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三公」禍害弱勢群體
百姓痛恨「三公」，北京當局為安撫民心，幾度出手處置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共汽車私用。但是，這「三公」不過是「小三公」，一年花兩三千億並不算多。為禍更烈的是「大三公」，而且百姓不易察覺。
何謂「大三公」？即公共資源配置、公共資產交易、公共產品生產，通俗舉例可分別指鐵路建設、國土資源出讓、金融經營許可。
黨官不腐敗成為極端個案
在「大三公」領域裡，任何一個有權經手大小項目的人，大到劉志軍那樣的中央部門要員、小到工地上的項目長，是無法推拒賄賂的。一旦有人推拒就會被周圍的人指為「壞事者」，乃至於背上破壞項目的「道德指控」。因此，就在鐵道部長劉志軍被查之後，寧杭高鐵項目還是出了「鋼筋竟然瘦身 拉細拉長再澆注混凝土」的醜聞。由於該醜聞涉及面太廣，浙江地方緊急滅火，對企業處以幾十萬罰金了事。
有體制內專家指出：中國高鐵建設至二○二○年將達一點六萬公里，總投資達一點八萬億人民幣，稱之「一億一公里」十分貼切，「一公里腐敗一千萬」亦屬正常事情。在全國高鐵建設工地，「纖維袋子提現金（行賄）」是正常現象。「要是弄個一號大信封之類的袋子送錢，頂多是求送點砂石料什麼的。」鐵道部第十三工程局一個工地項目長，如此對朋友坦言。有北京民間經濟學者測算：二○一一年度全國政府採購規模將達到一點二萬億，其中腐敗規模至少有一千四百億。
前年（二○○九）的政府採購規模為七千四百億，其價格水平超過市場均價百分之三十七。官方內部辯稱「用的產品質量相對較好」。但知情人士指出：天價採購在政府採購中普遍存在，回扣率少於百分之十二幾乎不會成交。因此，一些仰中共鼻息生存的「民主黨派」對此十分不滿，但又不敢直指問題本質，只說「國進民退」不利於經濟發展，云云。當然，從高鐵建設到政府採購其主體交易大多在國企內部完成，因此大大排拒了有相應資質的民企。對「低端供貨」者的選擇，國企寧願與民間「無照經營者」合作，而不願與正規的中小民企合作。
促消費不見效的謎底
由於「大三公」派生利益難以向整個社會均勻發派，其龐大的貨幣流量不可能有較大的比例形成消費者支出。所以說，「大三公」一方面是「腐敗壓制了市場，權力破壞了消費」的表現；另一方面也為害國際，以至於國際社會悲嘆「中國消費者不合作」。
「大三公」利益向小眾群體而非平民百姓發派的最好例子是國土資源交易。國土資源銷售收入完全用於各級政府維持日常開支或建地方項目，形成百姓福利的部分尚不足交易額的百分之五。為了從國土資源交易中牟取高額收入（尚不計其中的腐敗規模），地方政府往往以「倒指標」方法操作。較為經典的做法「趕農上樓」──壓縮農村住宅佔地而轉化成城建用地指標，由於製造了太多的社會矛盾而停下來。但是，編造荒地復耕、閑置工業用地再利用數據，則是各級政府騙北京的不二法門。
「政府囤地」已經成為「中國特色」重要元素，而囤地三年賺到收購價的十五至二十倍乃正常現象。廣西桂林七星區彭家嶺村與黃鶯村被區政府強行征走土地共九百餘畝，地款被拖了三年尚不付清，而區政府已經在出售土地中獲利十七倍。有村民氣憤地對媒體說：「這哪裡是征地？完全是搶劫！」
「吃國家」乃成功標誌之一
不少國外媒體採訪本文作者時，對作為公共產品的公園裡出現高級私人會所大惑不解。其實，這是中國歷史積累而成的腐敗政治文化的延續，即「吃國家」是社會公認的個人成功標誌之一。在中共統治裡面，這一點更為明顯，從官員家屬吃空餉到富豪變相佔有公園會所，其現象不勝枚舉。「吃國家」的實質是吃社會公眾、吃弱勢群體，而能吃著的小眾如幾千萬中共黨員不以為恥，反而安之若素。因此，當中央出臺一些遏制「小三公」的政策時，基層官吏大多是如網路跟帖「我笑了」那樣的諷刺心態。
對公共產品生產進行暗中的利益抽取，在金融方面表現尤為明顯，並造成了難以彌合的社會鴻溝。比方說，全國的城市和農村信用社系統約有兩萬億的資金被其內部權力人士導入民間高利貸市場，其中以佣金錶現的腐敗規模今年將突破三千億。另一方面，民間中小企業告貸無門，或是等待倒閉或是被高利貸套住。內蒙古包頭市的富翁金利斌自焚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且金利斌在被高利貸套住之後竟然也成了放貸者。
中共統治時期的猖狂「吃國家」習性還大大地破壞了本來就脆弱的法制，尤其是警察腐敗已經是許多社會矛盾暴力化解決的直接引爆點。即便沒有形成暴力事件的警察涉案經濟犯罪也產生了惡劣的社會後果。比如，大慶油田上半年爆出的盜油大案，牽扯出大慶市公安系統的多名警官──油田分局局長、明水縣局政委、肇東市（縣級）局長。
中共欠百姓多少債
中共反蔣時期，動輒稱後者欠下人民血債。現在，不提眾人皆知的血債問題，只以中共利用「大三公」剝奪弱勢群體（假定為十億，其實更多）的經濟利益為標的，而稱之為「水債」，來算一下大概賬目：從○七年初到一○年底，每人每年大約被「大三公」剝奪的利益在四千到六千元人民幣之間，但這些損失百姓看不見摸不著。
有些經濟學家曾提議將國企盈利的一部分作為紅利向全民發派，想法固然不錯，但是，吳邦國等中共頂尖權力人士明白，一旦發派紅利就意味著承認私有化的可能性。因此，他們要堅決反對私有化，並以堂皇的政治口號維護中共繼續盤剝弱勢群體的制度體系。可以預見，未來的歷史學家以符號代稱腐敗，必言「中共」，如同說能臣言「諸葛」、說「權姦」言秦檜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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