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廣東反地方主義衝突台面上的人物雖然是中南局的林彪和華南分局的葉劍英，但其背後的真正推手卻是毛澤東。
從歷史上看，毛澤東一生都對地方主義恨之入骨畏之如虎。1930年的整肅「AB團」就是他反地方主義的大手筆。1930年，一場大規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捲中共領導的江西蘇區。在一輪名曰「肅AB團」的大清洗中，幾千名紅軍官兵和根據地內的黨團員及普通群眾慘遭殺害。幹此事的並非中共的死敵━━蔣介石和國民黨，而是根據地的中共黨組織和由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這段史實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完全被改寫。毛澤東為何要在自己創建的江西蘇區肅AB團濫殺革命同志呢？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是來自紅軍內部還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一舉掙脫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志。
如果把目光向前延伸的話，我們還會發現，實際上毛澤東反地方主義是他一貫的思想與方法，其源頭並不是始於江西蘇區，而是從井岡山時期就開始了。有人曾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中國革命的搖籃、井崗山革命根據地，後來竟沒有產生一個將軍，甚至連師團長這樣的軍事幹部都沒有井崗山人，這是為何呢？就是因為毛澤東從來都是外來幹部，每到一地方發動革命，都是採取「先依靠，後整肅」的方法。在井崗山，他借彭德懷之手幹掉了接納支持他與朱德、林彪、彭德懷的井崗山地方部隊，把其首領袁文才、王佐殺掉；在延安，後來又把劉志丹創建的陝甘寧邊區的功績壓制不予宣傳，到高崗事件後，陝北蘇區的幹部也基本上全線壓制。高崗後來散佈的「軍黨論」、「槍桿子上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毛澤東幾十年實踐的事實。高崗所說「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崗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崗山大圈圈」也是事出有因的不過，所謂井崗山大圈圈，其實就是毛澤東的圈圈，高崗不過是想借毛的力量實現自己的宏圖。
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基礎和實踐經驗，毛澤東成為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反廣東地方主義的後臺也就不奇怪了。事實上，他不僅是後臺，也曾走到前臺指手畫腳。1952年6月，毛澤東親自出面來處理廣東問題了。在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薄一波、羅瑞卿、鄧子恢、葉劍英、方方、趙爾陸、陶鑄等。毛澤東直接了當批評了廣東搞「地方主義」。毛澤東宣布開會，並說：「這裡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他對著方方說：「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地方主義錯誤」。毛澤東繼續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毛澤東幽默的語調裡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見，他對方方說：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這件工作沒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級。
毛澤東宣布，由陶鑄取代方方，毛澤東確定葉劍英抓總、張雲逸主桂（廣西）、譚政主軍、陶鑄主黨、方方主政，這就是華南分局五位書記的分工。中共中央認為廣東解放以後，在主要問題上，「在決定關鍵上犯了錯誤」，「迷失方向」。會上，葉劍英、方方、馮白駒等分別作了檢討，華南分局一些領導對葉劍英、特別是對方方的所謂「地方主義」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批評葉劍英分析廣東情況、制定廣東土改政策是「廣東特殊論」。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改組成立中共廣東省委員會，任命陶鑄等28人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其中，陶鑄為書記兼省長，古大存為副書記兼副省長，趙紫陽為副書記兼省委秘書長，馮白駒為副書記兼副省長，林李明為副書記兼港澳工委書記、省監委書記，陶鑄、古大存、趙紫陽、馮白駒、林李明、賀希明、文敏生、林鏘雲、王德、李堅真等11人為省委常委。馮白駒調離海南島到省工作。不久，陶鑄又從外地調來陳郁當省長，從此以絕對優勢壓住了「廣東地方主義」。
廣東此次「反地方主義鬥爭」，從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歷時5年。這一次起源是「整風運動」與「反右運動」。在整風運動開始後，以馮白駒、古大存為代表的廣東幹部對前幾年的「反地方主義」進行了質疑，於是陶、趙體制立即借「整風」轉為「反右」的契機，開展了「廣東歷史問題大辯論」，發動了此次反地方主義大戰。
馮白駒、古大存的所謂「地方主義」實際上是對當時土改中的過火行為有所糾正，以及對此後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冒進的不滿。具體說來，就是古大存和馮白駒對當時的土改和冒進提出了這些疑問：到底「依靠大軍、南下幹部挂帥」的方針是否正確？廣東土改是否「搞左了」？土改整隊是否「偏差很大」？合作化後到底把農村搞好了，還是搞壞了？工農業生產發展了還是「比陳濟棠時代都不如？」鎮反到底是消滅了敵人，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還是製造敵人，把「好人趕到敵人那邊去了」？省委執行的是否「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整編瓊崖縱隊是否「消滅異己」？中央和省委是否「不重視廣東歷史」或「割斷瓊崖歷史」？這些問題現在看來就的確洞中土改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存在的問題，顯示出馮、古二人的政治敏感和政治良心，然而，在毛澤東反地方主義思想指導下，這些合理的想法都被打成「地方主義」遭到批判打擊。
陶鑄在對這次運動進行總結時更旗幟鮮明地表示說，所謂廣東歷史問題大辯論，目的就是要把廣東的地方主義徹底搞掉。在1957年12月19日中共廣東省委第八次全體會議（擴大）的總結中，陶鑄是這麼說的：「我們這次會議，是一個很好的馬列主義會議，正因為是一個很好的馬列主義會議，我們才能夠徹底解決長期存在在廣東黨內的地方主義問題，能夠解決地方主義問題，就可以做到廣東黨內真正的團結。廣東黨幾年來之所以團結得不夠好，就主要是因為沒有把這個妨礙團結的因素——地方主義徹底搞掉。」而對於廣東的地方主義的特點，陶鑄則總結道：「廣東的地方主義在那些方面向黨進攻呢？歸納起來，大體上是：翻民主革命的案；否定黨所領導的歷次運動的偉大成績；破壞省委領導的威信；排斥、打擊外來幹部與反地方主義堅決的地方幹部，等等。企圖逐步奪取省委的領導權，最後變為地方主義的小王國。」陶鑄最後又給廣東地方主義分子加了一罪，說：「地方主義分子是不能反右派的。廣東反右派鬥爭之所以落後一步，與黨內的地方主義影響是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地方主義思想實際上和右派份子是一致的。」至此，馮白駒、古大存等上萬名廣東幹部被降職、撤職、查辦。
通過這段史實，我們不難看出：當年「肅AB團」的理由與廣東反「地方主義」何其相似。20年後的廣東反地方主義，也是兩條罪證，1.土改政策與毛澤東的想法不一致；2.在幹部配備上沒有完全接受外來幹部為主的方針。甚至處理的策略也基本一樣，肅AB團是為了堅持將李文林領導的部隊合併到彭德懷的紅六軍，而當時彭是毛澤東的代表；而廣東反「地方主義」主張則是要將曾生領導的兩廣縱隊合併到林彪四野。毛在肅AB團是派紅四軍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領導李文林，而在反廣東地方主義時則是派四野的陶鑄及趙紫陽到廣東加強領導，起因、方法幾乎一模一樣。有所不同的是，由於毛自延安鞏固了自己的絕對權威後，再不在黨內開殺戒，只是以「搶救運動」、整風、降職撤職等方法來整肅，所以相比之下，廣東反地方主義畢竟是比「肅AB團」時稍為法制化了一點。
毛澤東所以對所謂地方主義恨之入骨畏之如虎，是因為這樣一個鐵的規律：每一個新登臺的權威人物，要想樹立絕對權威，建立專制，必須毫不留情地加強自己的勢力基礎，必須進行後來看來是痛苦和錯誤的反地方主義。從這一角度看，只要中共有新權威出現，新一輪的反地方主義義就會以形形色色的新貌開始進行。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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