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為扳倒王明向莫斯科派「特別梯隊」

劉亞樓、林彪、毛澤民聯名寫出一份有關黨內錯誤問題的報告

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收藏的毛澤民的檔案卷宗裡，有一份由王松、李進、週全聯署的《關於中國黨在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的錯誤問題》的報告。這份報告，正是劉亞樓（王松）、林彪（李進）和毛澤民（週全）根據福洛林主席的要求撰寫的。落款時間是：1940年1月8

報告內容包括：

李德不是共產國際代表，也不是由共產國際派去中國的，為什麼成為中國黨的「太上皇」？

博古連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員都不是，為什麼成為中國黨的總負責人？

博古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和他的幾個主要助手為什麼「現在在黨內仍然有相當的位置和相當重要的工作」？

1931年9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博古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並任主要負責人

「遵義會議這樣重要的決議案」為什麼歷時3年之久，「尚未到達國際主席團」？「我們不瞭解過去中國駐國際代表團在幹什麼」？！

中共七大即將召開，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問題，究竟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

…………

不難看出，劉亞樓、林彪和毛澤民在報告中提到的一連串的疑問，其實都與王明有直接的關係。

這份《關於中國黨在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的錯誤問題》的報告原件，存放在毛澤民的檔案卷宗之中，報告的執筆人是毛澤民毋庸置疑。但仔細讀來，又有耐人尋味之處：報告的前後兩個部分竟是由兩個人分別撰寫的。作者曾分別與毛澤民之子毛遠新、劉亞樓之子劉煜奮進行過認真的探討，對照了劉亞樓、林彪和毛澤民三人留在莫斯科的多份手跡；分析每個人的筆畫形態，起筆、落筆特徵，從而推斷出，報告的前半部分是由劉亞樓寫的，後半部分是由毛澤民寫的，而報告的通篇又是由毛澤民修改的。報告完成後，毛澤民用鋼筆在落款處的下方簽上了「週全」的化名和日期，劉亞樓和林彪則後用鉛筆簽上了自己的化名——王松、李進。

王明與毛澤東分庭抗禮

1937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逍遙」了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後，於12月9日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又稱「十二月會議」。會議主題是根據王明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精神，檢查抗戰以來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和教訓。

會議的第一天，王明根據共產國際的旨意，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在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提出比較系統的主張，即要依靠國民政府軍隊以求速勝，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

毛澤東在會上的處境十分困難。會議期間，毛澤東作了兩次發言，重申並堅持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和政策。由於毛澤東等人的抵制，王明的意見最終沒有形成會議決議。

在「十二月會議」上，中央政治局還作出一項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組織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部中國黨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團和中共長江局到達武漢後的第一次聯席會議上，即決定將中央代表團與長江局合併，由王明擔任書記。三天後，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大有另立中央之企圖。

毛澤東曾經說過：「十二月會議」時「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此後王明與毛澤東矛盾激化。1938年2月9日，不經毛澤東同意，王明就以毛澤東個人的名義發表對《新中華報》記者的公開談話；他不同意毛澤東關於抗戰階段的劃分，拒絕在武漢《新華日報》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不同意延安先斬後奏在華北成立晉察冀邊區政府；他提議停止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在延安的發行，主張改在武漢印刷製版……此後，在張國燾叛逃，王稼祥、任弼時在莫斯科，武漢的政治局委員人數經常超過延安的情況下，王明提出延安中央書記處不具合法性，指責張聞天和毛澤東不應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布指示和文件。

毛澤東的特遣隊

1938年1月，28歲的紅軍師政委劉亞樓被任命為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他的住處搬到了鳳凰山毛澤東的窯洞旁。

自從搬到鳳凰山，劉亞樓白天在抗大工作，早晚幫助毛澤東整理文件。毛澤東特別指示劉亞樓，要認認真真地讀懂他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幾篇文章。

這年4月初，毛澤東決定派劉亞樓去蘇聯學習。直到這時，劉亞樓才茅塞頓開—原來，幾個月來，毛澤東對他的親切教誨，關係到一項重要的任務和使命！

毛澤東請劉亞樓帶著《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幾篇重要著作，以及遵義會議的重要決議，叮囑他一定要當面交給季米特洛夫同志，並請他轉呈斯大林。

劉亞樓的兒子劉煜奮告訴作者，1938年以後，中共中央先後派劉亞樓、楊至成、李天祐、盧冬生、鐘赤兵、譚家述等6位紅軍高級幹部去蘇聯養病，並在中國黨校伏龍芝軍事學院特別班學習。其他幾位同志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有的負過傷，有的積勞成疾，而劉亞樓身體精壯，什麼病都沒有，他除了學習軍事外，還擔負著毛澤東賦予的這項特殊使命。

李德在《中國紀事》一書中曾回憶說：「他們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最重要的證據就是遵義會議決議」，而且「完整的決議到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手裡時，已經又是好幾年過去了，而且還不是通過正式的途徑」。李德這段話，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毛澤東曾派劉亞樓到莫斯科呈送遵義會議決議等重要文件的事。

1938年春天，任弼時到任後向共產國際匯報稱王明的種種不利於中共的團結；4月，劉亞樓又遵毛澤東囑託帶一系列決議文件前往莫斯科，以影響共產國際作出有利於毛的決策。一系列的輿論和宣傳工作，而最終的結果，也正是毛澤東所期望的——1938年7月，王稼祥終於帶回了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全黨團結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的意見。王明被扳倒了。在扳倒王明的鬥爭中，毛澤東向莫斯科派出的其實是一支以劉亞樓、林彪、毛澤民、楊至成等紅軍高級幹部為中堅的執行「外線作戰」的「特別梯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是這支隊伍最有力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