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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太天真 現在訴求將不同(組圖)

 2011-05-31 21:18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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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國人都不敢相信這些坦克槍炮會真打手無寸鐵的人們


有多少人在一夕之間橫屍長安街

【看中國記者楊蓉真採訪報導】六四——一個充滿血腥暴力的記憶,一場無法抹滅的血洗,22年來,在每個親歷者的心中烙下的印記恐怕是一輩子無法去除的。而親眼目睹這一場人禍的,不管是現場還是透過電視,相信都難以忘記那一個個無法用言語形容的畫面。因此,每年六四,不管中國國內還是國際間,都會透過各種形式來悼念這個日子。

然而,六四並非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後,對中國人發動的唯一一場屠殺,過去三反、五反、鎮反、反右、文革,歷次運動規模之巨大時間之漫長,死亡人數動輒數十萬或數百萬,而這些事件卻像斷線的風箏,逐漸消失在人們視線之外。是因為歷史的軌跡使然,因此六四也將讓人們淡忘,還是六四具有其獨特性?如果是前者,但願在凶手伏誅前亡靈能夠安息。

做為六四親歷者,旅居美國的著名中國人權活動家唐柏橋表示,共產黨執政六十多年以來,可能歷次的活動其慘烈程度不亞於六四,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主要有三個因素造成六四的影響非常大:一、國際目睹整個過程;二、鎮壓的方式空前絕後,鎮壓的是被認為最無辜的學生;三、鎮壓後東歐劇變。

國際首度目睹血淋淋的鎮壓

唐柏橋指出,八九年間,中、美、蘇國際大三角中,原本傾向於美國的中共,開始傾向與蘇聯交好,當時的三角關係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1989年,戈巴契夫於5月訪問中國,其時北京「學運」已經開始。由於戈爾巴喬夫的到訪,估計有超過四千名國際上的記者雲集中國,這應該是中共執政以來,第一次有那麼多的西方媒體記者聚集在北京。就在那樣眾目睽睽的情況下,發生了一場血淋淋的鎮壓慘案,透過記者的鏡頭,畫面震驚了全世界。當時CNN、美聯社等各大媒體都進行實況轉播,而實地拍錄的過程中,鏡頭被打落、記者受到攻擊的喊叫……就和現在中東情況差不多。

一場血腥事件被記錄、目睹了,因此人們無法迴避其真實性。雖說到目前中共還在否認自己開著坦克大炮把學生娃娃碾成肉餅,還在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人,說美國之音的照片都是經過剪輯的,但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前幾年香港民建聯主席馬力大放厥詞,說他認為解放軍不可能在廣場上用坦克碾人,建議用豬來做試驗,確定坦克車是不是能把豬輾成肉餅,但他的言論馬上遭到了全香港的譴責。

相較之下,過去中共三反、五反、反右等各種運動,雖然都很慘烈,但那時的中國是閉關鎖國,如文革十年,中國就是被世界拋棄的孤兒。美國在七十年代才和中共建交,那時的聯合國常務理事國是中華民國,所以雖然中國整個國家很大,但在國際舞台上沒有一席之地。那種完全關起門來自己玩的情況,有些像前些年的北韓,所以,過去怎麼鎮壓,怎麼搞運動,國際社會在根本得不到任何資料的情況下,也就無從管起。

首度使用坦克大炮鎮壓無辜的學生

第二個原因,唐柏橋表示來自他自己的分析結論:六四在國際社會中引起這麼大的重視以及輿論,我想是因為其鎮壓方式有別過往。在我小時候大約七十年代,鬥爭地主開批鬥大會,直接槍斃的都有,我湖南老家道縣的屠殺,都是血流成河,但不管怎麼講,沒有出動坦克大炮。而六四就在天安門廣場這麼一個萬眾矚目的國家中心,開著坦克架著機槍掃射,被殺的又是一些最無辜的學生。

以前鎮壓「反革命」,老百姓在被洗腦的情況下,認為地主就是剝削老百姓,就覺得他們罪有應得。

另外,又比如鎮壓法輪功的事,被迫害致死的人,從數量上講,遠遠超過八九年。八九年死亡人數客觀上講有兩千,那麼法輪功人數可能有三千、四千、五千,對他們的迫害不光手法殘酷,而且長達12年,我們都覺得不可想像,覺得不會有那麼多的酷刑,甚至國際社會還有很多人不相信法輪功學員受了那麼多的酷刑。這麼違反人道的事,為什麼在國內沒有被那麼重視,因為中共採用了一種狡猾的隱蔽方式,現在中共鎮壓的方式越來越殘忍和狡猾。

這有點像煮青蛙的理論。把一隻青蛙在溫水裡慢慢的煮死,牠根本沒有意識到,看起來還挺幸福的,不感覺到那麼殘忍。假如你拿機槍去掃射一隻青蛙,去踩死牠,那麼可能周圍有些人看到了就認為這樣做太過分了。所以鎮壓方式不同,也是一個方面。

八九年從學生運動開始,到被鎮壓一直到今天,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包括中共體制內的人,在談到這個話題的時候總是要讓步,都不敢怎麼幫中共說話。就我們所結識的無數在體制內當高官的朋友,他們會說:「那個時候這樣鎮壓確實有些過頭了;那個時候確實沒有想到,假如能想到別的辦法處理,恐怕也不應該那樣處理。」或者實在沒有辦法反駁的時候,就說:「哎呀當時鄧小平都老了,都老糊塗了。」總而言之,在這個問題上幫中共說話的政府官員也都無話可說。

學生和平理性到幾近「無知」

整個八九年學運的時候有個突出的特點,天安門廣場基本上全部是學生,那時我也在場。百萬大眾除了極少數工人、知識份子,百分之九十是學生。那時我們都為自己所感動,那份愛國的熱情,當時,有學生跪在大會堂前面請求中國政府、共產黨改革。

當時,大學生雖然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幾個月,但是沒有一個人去打軍隊、打警察、燒派出所。所以說,中國老百姓比較善良,善良到無知的程度,即便當時魯德成、余志堅和喻東嶽三個人塗污毛澤東像,都是太溫和了。而這三人後來被送到監獄裡去,迫害得非常的慘,喻東嶽被迫害成精神病,後來在美國,見到人就叫爸爸,要跪下來,那是中共鎮壓的一個赤裸裸的寫照。

對比一下國外幾場抗暴事件,不管是早在1980年發生在韓國的光州事件,還是目前席捲中東、北非的民主浪潮,人民與政府間就像打仗,不像六四那麼和平理性。利比亞反對派就是武力對抗;埃及反對派一開始就是把穆巴拉克的像給燒了踩在地上,把他們的雕像都摧毀了,在開羅就燒派出所,在他們抗議的過程中,差不多百分之六十警局被燒了。警察開槍鎮壓老百姓,老百姓也反擊:我憑什麼不打你?

「六四」鎮壓同時 東歐民主開花了

八九年鎮壓以後,東歐包括蘇聯形成了整個共產主義陣營的雪崩。很多人都認為這和八九年中國的民運有一定的關係,甚至有直接關係,那場赤裸裸血淋淋的鎮壓我想戈爾巴喬夫以及整個東歐國家的領袖都感到震撼,他們不得不思考:我們這種做法可能有問題了,我們這樣殺下去,可能也會被國際社會孤立。

從6月4日波蘭總統選舉到10月柏林牆倒塌,12月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被推翻,1991年蘇聯解體,最後到阿爾巴尼亞,兩三年間,整個東歐的共產主義陣營垮臺,走向民主。

1989年5月15日,戈爾巴喬夫到北京的時候,原本安排在天安門廣場迎接他的,但廣場被學生佔領了,只好從地道裡走到人民大會堂去,用三軍儀仗隊舉行了歡迎儀式。我想他對人民的力量感到震撼。

雖然這22年來,六四似乎並沒有改變中國,但其正面歷史意義是不容質疑的,我認為它改變了東歐,造成了整個共產主義陣營的垮臺,結束了冷戰,改變了世界,和平非暴力運動在全世界發揚光大,後面的顏色革命有很多都和八九年的情況類似。這個意義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不為過。

綜合上面三個因素使八九民主運動載入了史冊。這個民主運動的參與者都會成為千古流芳的英雄,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此外,因為中共政權現在還沒被推翻,中國人一直期待再有一次八九民主運動當時那樣的動員力。我想這也是人們每年紀念六四的原因。

八九民主運動過於天真 再一場,訴求將不同

回首這22年,熱情依舊但不再是當時清澀的學生,對民主政治的認識透過親身體驗,無疑是更加深刻的。因此,如果中國再有一次八九民主運動,訴求肯定是不一樣的。

當時八九年民主運動的一個巨大的遺憾就是當時的參與者和領導者的眼界、思想的侷限、對民主的理解、對中共的認識,都遠遠不足。我回想起來,那個時候我們對民主的理解非常淺薄,連皮毛都不知道。我甚至覺得跟七九年西單牆那個時候的認識都要差一點。七九年時,都還看到洋洋灑灑上萬字談人權的文章,八九年時好像沒有這樣的文章,這是一個很怪異的現象。

那時,整個八九是很原始的群眾自發的反腐敗的運動,指出那個政府不正當的作為,不是要推翻那個政權,不是要在中國實現民主,沒有提出鄧小平下臺、趙紫陽下臺的口號,像埃及要求穆巴拉克下臺那樣。我們那個時候沒有提出來要求全國總統直選,要求多黨制。只是提出來要求有限的新聞自由,要求保障知識份子權利,學生自治會合法,要求和中共中央對話,最大的要求是承認當時的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不是動亂。

當時鄧小平指使《人民日報》寫了一個426社論,標題是〈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說我們學生運動是動亂,所以我們學生就覺得很委屈,我們是愛國民主運動,怎麼是動亂了?然後就有人跪下來求了……現在回過頭來,就覺得那時很幼稚。經過20年的反思,今天如果我們還停留在那個時候的認識,就不應該了。

當時大家的出發點是很善良的、愛國的,想要爭取新聞自由,以及一些基本人權的努力是很了不起的,但境界遠遠不夠高,比不上1980年光州事件,也不如南非的反抗運動。

民主運動終極目標:中共滾蛋

這個六四民眾自發運動,有些類似現在的大陸民眾維權運動。只是要求一些基本權利,還停留在擁護黨的領導,鏟除地方腐敗官員的境界。從這一方面來看,在經過二十年後,中國人對於政治體制的認識水準還是沒有很大的提高。

我在以前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到茉莉花革命的終極目標,就是反覆的講要將反抗運動引向民主化方向——反抗暴政、終結中共。就像埃及革命一樣,就一個簡單的口號,要求穆巴拉克下臺,穆巴拉克滾蛋。十八天以後,穆巴拉克下臺了滾蛋了。埃及人民戲劇性的取得了勝利。比任何方式任何策略都有效,都有用,都來得直接,損失也最小。如果我們中國人都像埃及人學一點,有埃及人民一半就夠了。

經歷了22年中共另一輪對中國人的屠戮,如果我們的口號和思想境界還是停留在八九年那個階段,或者現在的維權階段,不提終結中共暴政,那麼我們22年的血的教訓就白白的付出了,我們也沒有什麼長進。

所以說如果再有八九這樣規模的抗暴運動發生,我不知別人怎麼想,但就算是明知不可為也一定要為之。要拚命的呼籲全國民眾放棄對中共的幻想,與中共決一死戰。就要求共產黨下臺、共產黨滾蛋,就這麼簡單,不要談那麼複雜的東西,不要再重蹈八九年的覆轍。目前的國際局勢對中國人是有利的,對共產黨是非常不利的,我覺得這個運動,很快就會來。一旦來的話,一個口號——結束暴政!推翻暴政!建設民主!

目前蒙古因為牧民被撞身亡引發內蒙古學生抗議當局侵犯人權和破壞蒙古草原生態,就是一次正義之舉,是八九民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議運動之一。一場民主運動,往往是由學生運動開始的,五四,六四,皆是如此。因此,這次學生運動正值中國民眾抗暴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不但具有重要性,同時非常及時。希望全國各地學生走上街頭,聲援他們。

聲援他們,就是保護自己的人權。

唐柏橋簡介

唐柏橋,湖南人。八九民運期間參與組建湖南省高自聯,擔任召集人。六四事件後遭到公開通緝,同年7月於廣東省江門市被捕。1990年7月,被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出獄後發起組建地下民運團體「中國民自聯」,1992年再次遭到追捕,後逃亡香港,並於同年4月以聯合國政治難民身份抵達美國。定居美國後一直繼續推動人權民運,發表大量文章,著有英文自傳《我的兩個中國》和人權著作《失敗之歌》。現為中國和平民主聯盟主席,中國過渡政府發言人兼國策會議付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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