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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獨夫到偉人的跨越(組圖)

 2011-01-29 19:16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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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核心提示:人在沒得到權力之時,是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權利的;但他一旦掌握了極權,便熱衷於鞏固權力、享用權力,極力剝奪別人的權利。從來沒有哪個獨裁者會主動交出自己的權力,也從來沒有一個既得利益者甘願自動退出歷史舞臺。蔣經國在他生命之火即將熄滅之時,他毅然決定還權於民,讓人民來選擇他的接班人。這艱難而偉大的一步,使蔣經國完成了從獨夫民賊到歷史偉人的嬗變。


蔣介石與蔣經國

留下「科學、民主、倫理」的6字遺言後,蔣介石「崩逝」,「風雨飄搖」的臺灣不久即被狼狽趕出聯合國。面對內外交困,蔣經國力排眾議,強力發動臺灣社會變革,直接推動了臺灣的經濟騰飛。到80年代,政治改革越來越成為一條斷腿。從現實角度上來說,蔣經國和他的同志原本也可以緩慢的漸進的推進政治改革,一步一步實現民主轉型,他們甚至制定出了20年左右的時間表。但從1986年起,政改的腳步明顯加快了,他開始加速把臺灣轉型成自由民主的社會。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對臺灣政局越來越有把握,另一方面他也預感到自己大限將至,而他當年的同學鄧小平也在進行一場「摸著石頭」的改革。他深信臺灣的民主示範所激盪的波濤終將越過臺灣海峽,對中國改革的局勢帶來革命性的衝擊。

《蔣經國傳》的作者陶涵是前美國資深外交官,他在書中說:1980年代,鄧小平的改革對蔣經國來說是另一個強大的刺激,迫使他加速臺灣的民主化。「經國眼看臺灣、中國、蘇聯、菲律賓及世界各地的民主運動交互衝擊,逐漸相信中國的民主改革是堅守統一理想,實踐兩岸統一唯一的一條路。同樣地,他也相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大陸,真正民主的改革不是不可能的。」遺憾的是,蔣經國根本沒有料得到他去世一年後發生在中國的一切。陶涵在書中頗為中肯的說道:「儘管國民黨和黨外政敵彼此不合,經國卻留下一個穩定的民主政治的關鍵條件——競爭者之間要維持某種程度的風度和節制。」

蔣經國的不同凡響之處在於他敢想敢做,有承擔歷史責任的卓識和膽略,更有為定國安民而甘冒政治風險的勇氣。在開始他的政治改革之初,他已經意識到,一定會遭到黨內一些勢力的抵制,一定有人擔心放開黨禁報禁之後會導致天下大亂,擔心會丟掉政權,擔心會就此亡黨。黨內大佬瀋昌煥警告蔣經國:「你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卻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作為一黨的領袖,這需要何等的胸懷和勇氣!如果僅從這句話看,甚至可以說他已經完全跳出了一黨一派一己之私,真正達到了「天下為公」的境界!

民主就是妥協,妥協需要胸懷,尤其需要手握大權的專制統治者具有妥協,甚至容忍不同政見、政敵的廣闊胸懷,蔣經國顯示了這樣的胸懷。蔣經國的胸懷除了體現在與自己部屬存在政見分歧時能夠容忍與接納外,還體現在反對派的應對上。正是這胸懷給臺灣民主力量的穩步成長提供了寬鬆的政治氛圍,也使「戒嚴」解除時,沒有出現政治能量的突然釋放導致的社會失控,民主變革的平靜而理性,世所罕見。

蔣氏父子與一般的獨裁者的區別,在於他們的親美背景和宗教信仰,不可否認基督教與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對對他們的影響。有人曾說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蔣經國也是「獨裁無膽」,但有別於其父的是他「民主有量」。

毛澤東是「無法無天」不同,嚴於律己不沾菸酒的蔣介石雖然獨裁,但較少將政敵肉體消滅。當年蔣介石邀請毛周首腦奔赴重慶和談,如要「陽謀」何其容易。臺灣省長吳國楨和陸軍司令孫立人曾與蔣介石長期衝突,蔣介石僅是迫其辭職而已。吳國楨去美國後公開譴責蔣介石。閻錫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陳濟棠等一再倒蔣,蔣也從未施以報復。馮玉祥之死與東北棄守都是一種栽贓。相比彭德懷劉少奇賀龍的下場,蔣介石對「造反」的張學良也只是軟禁而已。

毛澤東對知識份子毫不留情,先羞辱而後虐待,最後使其精神崩潰家破人亡。相對而言,蔣介石對「思想犯」和「良心犯」的迫害似乎要有一些罪惡感,他覺得很不光彩。中國啟蒙派和自由派大師胡適先生書生意氣,亦深受蔣重用和倚重,胡適死後蔣親撰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與毛一手製造的「胡風集團」冤獄恰成對比。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傅斯年桀驁不馴杯葛權貴,堅決不肯加入國民黨,蔣仍把傅斯年當作「座上賓」。自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當年拒絕隨傅斯年入臺,20年後竟被紅衛兵活活嚇死。

能夠完成由獨夫到偉人的跨越,在人類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蔣介石雖然比較檢點,但並沒有完成這種跨越,這也正顯示了蔣經國的難能可貴之處。毫無疑問,他之所以能走到這一步,有國際民主潮流的影響,有「江南事件」發生後美國的壓力,有當時臺灣經濟發展的推動和島內民間公民運動持續不斷的抗爭,有他長期專制統治形成的威權高壓,當然也有中國改革開放的衝擊,以及種種錯綜複雜的客觀因素。

但有一點不能否認,那就是蔣經國個人主觀上的誠意和努力。他的胸懷、眼光和氣度,他身上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所給予他的重新創造歷史的勇氣。因為疾病纏身,蔣經國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要向歷史作出交代,給島上留下一個和平轉型的空間。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務實,蔣經國在生命最後時光的大手筆成就了一個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塊飽經患難的土地。

  

蔣經國不僅結束了臺灣的專制歷史,也終結了臺灣的強人政治。無論後來的臺灣民主在李登輝陳水扁的黑金時代出現了多少令人不滿意的地方,無論人們對臺灣的民主有著如何不同的考量和評價,我們都不能不承認,如今臺灣已經形成了一個開放的自由社會,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所有的權力都被關進了法律的牢籠,民眾獲得了來之不易的安全和權利。這裡既不是富人的天堂,也不是窮人的地獄,一個橄欖形的社會結構已經成型。這一切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結果,但也決離不開蔣經國24年前的遠見和決斷。

(本文節錄自「蔣經國:從強人到偉人」作者杜君立。文中原以毛萬歲稱呼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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