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茉莉花行動的反應說明其政權的虛弱

中國一些地方最近有民眾提出,要響應北非的茉莉花革命,進行和平的聚會,引起官方的極度緊張。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好像是二十幾個城,是外國記者的報導。無論如何,我想這個號召很多,人到底參加了沒有,那是已經變成次要的。因為只要你有這個號召,共產黨就開始緊張。緊張到一種程度,就是它的特務人員、公安人員、便衣人員、以及有武裝的人員,佈滿了所有的地方,像北京王府井大街麥當勞前面,這個地方是已經成為禁區了。

事實上我們還沒有看到報導中國有多少人響應這個號召,但是共產黨已經緊張得不得了了。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所以人參不參加那個號召、有沒有機會,都還是次要的了,就是已變成一個心理戰術了。

這個心理戰術,共產黨一方面講,就很像是從前的淮水之戰,東晉把北方的胡人在八公山打得落花流水,以少敵多,結果搞得叫「草木皆兵」。這個「草木皆兵」就是現在共產黨這個心理,太可怕了。

所以這是從中國內部來講的。從外面來講,我們還有許多更重要的報導,這個報導就是現在涉及到外國記者了。

我們記得在2008年溫家寶親自下過一個命令,說為了奧林匹克的關係,要號召所有外國人都來,可以自由採訪,人權也可以改善,採訪也不用先呈報就可以直接採訪,也可以直接報導,現在完全取消了。

命令並沒有取消,但是底下的人,像外交部發言人說的話,就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就是你們絕對不能來,所有能夠有抗議集會的地方,外國記者都不能去,如果記者去的話,那就是有的攝影師常常被挨打,這個攝影師中間、記者中間,包括很多單位都去採訪,比如說CNN、BBC、 Bloomberg、《紐約時報》都被警告,不准採訪。有的採訪記者臉上被踢傷,身上打得一塌糊塗,還有一個記者賴在地上不起來,所以鬧得非常尷尬,完全失掉信用,就是從前說好的承諾,完全取消了。

當然在我們看來並不奇怪,因為共產黨一向以這個方式起家的。在它弱勢的時候,是一個非常好看的臉色,非常歡笑的;等到它自己得勢站在上風,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猙獰的面目就完全出現了。現在這個事是搞到外國人身上來了,所以外國記者在中國所受到的待遇是他們這一生恐怕從來沒有見到過的。

所以從這兩個方面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中共的草木皆兵的心理已經到了不能想像的地步了。事實上想參加號召也沒有用,因為共產黨的人員已經佈滿了,你已經沒地方插手了。這當然也是因為兩會在開會,使他們特別緊張,但最重要的,我認為是他們對自己並沒有任何信心,這是很可怕的現象,我還沒有看到一個政權在中國歷史上到這樣的地步的。

最近Francis Fukuyama,就是福山,是美國的一個思想家,芝加哥大學訓練的,他最近寫了一本書,叫《西方的政治秩序》,講西方的民主是怎麼開始的、怎麼發展的,從遠古一直到現在。所以在這個時候,在訪問中,他就特別講到中國制度。他說中國制度好像在應付危機的時候很有效,是一個專制制度,可是這個東西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本身不受任何東西控制。現在的國家,他說有三個因素,第一個就是一個合法的國家;第二個就是法制;第三個就是要有一種機制可以控制統治者不胡作非為。這三樣東西加起來,就是西方的,我們不叫它民主,其實這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必須要有的,否則就不會穩定。因為老百姓就不服從你,你馬上就變成失去了合法性。失去合法性,就看到現在是中東的情況、北非的情況。

所以共產黨想要維穩是最不穩定的一個因素,這個因素就是它專制官僚機構從上到下的統治,第一個是領導人如果一變成壞蛋,那就無法控制,沒有一個機制可以控制他、沒有法律可以制裁他;第二是整個官僚系統如果腐化起來,根本也沒有辦法改正它,因為沒有一個東西可以監督它,輿論也沒有、立法也沒有、司法也沒有,都是聽政治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造成一個制度是最不穩定的。所以這個不穩定,是內在的、是必然的、是沒辦法去掉的,除非它改弦更張,所以這就是說民主之重要性,就在這個地方。

孫中山要五權憲法,要把監察制度放在裡面,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機制。這個機制不應不有效,因為沒有跟民主配合起來,但是多少起一點震懾的作用,太大的貪官污吏常常會被告,無論你權力多大,被御使一告的話,馬上就成問題,甚至於傾家蕩產、甚至於自己被砍頭,這種事都可以發生的。

所以政治制度統治階層需要控制,這是沒話說的,這是天經地義的,中國也有的。不過西方像這種三權分立的制度,發展得更有效。所以福山認為如果要他選擇,他絕不選擇中國這個制度,因為中國制度實在是靠不住的,說不行就不行了,但是西方這個制度是可以有長期的穩定性。

所以這就是說老百姓的意志可以在政治上得到充分的表現,這個民主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公平、百分之百的我們滿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世界上沒有完全滿意的制度。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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