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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成才 宋朝頂尖的大學問家(組圖)

 2011-01-29 22:16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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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樵

宋代興化(今莆田),有一位傑出的史學家叫鄭樵。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幾十年如一日,在家鄉讀書、教書和著書,走上一條自學成才的成功之路。他的代表作《通志》與唐杜佑《通典》、元馬端臨《通考》合稱「三通」,為古代知識份子必讀之書,有「士不讀三通,是為不通」的說法。其中的「二十略」反映了他的史學見解,體現了他的史學智慧,凝聚了他多方面的學術研究成就,是我國傳統史學遺產中的一塊瑰寶,文化寶庫中的珍品。

鄭樵(1104∼1162年),字漁仲,自號溪西逸民。據《鄭氏族譜》記載,鄭樵出生在一個書香門弟之家,其先祖為「南湖三先生」之一的鄭莊。父國器,是貢元出身的太學生,曾賣掉自己的田產,修筑蘇洋坡,「灌田七百餘畝,鄉人德之」。父親的古道熱腸,助人為樂的善舉,在鄭樵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後來,鄭樵建永貴橋、蓋來庵,重修蘇洋坡等,恐怕也是緣於家風的影響。

由於家庭環境的熏陶,鄭樵從小就對六經、諸子百家之學感興趣。然而不幸的是,宣和元年(1119年),他父親從京師太學回故里,卒於姑蘇(今江蘇蘇州),年僅16歲的鄭樵,便趕赴蘇州護父喪回莆田安葬。從此以後,鄭樵謝絕人事,不應科舉,在越王山下搭了個茅屋,一邊守墓,一邊讀書,自己還要燒水做飯,生活十分清苦。後來,鄭樵又在夾漈山中筑了三間草堂,這就是聞名遐邇的「夾漈草堂」。在這裡他勵志自學,立下宏願,要讀盡天下古今之書,通百家之學。

夾漈山坐落在莆田的西北部,海拔750多米,峰巒疊嶂,樹木蔥籠,是讀書的好地方。與鄭樵一起讀書的還有他的堂兄鄭厚,兄弟倆志趣相投,朝夕相處,同窗共讀達6年之久。

兄弟倆同住在夾漈山,專心致志地讀書,一知道哪裡有藏書,就到哪去尋訪,直到讀完書才離去。在春暖花開、草長鶯飛的季節,他們提著酒飯,到深山裡去。碰到了奇泉、怪石、茂林、修竹,就坐下飲酒賦詩,縱論天下大事,抒發濟世安邦的心願。

鄭厚字景韋,比鄭樵大4歲,人稱「溪東先生」。志書說他「四歲聞人讀書能默記,七八歲通解經旨,作詩文皆出人意表。稍長,下筆成章,援引古今,議論不為空言。」鄭厚是個「通才」,不僅兼通五經,而且旁通史治和軍事。後人讚他:「器識高遠,諸子百家,靡不淹貫,見理如破竹,迎刃而解;作文從肺腑流出,自然根本超脫,別成一家。」這未免有點過譽,但毫無疑問鄭厚是個天資聰穎、博古通今的大學問家。

鄭厚既是鄭樵的兄長,也是鄭樵的老師。這一對年齡相彷的堂兄弟,在性格上是有差異的。用他們自己的評語,厚是「逸邁」,樵則「幽邃」。換句話說,鄭厚是才華橫溢,鋒芒顯露;鄭樵則是內涵精妙,含蓄深沉。這種性格上的差異,也反映在治學上。鄭厚才思敏捷,「見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無留手」;鄭樵則堅韌勤奮,「見理如攻堅木,終自擘折,稍遲耳」。鄭厚下筆「如狂瀾怒濤,滾滾不絕」,又「如迅馬歷隴陂,終日馳騁而足不頓,且無蹶失」;鄭樵著文「如懸崖絕壁,向之瑟然,寒人毛骨」,又「如大匠掄材,胸中暗有繩墨」。在處事上,「厚應變多方略,樵遲純有隱思」。儘管「二鄭」的性格、氣質和為人各有不同,但他們在學術上能夠共同探討學問,互收切磋琢磨之益,可謂相得益彰,珠聯璧合。

鄭樵、鄭厚兄弟倆一邊讀書,同時又在一起講學授徒。雖不被世俗之人所理解,但卻為青年後生所敬仰。

其時,鄭樵和鄭厚的講學之地為薌林寺。這是一所古寺,寺建在薌林山半腰的一塊盆地的邊緣,坐東北朝西南,四周群山環繞。鄭樵對薌林山景色有一段描寫。《夾漈遺稿》卷一《薌林閑居》詩云:「薌林蒼翠甚,極目可吟詩。梅子風前落,杏花雨後移。清溪過半郭,孤月隱疏籬,寂寂雲山外,蕭然獨自知。」寺院的清幽,確是科舉時代士子們閉戶苦讀的理想之處。

雖然生活在這樣的深山野林之中,講學著書自為一樂,但鄭樵關心世事,同情百姓苦痛的熱忱卻不曾衰減。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南侵,攻陷京城,二帝被俘,史稱「靖康之變」。莆田雖遠在數千里之外,也感受到震動。鄭樵心憂時事,懷拳拳赤子之心,曾多次上書樞密宇文虛中,請纓抗金,報效國家。但在昏君奸相當道的年代,連岳飛這樣的忠臣良將尚且飲恨風波亭,鄭樵的一腔熱血只能是「有心報國,無路酬君」。紹興五年(1135年)鄭厚再舉禮部奏賦第一,不久到外地做官去了。此後,「形單影隻」的鄭樵只好一頭鑽進夾漈深山,在「困窮之極」、「廚無煙火」的情況下,「風晨雪夜,執筆不休」。把自己的憂國情思和追求統一的心願,寄託在自己的著述之中。

然而,鄭樵早年立下修史的志願並非一帆風順,他一介布衣,身處山林,資料乏匱,寫史的艱難程度可以想像。同時鄭樵修史的最大困難還在於當時政治的黑暗,紹興年間,奸臣秦檜父子當政,在文化上壓制空前殘酷,私人修史是違法的事。他們以禁野史為由,迫害士人。鄭樵就是在這種「風波易起」的年代進行修史的。沒有執著追求的精神,沒有堅定的學術信念,他要堅持修史是不可能的。鄭樵不僅僅要克服物質上的困難,更重要的是,他還要避免因惡劣的政治形勢而帶來的文字災禍。這也許是他的代表作取名《通志》而不叫《通史》的一個重要原因。

   

據方志史料記載,鄭樵一生三次從興化赴南宋京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獻書。第一次是紹興十九年(1149年)獻出所著的一百四十卷書「詔藏秘府」。從16歲結廬茅山中,到此時出山奉獻部分學術成果,一晃30年過去。這一萬多個白天黑夜,鄭樵是怎樣度過的呢?他在《獻皇帝書》中,給人們開出一份珍貴的時間表和研究成果目錄單:

「十年為經旨之學。」著有《書考》、《書辨訛》、《詩辨妄》、《春秋傳》、《春秋考》以及《諸經序》和《刊謬正俗跋》。其中《詩辨妄》在詩學界的影響很大,連朱熹也不得不佩服其見識之高明。

「三年為禮樂之學。」寫出了具有重要學術影響的著作《謚法》、《系聲樂府》等。

「三年為文字之學。」如《像類書》、《續汗簡》、《梵書編》等著述在中國文字學、音韻學史上都佔據著重要的位置。

「五六為天文地理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寫出了一批很有份量的著作,如《天文書》、《春秋地名》、《爾雅注》、《詩名物誌》、《本草成書》、《本草外類》、《鶴頂方》、《食鑒》、《採治錄》、《畏惡錄》等。

「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寫出了《求書闕記》、《求書外記》、《校仇備略》、《書目正訛》、《圖書志》、《集古系時錄》、《集古系地錄》等在中國圖書目錄,校仇學發展史上具有相當影響的作品。

第二次獻書在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55歲的鄭樵應高宗召對。《福建興化縣誌》詳實記述了高宗與鄭樵的一段對話,節譯如下:

鄭樵上殿向皇帝奏說:「臣處山林30多年,寫書共50種。未完成的這部史書以歷代史籍為依據,始自三皇,終止五代,取名《通志》。此書參考司馬遷的體例,但與《史記》又有不同之處。臣摘取綱目12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給陛下。」

接著,鄭樵陳述了對《史記》和《資治通鑒》的看法,並談到自己寫史有參照前人的史體,但同時又有創新的地方。

高宗不勝欽佩地說:「朕聽到你的大名久了,講說古學,自成一家,真是相見已晚。」

不覺間已是三班漏下十數刻,鄭樵請允退朝。高宗道:「聽了你的高遠議論,朕都忘記了疲倦。」

鄭樵向皇上請求回歸山林,說道:「臣是糜鹿之性,草茅小民,終愛山林,還請陛下體諒。」

高宗下旨,授鄭樵為右迪功郎,主管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後改監潭州南嶽廟,讓他回家繼續把《通志》寫完。

第三次獻書是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鄭樵帶著200卷近700萬字的《通志》步行2000里來到臨安,進《上殿通志表》。時適「高宗幸建康(今南京)」,無緣得見,經輾轉傳遞,得一道詔書,升他為「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諸房文字」。最使他高興的是朝廷居然允許他入「秘書省翻閱書籍」。鄭樵滿以為可以實現渴望已久的夙願,他幻想著要博覽秘府寶卷,計畫著藉此機會整理一番古往今來的天下圖書,然而遺憾的是官場黑暗,希望成了泡影。

次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臨安,記起鄭樵獻書之事,於是命鄭樵呈獻《通志》,就在高宗詔旨下達的當天,鄭樵由於積勞成疾與世長辭了。「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為痛惜。太學生三百人為文以祭」。


鄭樵一生讀書、著述和講學。他的學識廣博,在當時可以說是首屆一指的。清代學者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間,記誦之富,考證之勤,實未有過於(鄭)樵者。」這種評價並非過譽之詞,而是恰如其分的。他的著作宏富,累計達八九十種之多,儘管大部分湮沒無存,完整留傳至今的只有《通志》一部,但僅憑此一部紀傳體的史學巨著,就足於確立鄭樵在我國史學史上的不朽地位。當代史學家呂振羽曾賦詩稱讚鄭樵與《通志》:「史通莆鄭著新編,門類略析脈絡全,食貨藝文顛主次,古今通變敘禪緣。敢提疑偽同知己,忍摭傳聞近史遷,未若船山闡理勢,廣搜博引仰莆田。」

鄭樵的《通志》是總輯之史,是他畢生學問的彙集,是繼司馬遷之後的又一部較有影響的通史。據《通志·總目》載,帝后紀傳20卷,年譜4卷,二十略52卷,列傳124卷,總計200卷。《通志》分紀、傳、譜、略四大部分。紀、傳、譜起於上古,迄於隋代,系抄錄自漢以來諸家舊史,並加刪改而成。略分為二十略,是全書的精華,記述了上古至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沿革變化,特別寫出了文化發展的情況。鄭樵對他的二十略是很自負的:「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因為五略是他在前人論說的基礎上進一步的發揮,沒有因襲,更無重複;十五略全是他自己發凡起例,獨立創作出來的。所以二十略是鄭樵最得意也是《通志》最重要的部分,是他治學的精粹和學術的總匯。

自《通志》問世以後,800多年來,對鄭樵學術思想的研究評論,眾說紛紜,褒中有貶,難以盡陳。與鄭樵同時代的大學問家陸遊說他「好識博古,誠佳士也」。而史官周必大卻攻擊他「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元人劉勛在《隱居通議》、錢士升在《南宋書》、明人柯維騏在《宋史新編》、周華在《福建興化縣誌》中對鄭樵的學術思想都給予很高的評價。南宋的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則是有褒有貶,譭譽參半。到了清代,戴震說鄭樵是陋儒,王鳴盛說漁仲是妄人,但章學誠則充分肯定了鄭樵的成就,說他「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而鄭樵的史學精神和價值只是到了近代,到了人們全面清算封建社會史學的種種弊病時,才真正被發現。當鄭樵的史學思想被用來作為封建史學的參照物時,它耀眼的光輝才得以充分地顯現。正如梁啟超所說:「史界之有(鄭)樵,若光芒競天之一慧星焉。」

綜觀鄭樵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他特別強調「會通」思想。鄭樵始終把這種「會通」思想作為治史的指導原則,強調「集天下之書為一書」。因此,《通志》實際上是綜合了古代的各種書籍而修成的包羅萬象的著作,它不僅記載了古代社會的歷史資料,而且涉及天文、地理、動物、植物、文字、音韻等等學術領域;它不僅記載了上述各門學科的學術內容,而且研究了這些學科本身的發展過程,把史學研究的範圍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二是他富於批判精神,勇於創新。在宋代理學極盛的時候,鄭樵敢於突破舊經學束縛,獨立思考,大膽喊出了「《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號,並第一個提出學習自然知識與儒學經典同等重要。他反對用天命觀來曲解歷史,徹底批判「災異說」是「欺天之學」、「妖學」,崇尚科學思想。同時,他還抨擊義理、辭章之學,提倡創新精神。

三是他是靠自學成才的,司馬遷和班固都是父子傳業,終身史官。而鄭樵只是山林窮儒,環境艱苦,困難重重。他的淵博學識完全是靠自學而來的,除了他終身保持著一股契而不舍的勤奮精神之外,其成功的經驗還有幾條。

一方面,他善於利用圖書資料,博覽群書。宋代莆田私人藏書之富是世人公認的,這就為鄭樵的著述和研究前人的成果提供了有利條件。「莆中故家多書者,(鄭樵)披覽殆通,猶以為未足」,於是,他便出遊搜訪圖書。「周遊所至,遇有藏書之家,必留借讀盡乃去」。宋人也讚道:「惟有莆陽鄭夾漈,讀盡天下八分書。」

另一方面,他十分講求科學的治學方法。鄭樵提出要注意對文獻資料的考證、辨偽,不輕信妄從,同時強調要到實踐中去印證書本的知識,去探索書本所未載的知識。為了寫《昆木草本略》,他「與田夫野老往來」;為了學習天文,他「晝理簡編,夜觀天象」;為考察山川地理的變遷和擴大眼界,他出遊名山大川,等等。的確,南宋的儒生,不僅受鄙視稼穡的舊觀念束縛,沈迷程朱理學的迂腐者頗多,而且大多數為科舉仕進的利祿所籠絡。然而,鄭樵卻能衝破舊藩籬,行核實之法,能深入實際生活中去,向勞動人民學習,表現出他超越一代宋儒的遠見卓識。難怪他的《通志》能廣搜博引,令人嘆為巨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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