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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亂

2011-05-21 22:01 桌面版 简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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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任何統計數據,只憑主觀感受,我懷疑「穩定」這兩個字有可能是過去一年來中國一些官員最常用的詞彙,代替了往昔的「發展」。因為翻開報紙,打開電視,我幾乎每一天都能看到不同地方不同級別的政府人員左一個「穩定」,右一個「穩定」,彷彿穩定就是指導他們施政的至高原則。

如果說前幾年大家還是很相信「發展就是硬道理」,那麼今天的硬道理大概就是穩定了。當然我已經說過,這是一個很不科學的片面感覺;可是我仍然有點擔憂,一個國家把「穩定」當作最重要的課題,到底說明什麼呢?

大家都明白,談穩定是因為我們都怕「亂」。中國人這三百年來真是經過太多磨難吃過太多苦頭了,而過去這三十年還真有點承平安穩的意思(是否「盛世」我還不敢說),自然誰都不想亂。可是我們心底那團抹之不去的陰影,那個我們念茲在茲的「亂」,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

仔細再想,便能得到一項有些荒謬的發現:原來那個驅動我們把穩定樹立為最終目標的對象,原來那個讓大家從早到晚擔心的「亂」,是種從未經過公開討論因此也未曾被全社會共同認定的模糊狀態;其內涵不明,其邊界不清,它就真的是團朦朦朧朧的烏雲。至少直到目前為止,我都還沒聽過那些常常將穩定掛在嘴上的官員,清楚界說作為穩定對立面的「亂」究竟指的是什麼。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辯稱,「亂」是種你定義不了但一看見就能把它辨認出來的事態。一般而言,人多就已經構成亂的必要條件了,儘管它還不是充分條件。所以馬路邊、廣場上,一有人群聚集,相關部門便會馬上升起「亂」的預感。假如那個聚集的時機是個敏感時機(比方說某些會議和活動期間),那個地點是個敏感地點(比方說某個政府部門前的廣場),就更有必要在亂象出現之前防患於未然,告誡乃至驅散有可能集合成群但往往只不過是站久一點的遊人了。

這種情況我都可以理解。問題是,有時候相關人員太過盡責,太過緊張,只要看到人多,就自動從亂的必要條件聯想出亂像一定要出現的結論,然後幾近是本能地強硬反應,最後把一個可以不亂的事搞出亂的結局,使一群平順百姓硬生生演變成難馴刁民。

舉個簡單的例子。最近我和幾位朋友去了某座城市的公共圖書館對談,談的是文學文化,一點也不敏感。沒想到讀者很熱情,人數遠超預計,有的甚至早在兩三個小時前就趕到了會場排隊。進不了場的讀者這麼多,乃至於堆成門外群眾。活動結束之後,他們還是不願離去,就算進不了場,他們也想和我們說幾句話,討論一下問題。當地的保安人員一面「護送」我們離開,一面驅散人群,理由正是怕亂,甚至引來公安協助。後來我聽說,有些其實斯文得可以的年輕讀者告訴保安:「我們只是想聽講座,拍幾張照片。」可是保安人員很強悍地回應,喝問他們是不是想鬧事。久峙之下,終於有些讀者耐不住脾氣,高喊「我們就是要鬧事!你怎麼樣?」

這是小事,卻是常見的小事。叫我難過的是,它其實有九十九種妥善解決的方法,比如說讓我們留下來和大夥多說一會兒話(這正是我們幾個朋友的要求);可是最後它卻走上了最壞的那條路,弄得人人都不太高興。

對我而言,這件事其實可以看作一則有關中國人對待「亂」的態度的預言。其悲哀在於,人群形成有無數種理由,但我們認知它的方式卻只有一種,處理它的方式也只有一種(姑勿論人群是否一定要有處理的必要);那些公安保安,他們也只不過是想做好工作,深怕「萬一」有事,自己擔待不起(你我都曉得「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乃是根深蒂固的決策選擇)。

改裝一下魯迅關於國人色情聯想的那段名言,我們如今也可以說,中國人只要一看到人群,就馬上聯想到聚眾鬧事打砸搶;一想到聚眾鬧事打砸搶,對付它的方式就自然是不由分說地花力量驅散。結果在不少「群體性事件」裡面,「亂」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

至於我們為什麼會從人群的偶然出現,聯想到幾百年來種種導致「天下大亂」的歷史事件,並且統稱之為「亂」,那就是個待解的難題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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