夜晚時分，而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能拍攝出這樣的圖片的。
隨後，他們開始把注意力轉向一些其他的資料。一開始，他們想從同行評議的期刊上選取一些文章。儘管總是受到這樣那樣的阻礙，迪皮耶特羅和莫勒納爾還是想從霍格蘭這裡獲取一些 「人面像」的增強照片。霍格蘭也要到了一些列印圖片，用來研究這兩位科學家自己使用的圖片增強技術（也叫做S.P.I.T.），然而他所看到的一切令他十分著迷。同他們二位討論後，霍格蘭從斯坦福研究所獲得了一筆用以進行第一次獨立火星勘測行動的資金。
霍格蘭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關於「人面像」的問題值得特別研究。就IMI的成員所知，沒有人在此之前進行過這樣的考察，而在研究「人面像」的問題時，也沒有固定的規律可循。霍格蘭始終認為，如果「人面像」的確是某種外星智能生物所為，那麼這項研究絕對超出了地理學家和星球學家的經驗範圍。他認為，這項研究還需要更多的人員參與，需要來自多個領域且具有多種技能的「實踐」科學以及「理論」科學方面的專家。這種多學科的研究方式使IMI的原有成員得以從各個科學角度來重新審視「人面像」問題，並將研究結果同已有的專家評審組的結論進行對比。
然而，他們的發現卻使整件事情愈發變得神秘。在仔細查看了35A72、70A13兩張照片以後，他們立即得出了清晰的結論：
火星上的「人面像」圖片並非在地球上常見的，由岩石形成的側臉形象（如新澤西的「山中老人」），而是從上空觀察到的正面形象，與拉什莫爾山（Mount Rushmore）的總統像更為相似。他們立即意識到這東西非同一般：這張臉有著清晰的人臉輪廓且五官具備，高高的眉骨、深陷的眼窩、微張的嘴巴和隆起的鼻樑都明晰可見。從拍攝時太陽高度角略高的70A13號圖片上看，「人面像」所在的這處斜面，對稱度達到了90%，只是由於數據錯誤的原因，圖片上東邊 「下巴」部位有點扭曲。
第二張照片也證實了第二處
「眼窩」的存在，這些面部特徵所在的整個平面高度相等，布局對稱，只是在 「嘴巴」的部分稍有偏差。在馬克卡爾勒圖博士[Dr Mark Carlotto]的圖像增強技術幫助之下，這張照片還顯示出了人臉中的「牙齒」、額頭上對稱的交錯線條以及西半邊側面上的條紋。兩張照片都顯示出一些跡象，在「人面像」的西邊，眼窩下方，有些看起來像「淚滴」的東西。
之後，使用「位片」（bit slice）圖像技術，迪皮耶特羅發現，在西邊的「眼窩」中，甚至有一顆球形的「眼珠」。值得注意的是，後來對考察行動提出批評的人們，也包括了馬林空間科學系統（Malin Space Science Systems）的麥克馬林博士，他在當前的「火星全球勘測者」（Mars Global Surveyor）考察項目中負責攝像。據他所稱，「眼珠」並不存在，或者它已經超出了數據處理中的解析度限度。
而迄今為止，爭議最大的還屬卡爾勒圖處理過的圖片中的「牙齒」。
馬克卡爾勒圖博士還參與了霍格蘭於1985年組織的第二個火星研究小組，「火星調查組」（Mars Investigation Group）的研究。他使用比迪皮耶特羅和莫勒納爾在處理「海盜號」照片時所用的方法更為先進的新的圖像技術，使圖片呈現出了更多的細節。在這兩張「海盜號」圖片（35A72和70A13）中，「人面像」的「嘴」裡有著清晰可見的結構，極像是一排牙齒（圖1-2）。在針對「人面像」的一系列檢測中，有一次還是專門為了驗證這一點而進行的。事實上，對證明火星上是否存在人造物來說，對這些齒狀物的驗證是最具決定意義的。馬林博士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自己的網站上做了專門的展示，甚至放上了一些假照片以說明在「海盜號」的照片里根本不存在什麼「牙齒」。 同時，他還不厭其煩地歪曲各個贊同「牙齒」存在的研究員的結論。
在關於「牙齒」是否存在的爭論中，有一種觀點是：這些齒狀物只不過是在圖像增強處理時產生的。然而，在兩張完全不同的圖片中，齒狀的人造物的位置卻完全相同，這的確不大可能。是想，我們在其他任何一張圖片中都沒見到的齒狀「人造物」，卻偏偏出現在這兩張圖片中，所以說這不可能是某一次數據錯誤的原因，甚至這兩張圖片相對於像素網格，是朝向著不同方向的。但是儘管如此，馬林和其他科學家還是堅持否認。
塞東尼亞的城市和其他異事
霍格蘭首先意識到，如果「人面像」最終只不過是一處孤立的地貌，那麼所有這些細節都將失去意義。不管它看起來多麼像一張人臉，只要它是完全由自然形成，且沒有任何文明的作用，那它將只不過是地質侵蝕，或是光線、陰影的一次惡作劇而已。
於是，霍格蘭同調查組的其他成員們開始把目光轉向臨近「人面像」的地區，看看附近是否有其他的異常之物。迪皮耶特羅和莫勒納爾原來已經注意到在「人面像」的西邊，有一列「金字塔」形的山脈。他們同時指出：位於南邊的一處巨大的有1.5千米高的物體似乎是一座四面的「金字塔」山。為了紀念迪皮耶特羅和莫勒納爾的功績，霍格蘭將這些山脈稱作「城市」，並將巨大的「金字塔」山稱作「D&M金字塔」（圖1-3）。卡爾勒圖的增強圖像顯示，「D&M金字塔」的形狀看起來像是五角形，而並非四邊形。正如迪皮耶特羅所說，這些形如「城市」的物體，也表現了許多不尋常的地貌特徵。一些特殊的地貌，如「城市廣場」（City Square，由一排間距均等的小土堆構成，面朝著「人面像」一方）、「堡壘」（fortress，「城市」外的一處地方，外觀呈三角形，兩面的土牆直直矗立）、「背斜山」（Tholus，圓形的小土堆，形狀和結構象極了英格蘭東部的土丘，周圍還有一圈「壕溝」），還有「懸崖」（Cliff，一條長而筆直的山脊，頂上是一塊平地，由附近一處撞擊坑的噴出物形成），以及「地坑金字塔」（Crater Pyramid，一座四面的金字塔形土丘，差不多正好壘在撞擊坑的邊緣上），共同構成了「塞東尼亞建築群」（Cydonia Complex）。
隨著觀察的深入，更多的細節逐漸顯露了出來。比如在懸崖旁邊的挖掘痕跡，暗示著它所處的這塊平地完全由這種物質構成。「背斜山」的山頂處似乎有一個「入口」，以及一條從基座直通到入口的「走廊」，上面還有一座大致為金字塔形的尖頂。D&M金字塔旁邊，有一個深不見底的地坑，地坑的右面還有一處突起 兩者似乎都是爆炸形成的。這座「城市」看起來有一定的組織形式，並且建築學家羅伯特費爾特克（Robert Fiertek）在此結構基礎上又做了一些擴展。
80年代中期，參與調查的許多成員都將他們的發現提交到科學學會，期望能進行更多的分析，製作更高質量的圖片，以驗證他們觀測結果的真實性。但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冷遇。
提交到專家組的待評議的期刊文章也大多被退了回來。後來，調查組的成員們發現，這些論文多半都是看都沒看就被退了回來，而經過「專家評議」的論文就更少了。某些暗中向科學協會裡較為權威的成員們尋求幫助的人的情況相對就會好一些。比如卡爾賽根（Carl Sagan）就曾經幫助卡爾勒圖在《計算機光學雜誌》（Computer optics journals）上發表了幾篇論文。奇怪的是，在這篇論文發表的同時，賽根卻拿著一份在《檢閱》（Parade）雜誌上獲得的假情報對整件事情大肆指責。當然這不是賽根最後一次在塞東尼亞問題上做出自相矛盾的行為。
很多成員們想要把數據收集起來併進行匯總，然後通過科學會議等方式直接提交給評審團，但是他們同樣受到了不小的阻礙。火星調查組的成員們在1984年「火星事務」 （Case for Mars）會議上提交了海報和一篇論文。但後來，他們驚異地發現，在會議官方出版的記錄中，他們所做的介紹和展示的論文都已經被除去了，乾淨得就像從來沒發表過。
霍格蘭和其他成員們並沒有屈服，而是繼續進行他們的研究。然而，正如索諾馬州立大學（Sonoma State University）的斯坦利V麥克丹尼爾（Stanley V.McDaniel）博士在他的大作《麥克丹尼爾報告》（McDaniel Report）中的記錄：NASA似乎對這樣的調查甚是不滿，因為這本身也是其工作計畫中的重要一環。事實上，對於任何一次新的火星探測任務來說，製作塞東尼亞地區的圖像本來就應當是一項首要內容，但是NASA卻對此種想法十分牴觸。除此以外，即使面對國會官員和群眾的質疑，他們依然堅持認為那幾張並不存在的「推翻先前假設」的照片，證明了「人面像」只不過是一種幻覺。而在許多年後的今天，當人們不斷向NASA指出這些照片根本不存在時，他們才停止了這種說法。
卡爾勒圖博士發明瞭一種「分形分析技術」，引導研究轉向了一個新的方向。這項技術讓人們辨別出一張圖片中，與「自然」背景最不相符的物體。同時，這項技術還被利用到了塞東尼亞圖片之中。在對「人面像」周邊約3000平方千米的地區進行了初步研究以後，卡爾勒圖和他的同事麥克C斯泰恩（Michael C.Stein）確定：「人面像」和「堡壘」是這一地區兩處「最不規則」的物體。在進一步研究中，他們又使用同樣的方法研究了「人面像」周圍15000平方千米的地區，得到的結果與最初的實驗結果相符。所以說，「人面像」是已勘測的區域內最具「非自然」特徵的物體。NASA強調說，「人面像」是有其特別之處，但也不至於是人力所謂。他們還
通過馬林博士回應說：卡爾勒圖實際上並沒有測量過任何物體，而如果將其技術拓展到更為廣泛的地區，那麼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這樣一來，「人面像」也就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了。
這樣的回應只能說明他們忽視了一個事實：卡爾勒圖已經將研究範圍從3000平方千米擴展到15000平方千米，並且與馬林的主張相反，「人面像」的特別之處不僅沒有消失，還愈發明顯。但是，由於資金的匱乏，卡爾勒圖無法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所以他想把這一項目移交給NASA，讓他們繼續進行勘查，甚至將範圍擴大到整個火星地表。但是，NASA的回應，卻只是一句禮節性的「謝謝，不用了。」
現在，通過這些偏見和忽略，NASA和星球科學學會成員們的作為也可見一斑了。沒有人想成為下一個珀西瓦爾洛厄爾（Percival Lowell） 費勁氣力地去研究火星生命，卻還是可能因為一點數據錯誤而聲名掃地。其他一些科學學會的成員們根本就不敢去考慮這種研究的可能性。一直以來，不論是他們看到的示範，還是接受的教育都告訴他們，幾十億年以來，火星都只是一個冰冷、死寂的世界。對他們來說，火星上曾經有人來過，並建造了這些紀念碑，又在某個遙遠的時候將其遺棄這樣的想法甚至會顛覆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
不過，調查的下一步也許更為冒進，而NASA的牴觸的態度也愈演愈烈，開始公然發表假情報，壓制其他的言論。
數學信息？
霍格蘭在對塞東尼亞進行勘察行動伊始，就提出了在一定條件下，這些千奇百怪的地形景觀這件可能會存在某種更廣泛的聯繫的觀點。在他們看來，「人面像」 「堡壘」「城市」「背斜山」「懸崖」「地坑金字塔」和D&M金字塔這些地貌景觀都十分反常，與塞東尼亞現有的地質模型全然不同。
但是霍格蘭也注意到，在塞東尼亞可能存在的各個「紀念碑」式的建築之間，有著某種「有趣」的聯繫。例如，他注意到，五邊形的D&M金字塔朝北邊的三個角，似乎是指向其他的幾處建築物。在經美國地質調查局和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矯正後的平面圖上，他用線條標出了塞東尼亞地區照片上多個平面的邊緣。其中的一條邊線恰好跨過城市廣場的中心，還有一條邊線正好跨過「人面像」上的眼睛，以及一條直直穿過背斜山的頂部。同時，他還注意到：有一些大小一致（約同吉薩大金字塔[Great Pyramid at Giza]大小相彷）、形狀相彷的「土丘」分布在城市，以及城市周圍。而這些「土丘」連起來看，正好形成了一個完美的等邊三角形。
令人費解的是這些觀測資料都是按照一定的時間順序逐一得到的，而出現這種順序的原因還很值得我們思考。經常有人指責霍格蘭，說他進行的是「循環推理」，只不過是在照片上畫了幾條線，就說什麼東西像這像那的。當然，情況絕非如此。
通過自己的觀察，以及霍格蘭、卡爾勒圖、波索斯（Pozos）、麥克丹尼爾和許多其他的成員對這些資料做的詳細記錄，我們不難看出，這些奇異的地貌現象是一開始就存在的。而人們對這些奇異地形，以及它們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存在的聯繫所做出的許多猜想和測量，都是後來才有的事。即使這樣，如果不加提防的話，這些方法很可能會陷入「循環推理」的怪圈。這些技術原是由一些考古學家們所創，並用於古代建築廢墟的考察行動，所以霍格蘭在使用這些技術時，也一直十分小心，不敢有半點差錯。
根據大名鼎鼎的《搜尋地外文明計畫》（Search for Extra Terrestrial Intelligence，即SETI）手冊的內容，霍格蘭斷定，該手冊中反覆記載了幾乎所有帶有目的性的信息。如果某位建築學家想要向可能存在的某種文明發出清晰的數學信號，他一定會極力證明這一信息。因為單一的
、數學上的聯繫，同毫無規律「噪音」之間很難區分開來，所以我們必須保證任何一段「重要的」數學聯繫都反覆出現 這是整個任務過程的基礎。從其他角度來看，有的物體對這個模型來說並不重要，但是它們也有可能會出現在霍格蘭的計畫中。假設某個物體在模型中處於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但是如果它看起來並無異常，那麼它也不會被考慮進來。任何一段聯繫，都必須滿足至少兩個方面的要求，才能被定性為「重要的」一類並加以考慮。
在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城市廣場」。在那裡，有四個高度幾乎相等、大小相當、以相等的間距排列並在中間連成一點的土丘。如此一來，大家就會認為它可能是人造建築。後來，霍格蘭發現，「城市廣場」的中心恰好是依著D&M金字塔的西北邊緣順勢而建的，這一事實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有原來的觀測資料做基礎。並且如果不是最初的地貌因素，使得人們對這些特徵產生疑問，那麼霍格蘭後來認定的建築物排列方式，在他的研究方法中也就毫無意義了。
然而，他還是遭受了很多批評 這些批評的聲音來自NASA中的一些「簡化論者」（Martian architect）。簡化論者們的方法，是要將每一條已知的觀點，拆散成多個孤立的數據，而不是將它們放在一個大背景下來考慮。霍格蘭回應說，在尋找 「火星建築」中，人們很可能已經形成了很強的目的性，就像人們在考察地球上的任何一處紀念性建築。所以在這次的調查中，這種孤立的方法其實是毫無效果的。
霍格蘭可不是第一個遭受到NASA如此批評的人。
1966 年11月22日，也就是肯尼迪總統遇刺三年後，NASA公布了月面探測器二號在靠近寧靜海的凱利B（Cayley B in the Sea of Tranquility）位置所拍攝的圖像。其中，有一些拖著長長的陰影的物體，看起來像是一些大約為70米高的高塔（甚至更高）。月面上如果真的存在這樣的物體，那麼毫無疑問，這一定是人造建築，因為任何自然形成的物體，都會在流星的不斷撞擊之下破碎成一堆塵埃。
威廉布萊爾（William Blair）是波音公司的一位人類學家，他注意到這些「塔尖」之間，存在這某種一定程度上的幾何關係。《洛杉磯時報》引用了他的話：「如果在地球上拍攝到這樣一個建築群，那麼考古學家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觀察並試探性地發掘這些溝壑，然後再進行驗證其在考古學上是否真的具有重要意義。」在美國西南部的史前考古行動中，研究過許多航拍的勘測地圖的布萊爾在這方面有相當豐富的經驗。
波音公司科學研究實驗室的理查德V肖特希爾（Richard VShorthill）直截了當地作出了回應：「月球表面有很多這樣的岩石。隨便揀起一堆都能夠組成某種特定的形狀。」 他的話與批評霍格蘭的人們所說的沒什麼兩樣。他還說：較低的物體旁邊的地勢如果一直向下延伸，就會拉長該物體本身的影子，也就形成了「長長的陰影」。但滯後的分析都足以證明他的說法錯的一塌糊塗。實際上這些物體非常高，而且這些陰影也並不是由向下延伸的山坡造成的。而布萊爾所說的幾何關係，也只是基於四面體幾何來考慮的 這一點十分重要，讀了下面的內容，大家就會知道是為什麼。
布萊爾的反駁，正好為「簡化論者」們的觀點找到了適宜的平臺：「如果這些公理，也用在地球上這種地表特徵的起源研究之中，那麼現在已知的阿茲特克（Aztec）和瑪雅建築，都不過是掩映在樹冠之下的灌木叢中的廢墟而已 大自然作用、地球物理影響的結果就是如此。考古科學也許進步甚微，關於人類的身體，直至今日仍有許多未解之謎。」
1988年，一位名叫伊洛爾托倫（Erol Torun）的製圖師，找到了霍格蘭。他在國防部製圖局（Defence Mapping Agency）工作，同時也是一位衛星圖像分析師。托倫也許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能夠對塞東尼亞人造建築之謎給出判斷的人。他取得了關於地理學的學位，並專修地貌學。在其職業生涯中，他花了十幾年的時間來研究各種遠距離拍攝的照片（類似於「海盜號」拍攝的那些照片），並對其中的人造建築和自然地貌進行辨別。
在讀過「紀念碑」一章後，他寫信給霍格蘭，稱自己感到十分驚訝，因為文中提出的分析，並不能支撐最初所述的假設，並且D&M金字塔的幾何及地質構造，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對於地貌學，我的學術背景還算深厚，但我仍然無法找到可以解釋這種構成形式的理論。」他給霍格蘭寫的信中如是說。托倫在火星勘測行動中，就像是一個懷疑論者 在某種程度上，他相信霍格蘭所做的地貌方面的解釋，以及上下文中的關聯，在塞東尼亞之謎中，最終都只不過是「錯誤的確定」
然而，在有一次研究了塞東尼亞照片的細節之後，托倫得出結論：D&M金字塔本身只不過是塞東尼亞的「羅塞塔碑」（Rosetta Stone），引導人們發現了D&M內部幾何結構中體現的一組「重要」的數學常數。為了避免將自己的偏見帶入測算過程中，托倫決定，自己的分析，應該只限用於一些在可能存在的聯繫。結果，D&M金字塔不僅內部幾何結構呈現出一定的規律，而且同時向其傳達了特定的數學信息 他發現了許多特定的數學常數，例如e/ 、 2、 3、 5以及一些與正五邊形，正六邊形相關的數目。他還發現，D&M金字塔的形狀還與其他幾種理想圖形有關，比如黃金分割率和魚形光輪（Vesica Piscis，基督教的符號），還有五個基本的柏拉圖多面體（Platonic Solids） 四面體、立方體、八面體、十二面體以及二十面體。進一步的研究發現，D&M金字塔重構之後的形狀和托倫進行這些測量之前判定的相符，而且只有它能夠引出這些常數和比率。更神奇的是，不管使用哪一種測量方法，相同的常數都會反覆出現，而且並不只限於地球上所用的測量方法（也就是基於360°圓周的放射狀測量系統）。正如托倫所說：「這樣的幾何，是完全 沒有維度的 ，也就是不遵循任何傳統規則。比如，以10為單位計數，以360°系統測量角度的這種幾何結構，在任何數字系統中都能行得通。」
在看到托倫的研究結果之後，霍格蘭很快意識到，他們即將面臨的定是一次意義非凡的大發現。如果在塞東尼亞建築群中，反覆出現托倫提出的各個數據，或者在已經建成的「紀念碑」建築中，出現了相同的角度和比率，那麼就可以肯定，托倫的觀點是正確無誤的。在對些明顯特徵進行測量時（比如背斜山和D&M金字塔的頂端、懸崖形成的直線邊緣、「城市廣場」的中心、四面體的「地坑金字塔」等），霍格蘭發現許多同樣的角度、比率、三角函數竟然適用於整個塞東尼亞建築群。
面對這樣的結果，霍格蘭感到有些吃驚，並且托倫也意識到：塞東尼亞地區的確傳達出了某種信息。但問題是這信息表達的究竟是什麼，他們還不得而知。
這條信息本身也透露出瞭解碼的關鍵方法。托倫注意到，在D&M金字塔涉及的幾個角度中，有一處是19.5°，而且出現了兩次。霍格蘭也發現，在塞東尼亞建築群中，隱藏著同樣的19.5°角，而且出現了3次。隨後，他們又對這一數字的重要性進行了深入研究，並最終判定它與四面體幾何存在著聯繫。因為在已知的三維形態中，四面體最基本的一種，所以說它是所謂的「柏拉圖立體」中最簡單的形態。於是它給人們造成了這樣一種感覺：以「最初等」的幾何形態為基礎，在不同的年代之間建立起某種聯繫。
如果將四面體圈在一個球體之中，頂端正好固定在北極點或南極點上，那麼底面上垂直的3條線與任意一個與四面體頂點相對的半球面的交點，就正好是19.5°。另外，常數e（e/ 之比在塞東尼亞建築群中出現了不下十次）的值為2.718282，而這一數值，正好與球體表面積和四面體表面積的比率（2.720699）十分接近。
他們回顧了原來的塞東尼亞地區照片之後，就更堅定了這種關於「四面體」的觀點。霍格蘭早些時候注意到的幾處小土丘，看起來就像四面體的金字塔，甚至這些小土丘本身也被排列成若干組等邊三角形，也就是四面體底面的形狀。而且，在關於19.5°角的關鍵測量中涉及到的另外一處很明顯也是四面體的地形 地坑金字塔。
其後，概率統計專家霍拉斯克雷特博士（Dr. Horace Crater）與斯坦利麥克丹尼爾博士共同對塞東尼亞的土堆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塞東尼亞地區各個形狀近似的土丘並非是隨機分布的，甚至分布的規律也是驚人的呈現為四面體形狀 且其與自然原始的比例為2億比1。
塞東尼亞的信息
1989年，霍格蘭和托倫發表了一篇新的論文，推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們為這篇論文取了個更為恰當的題目：《塞東尼亞的信息》（The Message of Cydonia）。兩年前霍格蘭發表了關於「紀念碑」的論文，這使他遭受了許多針對他的批評。所以此次他們認為，將論文交給在NASA所控制的專家評審團評審之後再發表，其實毫無意義。於是，他們決定採用「對準目標人群」的方式，直接將論文上傳到電腦服務網（CompuServe，一種線上資料庫服務，是當時最大的在線信息平臺）。這篇論文中包含了他們依據有關塞東尼亞地區的四面體的最新理論所做出的各種預測，也提出了一些更為大膽的新想法他們建立了一個嶄新的關於四面體數學的物理模型。霍格蘭發現，許多早期的物理學大師，比如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等人就曾提出：在更高的空間維度中，某些電磁學中的問題就能得到解決了。這似乎調動了他某些沉寂已久的思緒：來自更高維度的能量可以通過四面體幾何，在我們所處的三維宇宙空間中有所「反映」。這一觀點十分關鍵，同時可能也是塞東尼亞的這些建築者們最終想要傳達的內容。
這些「簡化論者」很快又開始對霍格蘭和托倫的模型發起了攻擊。這些質疑和批評聲主要基於兩點：一，測量的結果可能不準確；二，即便準確，也不意味著霍格蘭和托倫就能傳達出他們的真正意圖。
80 年代末NASA在其匿名日誌中使用了與幾年前他們面對布萊爾博士時相同的策略。他們聲稱：托倫的測量結果不可靠，因為修正過後的圖片中還有不少錯誤，並且有時他們也會為自己的測量結果而爭論，但是絕不會再次嘗試，甚至打翻重來。華盛頓大學的數學教授拉爾夫格林伯格博士（Dr.Ralph Greenberg）最近，也開始贊成這樣的觀點。格林伯格寫過幾篇文章，對霍格蘭和托倫的模型大加批評，還說霍格蘭謊稱自己對歐洲海洋生物研究有所貢獻。如此看來，他倒是把批評他人看得很重要。
馬林空間科學系統的麥克馬林博士（在當前的「火星全球勘測者」考察項目中負責攝像）採用的方法稍有不同。他說，他對霍格蘭和托倫的測量「並非完全存疑」，但同時又說：「即使各個數據全部正確，也不一定就能夠證明這些地形的重要意義。」
大多數批評聲都是當業已建立起來的傳統範式受到威脅時，或是當某個領域的專家想要將熟悉的標準應用於某些超出其經驗的範圍時，科學家們所做出的典型反應。特別是誤差範圍的問題上，他們遭到了科學家們的完全誤解（即使今天還是這樣），甚至是經驗豐富的數學家也不例外。簡而言之，格林伯格聲稱（在他之前也有很多人說）對塞東尼亞建築群的測量中的誤差之大幾乎可以令整個測量變得毫無意義，因為這種誤差已經幾乎能夠使「任何一個」數學常數或者任何一個比率成為可能。一向對這些幾何聯繫持反對態度的格林伯格也聲稱，是霍格蘭和托倫「有意選擇」了這些他們所發現的角度，也就是說，他們在行動開始之前，就已經在尋找特定的聯繫了。
格林伯格曾說過，人們常說埃及金字塔存在著很多數學和天文學上的聯繫並對此津津樂道，但是他認為這些聯繫是毫無根據的，甚至一些埃及學家都對此提出了質疑。大金字塔的底座是一個方形，右側的角精確到1/20° 該觀點已經得到了公認；幾個側面都是完美的等邊三角形，分別朝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十分精確，毫無偏差；底座各邊的長度均為365.2422 庫比特（cubits，希伯來人的計量單位），正好是一個太陽年的天數；幾個具有一定坡度角的斜面，構成了這座高度為232.52庫比特的金字塔。如果用其高度除以邊長，再除2，得到的結果是3.14159，正好是一個圓的周長除以直徑所得的結果。而金字塔底座的周長，正好等於一個直徑為金字塔本身高度兩倍的圓的周長。
由於坡面形成了一定的角度，金字塔每往上走10米，對應的海拔就升高 9英尺。將大金字塔的真實高度乘以10的9次方，得到的結果是91，840，000，而地球到太陽的距離，也正好是91，840，000英里。顯然，金字塔的建造者們已經知道地軸傾斜的角度為23.5°，也知道怎樣準確計算緯度（當觀測者離赤道漸遠時會發生變化）以及地球的準確周長。
在格林伯格博士看來，這一切都只不過是巧合，只是「隨機力量」作用的例子而已。
格林伯格的說法純粹是「簡化論者」的表現：僅僅因為在預先選擇的物體裡無法找到大量一致的關聯，而不去考慮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的某種數學上的關係，就只是測量這些物體上清晰明顯的結構點。這這種做法使得格林伯格從一開始就沒有抓住事情的關鍵點 霍格蘭和托倫的測量只是名義上的，也就是說它們是真實有效的且最接近已採用的方法。他們並沒有說「這些數字容差幅度比較大」，而是直接說「這不過是些數字而已。」而容差幅度，或者誤差的允許範圍，正是我們在處理那些擱置一邊的高解析度照片時所需要的。進一步講，既然已經說明，測量結果正好詳細地體現了四面體幾何學並非像格林伯格所說的那樣 只是任意一組「重要」的數字，並且這其中包含了一些可預見的物理現象，很容易就能將這種情境模式同簡化主義者的觀點做出比較。格林伯格則想要將這些數字割裂開來，抱著「隨機力量作用」的觀點不放，而不是將這些聯繫起來的數據放在更寬泛的物理情境下來驗證。
不過還好，「塞東尼亞的信息」中的三種預測，恰好能夠促使人們這樣做。在當時，「旅行者2號」（Voyager 2）正在接近海王星，但還要更近一些才方便拍照。在論文的末尾，霍格蘭和托倫對於「旅行者」所見之物做了三種預測。他們預測在四面體19.5°緯之內會發生一次風暴或者擾動。基於正在研究的高維物理學，他們做出了進一步解釋，並預測，這種擾動應該發生在海王星的南半球，並且海王星的磁力場的磁偶極將會被固定在北極點。
請注意，我們是從一堆「可能存在」的火星廢墟中，找出了一系列被認為是「無意義」的聯繫，在推算出一系列 「被虛假」的數字之後，才做出了這三種預測，而通過驗證，我們確信這三種預測完全正確。
格林伯格和那些簡化論者又表示：「這僅僅是一個預測，不管是基於什麼作出的預測，它都不能作為證明的根據。」將三種預測合為一體，而非分別考慮，是他們常用的手段和策略，目的就是要抹殺霍格蘭和托倫取得的成功。正如哈佛的天文學家哈爾頓阿爾普在其著作《泛紅》（Seeing Red）中所說：「現在玩的這種把戲，只不過是將以前所有的觀測結果揉進一種假說裡，然後就不會再有第二種觀測結果能夠得到證實了。」
坦率地說，霍格蘭和托倫根本不可能僅僅利用一系列「無意義的」「虛假的」數據，就對這樣一個人類從未近距離觀察過的星球上的種種特徵做出三種準確的預測。這些特徵在傳統的模型中是找不到合理解釋的。至少諸如風暴形成的原理、風暴發生的地點以及與星球的磁極的關係之類的問題是沒有合理解釋的。換句話說，他們所取得的成果，絕非利用現有的太陽系模型，再加一點「運氣」而得來的，而是完全基於塞東尼亞的幾何關聯模型做出的。這不僅是對他們所做的測量以及從中得出的物理模型的有力證明，同時也是對格林伯格、馬林等人的方法和動機（格林伯格曾經要求與霍格蘭就有關塞東尼亞的數學問題進行一次「辯論」，但又要求避開有關地坑中四面體土丘的數據 這點他自己也解釋不了）的嚴厲控訴。
霍格蘭和托倫覺得，他們或許已經發現了「火星紀念碑」建造者們的意圖，所以他們下一步的研究重點是怎樣將這些已經發現的幾何數據投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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