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是毛澤東親自樹立的一面旗幟，一句「農業學大寨」就讓全國人民顛三倒四，也確實是一種世界奇蹟。也正是因為偉大領袖的號召，大寨的第一任村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就從一個農民在極短的時間內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國務院副總理和政治局委員。本來，在那樣一個年代，陳永貴式的奇蹟也沒有什麼，但是，比起其他工農幹部來，陳永貴還有一個致命硬傷，他的歷史並不清白。變節、自首、參加漢奸組織，給鬼子送情報，做偽村長—我們知道，劉胡蘭就是因為殺了偽村長被鍘刀給鍘死的。但是，這些在那個年代天大的事情，發生在陳永貴身上卻並不影響他的政治前途，可見政治的殘酷、虛偽和野蠻透頂。
陳永貴的歷史問題是這樣暴露的：
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在陽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員李觀海（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檔案中，發現李在1955年鎮壓反革命時交代他曾參加了昔陽縣日偽特務組織「興亞反共救國會」，並擔任情報員。該情報組中還有陽泉市糧食局管理員王久榮（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王寫的材料，也承認自己參加過日偽組織「興亞會」，內中還有「領導人是陳永貴」的字樣。
當時六十九軍在陽泉市的支左部隊負責人將此情況向黨委作了匯報，軍黨委派人審查了同案人的口供，查閱了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一二九師鋤姦部的一份昔陽縣敵偽情報人員名冊及敵偽檔案，其中就有陳永貴的名字，並註明是偽村長，情報員身份。日本關押時的審訊材料，上面寫的是「歸順釋放」。「興亞會」是日本憲兵的情報組織，陳還是「興亞會昔陽分會領導成員之一」，每週兩次去昔陽城給敵憲兵隊送情報，直接與日寇憲兵隊長清水聯繫。支左部隊負責人說，當時群眾稱陳永貴是 「陳二鬼子」。
六十九軍軍長謝振華，後來的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在他的《謝振華回憶文集》這樣寫道：「當時我約他在迎澤賓館六層中間靠左邊的一個房間裡和他談話。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說：‘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我說：‘不要著急，有什麼問題可以詳細談出來。’他說，‘我在抗日戰爭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後，被迫自首了，後來還被迫參加了日偽情報組織‘興亞會’，給日寇送了情報。我是三人小組的負責人。’我又問他，送情報和什麼人聯繫？陳回答：‘是和日本駐昔陽憲兵隊的清水大隊長直接聯繫，規定每週去送兩次情報。’」
以上文字確定無疑了陳永貴這一文革新貴的歷史污點，可以說，在那個年代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足以讓這個山西老農萬劫不復。那麼，陳永貴是怎樣逃過劫難而且終於到後來的大紅大紫的呢？
《謝振華回憶文集》是這樣記述的：「陳永貴的歷史問題被發現以後，於1968年9月，我即派當時出席‘軍工會議’的李金時（六十九軍副軍長）將陳永貴的問題呈報周總理。周總理當即指示：‘六十九軍的同志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影印件可報中央。’遵照周總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軍黨委名義正式上報北京軍區黨委轉呈中央。周總理陪外賓參觀大寨時，我又當面向他作了請示。總理說：‘要維護大寨紅旗，作為歷史問題，仍可讓陳永貴當代表出席九大，但只當代表’。」
毛澤東做出了保陳永貴的決定。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軍區司令員的陳錫聯，是「文革」中能直接聽到毛澤東指示的軍政要員，他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但也不說反映問題的六十九軍和北京軍區黨委有過錯，他向六十九軍領導傳達毛澤東聲音： 「陳永貴歷史問題，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毛澤東過71歲生日時特地請陳永貴吃飯，稱他是「莊稼專家」，對這位「文革」中「步步緊跟」、堅持集體化道路的「英雄人物」關愛有加，把他領導的大寨當作農業發展的方向，一個理想的模式，中國農業過關，就靠舉這面旗幟。據說，毛澤東認為陳是受壓迫的窮苦人，所以對陳永貴的歷史問題不予追究，保護過關。
有了毛澤東保護的陳永貴有峙無恐甚至倒打一耙，迫害了一些知情者和反映情況的人，暴露了陳永貴人格的陰暗面。《謝振華回憶文集》中寫到陳永貴歷史問題時說：「很清楚，有人證、物證和本人也承認，他確實自首叛變，又當了特務情報員。但事隔幾年，陳永貴搖身一變，在主持省委擴大會議期間，竟逼著我承認整他的黑材料，企圖置我於死地，殺人滅口，以隱瞞他的罪惡歷史。」
文化大革命那一撥人早就蓋棺論定，陳永貴死亡也已經21年。但是，給我們留下來的思索卻是很多的。就因為毛澤東的一句話，一個貨真價實的叛徒和姦細的歷史就被洗得乾乾淨淨而且青雲之上。也因為毛澤東的旨意，一些堅定的革命者卻成了叛徒、內奸、工賊等。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流氓權術、流氓政治竟然堂而遑之地被冠以革命的名號大行其道，將那些年代的黑白不分、是非顛倒演繹的淋漓盡致，令我們看的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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