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震重啟中國網民「災難反思」(圖)
3月11日下午,日本仙臺以東約130公里的海域發生8.9級強烈地震
3月11日下午2時46分,日本仙臺以東約130公里的海域發生8.9級強烈地震,這次地震是日本140年來遭受的最強地震。地震發生後,日本政府開放媒體,其緊急救援機制也在災難中發揮強效。與此同時,中國網路出現「憤青」仇日言論,但這些言論立即遭到大多數公眾的抨擊,中國公民也開始籍日本地震重啟「災難反思」。
日本強震發生後,引世界震驚和關注,在中國,並未完全從四川"汶川地震"中恢復傷痛的國人,除呼籲發起對日本的"人道救助"外,再次對啟動新一輪"災難反思"及中日兩國在相似的地震災難中,在信息公開、緊急救援方面的不同。
在新浪微博及Twitter微博上,「憤青言論」出現在網路上:
網名為「郝妲」的人發布微博:日本地震了!真好!為什麼不是震在東京、橫濱?為什麼不是日本所有的城市都地震呢?為什麼只有7.9級呢?它要是10 級該多好啊~~我祈禱全日本都地震。有人甚至在推特上發表推文:「熱烈慶祝日本發生特大地震,是中國人就轉!」與以往其他中日公共事件中的仇日言論如出一轍。
這些言論一出,《時尚先生》雜誌主編鈄江明立擊回擊:「借日本地震檢驗微博質量,碰到幸災樂禍者立即拉黑,避免此類違背人性的言論傳播。建議各位遇到此類言論,不爭論,只拉黑。官方有官方的審查系統,我們有我們的人性審查。」《南方週末》評論員笑蜀也憤怒回應:「從九一一的叫好聲到今天日本地震的叫好聲,在印證我們國家首要的和最艱鉅的工作,是修復人性,否則一切無從談起。」
四川網友蒲飛推文:「作為最早在網際網路上公布汶川地震爆發消息者之一的我,終生難忘災區慘烈景象,時至今日也不能釋懷,今日日本國面臨如此慘景,吾國部分國民居然歡呼雀躍,是為國恥。」
中國知名的評論人「和菜頭」也發出推文:「在地震面前,人類只是草木,再無國別。像他們在汶川地震時幫助我們一樣幫助日本人民吧。」這些聲音成為面對日本地震時,中國大多數國民人性深處的選擇。
日本啟動緊急災難應急系統,國民安靜有序
日本地震發生後,首相菅直人身穿藍色急救人員制服出現在日本國家電視台上。他看起來很鎮靜,語調也很堅定。幾小時前,他還因接受不當政治捐款的問題而受到質詢和調查;
日本國家電視臺NHK不停播報海嘯預警、餘震預報、損失情況等,指導國民避難。與當時中央電視臺對「汶川地震」的災害報導中,要突出領導視察和指揮形成鮮明對比;
在全球多個對日本地震電視直播中,主持人說:「日本人大量避難於學校,體育館等公共場所,因為信任這些場所的安全質量和建築質量,日本國內建築最安全的不是政府大樓而是學校。反觀中國‘汶川地震’,大量校舍倒塌,屹立完好的大多為政府大樓。」
震後第一時間,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發表電視講話,他說:「你們在中小學都學過的避難知識,現在該發揮作用了。」
從網友傳來的現場照片看到,大量的日本國民,聚集在學校及體育場等避難處,即使是小學生,也訓練有素,安靜有序。
日本路邊的公共電話已經免費,便於聯繫家人。
正當中國網民通過多家國外電視臺或網路,來瞭解關於日本地震的相關信息時,中國網民也驚異的發現,中國媒體佔據顯要媒體位置的依然是「兩會」報導,更有甚者,有知情人士告知中國宣傳部門的封殺消息:「如有播放與日本大地震相關的境外節目,需立即刪除,不得直播或者轉播。」
中國沒有能力改善和做到救災管理,只有屏蔽
就日本地震後,日本政府的信息公開、應急管理等,德國之聲在採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時,感受到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對中國「汶川地震」的再次反思: 「在災難後的應急機制方面,世界上像中國的不多,中國一旦發生公共事件,就會遮蔽和實行媒體封鎖,日本的防災救災在世界上是相當成功的,像這次這樣大的災難,整個政府到國民井井有條,關於災害的報導,救災防災系統都如此完善,最重要的是傷亡程度很小,這麼大的災難放在中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這一系列的災難管理在中國都做不到。」
張鳴也批評了中國當局「災難管理」的落後及對信息的屏蔽:「當時‘汶川地震’時,政府以地震是天災為理由,其實救災防災問題、信息公開的問題,是政府的職責,應該做到這些。世界上很多國家,有一整套的災難管理機制,包括平時的訓練、逃生技巧等。最重要的一點,這次日本地震災難,看出他們的房屋質量非常好,我們在防災救災的硬體、軟體上都欠缺的情況下,我們的房屋質量還很差,其後的救災系統和機制都更差,即使‘汶川地震’後,像日本可以作為避難所的小學學校,在中國的小學校舍質量依然很差,政府還不允許去談論和批評此事,政府無能力改善和做到的事情,只有屏蔽。就在此時,我們甚至有些羨慕日本,我們也期待有一天,我們面對災難時也會如此。」
日本地震凸顯中國「人性災難」
就中國網路上出現「憤青言論」,德國之聲也採訪了最先予以回擊的《時尚先生》雜誌主編鈄江明,他認為這是一場「人性災難」:「在中國還是有這樣一些人,被稱作‘憤青’,這是和我們的教育有關係,我們在學生時代學習的歷史知識並不是準確的歷史,過度誇大我們曾被列強壓迫的歷史,對自己民族的所作所為沒有反省。我們一直沒有人性及愛的教育,及普世價值的尊重,我們在過度強調仇恨,我們所謂的愛是愛祖國、愛黨之類,而基於普通人性層面的愛很少,我們的教育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一種‘人性災難’,雖然說不一定比自然災難更嚴重,但會更持久,恢復人性是更難的事情,比對一個‘廢墟’的重建要難得多。」
他認為這其中根本原因為體制性障礙:「其實中國近年發生的很多事情都和人性有關,包括2010年的‘弒童事件’、‘黑磚窯事件’、‘拐賣兒童'等,中國已經突破了人性的底線,主流的官方聲音是發展是硬道理,最後引發的結果就是唯GDP是論,為了金錢可以拋棄一切,當初‘汶川地震’時,就有文章介紹日本人面對災難時的態度,我們總是運動式解決問題思路,出現災難,趕緊開晚會,號召大家捐錢等,地震之後,需要一個完善持久的機制來完成的事情,都無人再顧及。這需要制度之外的持久人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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