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奴」最後的覺醒和呻吟(圖)
──遙看巴金一生悲劇的落幕


巴金

中國近代著名作家巴金在一生中為了追求「革命」,寫了不少「誤人子弟」、「引人入邪」的小說。中年以前他號召衝擊「舊世界」。特別是不少「熱血青年」,讀了他的作品,奔向「革命」。從而他在中國受到極大的尊敬和獲得了極高的榮譽。

「舊社會」崩潰後,他也很積極地在「黨媽媽」的卵翼下,在文藝界中,跟著周揚等一批文藝打手批完這個,批那個。即使到自己也像以前其他被「衝擊」、被批判的人一樣,也受到了「衝擊」,被關了起來時,他還覺得「黨媽媽」總應是對的,當他的監獄裡的「室友」沙汀、王西彥教導他時,他還不悟,「跟著黨走會有錯嗎?」

大概直到「文革」後,他見到神經上已出現了毛病的,50年代初被批的關了幾十年的老朋友胡風時,胡風不理睬他,這時他才認真地回憶一生跟「黨」走的路子到底是「對」還是「錯」,當時批胡風,一是為聽黨話,另一是保自己。事實也是這樣,當時批胡是「偉大領袖」親自抓的,定性為蔣介石特務、反革命分子。誰不同意誰一定也是「反革命」,巴也不會是例外。

在他生命活動的最後(後來在「黨媽媽」關懷下,在醫院裡又躺了十多年,他想死,「媽媽」也不讓他死,留著當招牌用的)才認識到奴隸可分為「身奴」和「奴」,「身奴」還好說,「心奴」最為可悲,他自己就當了近一世紀的「心奴」。他說「奴者在身還好,怕的是奴者在心」,他認為他數十年「入了迷,中了催眠術」,到這時他才醒來。他幫「偉大的黨」做了不少害人的事,成了實質上的「幫凶」。他在八十年代初寫了不少帶有懺悔性的文章,合為「隨想錄」。

當然,在他的「奴」的分類中,他是屬於他自認的最可憐的「心奴」。

他自認反右時寫的「不可辱論」,也是為了活命。他應說那時「黨」在他身上打的麻醉劑在起作用了。)

他還恨恨地說「人為什麼不成獸」,大概因為獸不會說話,更不會說「慌話」、「假話」和「吹捧話」。「黨」要想讓他們也來參加歌頌「黨」的合唱,但在現在科技水平還辦不到。

他提出中國要建一個「文革博物館」的理想,也並未被他曾經熱愛過的「黨」所接受。只是因為他名氣大,不願觸犯他,怕他豁出命地跳出來,引來了不好的「國際影響」,損害了「黨」在國際上的「形象」,(不能說是「光輝形象」,因為他們不吃「中共」的飯,不一定須要說違心的話)所以總是避而不答。

其實,豈只是「文革」要建「博物館」,哪一個運動:鎮反、肅反、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和餓死五千三百萬人的大飢餓,都不應建「博物館」嗎?可是這些「館」都建立起來了。每一件都是「偉大的黨」引導的臭不可聞的事,如讓全國人民都清楚是「正確的黨」干的,它怎麼還有臉在台上指揮中國老百姓呢?怎麼還有臉讓中國老百姓唱「頌黨恩」、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呢?而且「黨」的領導對中國人民來說是最最重要的,必須堅持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嘛!維護「黨」的「偉、光、正」,維護「黨」的「榮譽」才是頭等大事,才是大節。

但巴金也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巴金對「黨媽媽」已不那麼親,有怨言的時候,「黨媽媽」還是一如既往地關心他,準備給他在他的家鄉成都建一個巴金紀念館,或以他代表作的人物、環境作為基礎的形象「紀念館」。這時「黨媽媽」給他吃的迷魂藥已慢慢失效了,他知道「黨媽媽」不是關心他,而是藉此利用他的名為提高「黨媽媽」的聲望,所以他多次堅決反對了。

直到他人生最後,在「黨媽媽」關懷下,使他在高級病房裡痛苦地煎熬了十多年,他一再要求安樂死,「黨媽媽」還要利用最後「屍公餘氣」的價值。

嗚呼!哀哉!這就是百歲老人巴金在晚年痛苦的覺醒,可為時已晚矣,孰能以此補半個多世紀的罪孽乎!

憶巴老,使人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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